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
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
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
“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
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
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
，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
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
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
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
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
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
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
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后决定
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
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
，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等４８１人党籍的议案。广州政府的“四大”则于１１月１
８日在广州召开，由于各派争吵不休，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
，另外在上海召开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
四届一全会，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
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的人马组成，蒋介石派在政府中居于明显劣势。不过
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府
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
暂缺。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有一只忠于他的私家军，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别人根本指挥不
动这只军队。所以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
取强硬的态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
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
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
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
后一块地盘。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
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
自己的实力。
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就在此时，又爆发
了让孙科难于应付的上海事变。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侣忽然被
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
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
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
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
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
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
海的民间反日团体。
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１９３
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
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后，孙科自
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于１月２５日辞职。新国民政府于１月
２８日成立，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
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
月１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
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２月８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
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５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
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汪
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
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
。３月６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
变宣告结束。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
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
的想法。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只好提出让蒋介石
复出领导军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的国民政府
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由于上海为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在列强们的调停下，中日
开始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派外交次长郭泰棋和日本谈判，双方于５月５日达成《淞沪停
战协定》。但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却在中国的民众中间引起了愤怒，上海的愤怒民众
把郭泰棋责骂为卖国贼并将其打伤。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
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汪精卫在北平时找当时任北平绥靖公署
主任的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却一直称病不见，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
海游船，使汪精卫深感气愤。７月１７日，日军在热河发起了新的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
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
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赢中原大战
，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
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
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
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
，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精卫出国后，日军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进攻山海关，２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
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
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
张学良，３月９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３月１
０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３月底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在复职后一方面批评张学良的避战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
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后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
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
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
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
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
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
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
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
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
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
》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
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
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
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
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
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
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
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
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
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
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
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
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
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
下了思想基础。
不久汪精卫遇刺，被一名抗日军人连发三枪至重伤。此后汪精卫不得不再次告别政坛，前
往欧洲疗养。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主和避战的“主和派”，汪精卫则是
主张抗战的“主战派”，抗战初期积极抵抗的十九路军也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这和１
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掌握军队实权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避而不
战，使没有军队的汪精卫的抗战计划成为一句空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
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艰难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
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
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
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
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
，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
，说昨晚９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
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
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
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
，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
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
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
承认。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
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
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１９
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
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
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
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
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
４１票对１票（１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
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
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
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
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
，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
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
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
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
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
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
。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
，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
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
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
，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
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
。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
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
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
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
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
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
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
：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
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
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
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
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
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
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
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
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
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
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
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２月１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２月
２２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
５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
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
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
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１
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
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８月８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
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著辞
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
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
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
，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
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
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８
月２３日宣告复职。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
为暗杀的对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
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
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
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
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
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
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
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
，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
“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
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
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
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
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
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
，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
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
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
手操纵。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
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
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
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１９
３６年６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１９３
６年７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
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
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