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
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
”，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
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１２月３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
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
的地盘。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
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
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张学良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
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
政策。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
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
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
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介石开始拒不接
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
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
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
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
学良判刑１０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军事法庭对
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
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
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
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
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１
９３６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
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
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
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
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１９３７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１９３７年２月
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
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
，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１９
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
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八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
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１９３７
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
颇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
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１９３７年的芦沟桥事变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
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
，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
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
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
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
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
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
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
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
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
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
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
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
，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
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
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
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
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
，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
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
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
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
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
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
，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
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
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
，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
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
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在抗战的开始阶
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
》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
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
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
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美国代表还建议中国应
该：“公开宣布消除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避开谈论恢复
战前国土原状的问题，前景还是乐观的。”
英国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将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调。”意大利代表则公然为日本辩
护：“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
冲突的任何一方。”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
，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
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１９３７
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
”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
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
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
，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
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
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
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
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
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
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
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
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
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
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
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
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
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
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
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
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
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运动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这种进攻又显得毫无战略章法，不禁使人
怀疑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侵华战事既
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
”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
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
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
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
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一举而占领中国各
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难道日本人的战略眼光真的这么差？连李宗仁所说的军事常识都看不到？其实这里面还有
另外一层原因。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侵华战争，似乎是把中国作为其敌人，然而少壮
派军人真正想打倒的对手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国内的官僚集团，中国被他们利用作为挑
战日本官僚政权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
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
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
丹妙药。１９３０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
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
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意大利式
的法西斯体制，都是作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
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日本军中的少壮派们也提出要改变现有国体的设想。他们提出要
废除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型利益国家，建立一个人人灭私奉公的、尽忠报国的、
以道义而不是以利益为本的新型国家。当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不会轻易让出他们
的政权，军人们要想夺取政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军事纠纷，使日本国内陷入非
常时期的战时状态，这样军人们就可以用军事上必要为理由征收个人财产，侵犯个人人权
，以国家大义为借口堵住一切反对派的嘴，为改造国家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尽管日本军
人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使日本打赢战争，却成为了战后日本在国家
的主导下发展经济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型。
在这种改变国体的呼声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卫文吕（借字，原字上麻下吕）内阁成
立。近卫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政治家，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思想却十分活跃敏捷；虽然
近卫是文人，但在军人集团与文人政治集团发生冲突时，近卫对军人持同情态度，所以近
卫内阁得到军人和文人双方的支持。近卫上台后，在开始著眼改革日本国体的工作，近卫
宣布他的政府方针时说：“要建立基于国际正义的和平，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施政”。此
后日本政府开始学习苏联搞国家主持的五年计划，实施国家控制主要产品价格的统购统销
战时经济制度，不久后又解散了所有政党，试图建立一个希特勒式的“举国一致”独裁内
阁。以上这些国体变革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作为借口，在和平环境下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历史上并没有个人独裁的传统，一贯是集体领导体制，所以独裁体制在日本颇难立
足，近卫也无法成为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阵营
对独裁阵营的战争，但这并不准确，民主阵营的苏联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独裁阵营的日
本却是民主国家。尽管在二战期间日本军人试图建立一个独裁国家，但并没有成功，日本
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称得上独裁者的人。有人试图把日本的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
并列成为独裁者，这完全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东条英机实在无法算成是一个独裁者。
近卫文吕上台才一个多月，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成为近卫内阁的棘手问题。当时近卫本
想采用不扩大的方针，军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积极鼓动近卫亲自飞往南京和蒋介石“促
膝谈心”，彻底解决中日间的纠纷。近卫对石原的设想有所动心，甚至准备了出访的飞机
，但后来由于遭到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近卫又派亲中派国会议员宫崎龙介
乘船前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但宫崎龙介在上船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强行送还东京，可见
当时日本军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近卫不得不向军方妥协，采取了
对中国的强硬姿态。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在
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试图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
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
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
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如果没有外援的话中国将必败无疑，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
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德国当时已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其主要原因是
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朋友
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
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
，“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蒋介
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
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
不得已停供中国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请德国出面调停，中国也比
较放心。
于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
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
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
前车之鉴，不要象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
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
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
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
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１２月２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
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
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
还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
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
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蒋介石还说：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
，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
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部署军事的蒋介石打来电
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
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
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
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
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
。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
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
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