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初，正当清政府皇太后慈禧及载漪、刚毅等王公大臣把义和拳改造称为义和团，纵容、驱使和指挥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焚烧教堂、焚烧民房、肆意杀戮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中国人，正当京城官军以及由官方指挥的义和团打着“灭洋”的幌子，大肆为非作歹、烧杀抢掠愈演愈烈之际，远在南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位封疆大吏和清政府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3人，目睹北方日益恶化的局势，早已坐卧不安，心急如焚，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忧心忡忡，搜肠刮肚地思量着应该采取的对策。

6月15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致电清政府总理衙门，明确提出了“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机变甚急，间不容发”的紧急建议。他们在电文中说：“拳匪势甚猖獗，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宣布劝谕，该匪未必遽散，散亦难保不复聚，即或遵谕解散，外人以西人及教民伤亡甚多，我未办匪，遽行了结，群相诘问，我何辞以对？况就目下局势观之，断难就抚，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协从乃散，或可转危为安。即此了结，将来商办善后，已属不易，若一方宣抚，一面拳匪仍痛杀教民，各国断难忍耐。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机变甚急，间不容发，请代奏。”（《清代通史》下卷，第2232—2233页）

此时，英国驻上海领事分别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以协助剿匪为名，公开表示英国准备派遣海军进入长江。盛宣怀获悉此事后，则认为这是英国借口出兵侵占长江流域的一个阴谋，如果听之任之，造成事实，其它各国将纷纷效尤，从而招致瓜分之祸。6月20日，盛宣怀迫不及待地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劝说刘坤一坚决拒绝英国政府的企图。盛宣怀在电报中说：“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清代通史》下卷，第2233页）

刘坤一采纳了盛宣怀的意见，当即责令上海道余联沅将“自任保护”的主张，通告给各国驻沪领事。英国政府鉴于其它列强各国之间相互牵制掣肘的复杂局面，权衡利弊，只好谋求与两江、湖广二位总督取得谅解及合作的方针，以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遂将此意图由驻上海、武汉两地的领事直接转达给刘坤一和张之洞。

6月24日，盛宣怀获悉“津租界炮毁，洋人死者甚众，英提带兵千余殁于路”的京津战况，作为有良心同时又有头脑的中国人，他没有丝毫的喜悦和兴奋！相反，盛宣怀敏锐地预感到中国已经危在旦夕，即将大祸临头，出于中国爱国政治家的本能，他立即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明确提出了“以东南互保而挽救社稷苍生”的救国方略。该电文说：“沪各领事接津电：津租界炮毁，洋人死者甚众，英提带兵千余殁于路，已各处催兵，看来俄、日陆军必先集，指顾必糜烂，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坤一字岘庄）、香帅（之洞字香涛），会同电饬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清代通史》下卷，第2233—2234页）

盛宣怀仅仅用了短短的一百多字，就完整、准确地表述了一个完美的救国方案！刘坤一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后，深感事关国家安危而且事态万分紧急，不敢耽搁，立即致电张之洞征询意见。一经交换意见，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位封疆大吏完全接受了盛宣怀提出的“东南互保”救国方略，并立即行动起来，当即组成了以盛宣怀为核心和有上海道余联沅、道员陶森甲参加的三人谈判代表团，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团进行紧急磋商，商谈订约的具体事宜。6月26日，在盛宣怀的周密策划之下，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代表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真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已照旧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清代通史》下卷，第2235页）

“保护东南章程九款”签订之后，各国“领事团并致上海道余联沅公函一件，保证在中国督抚厉行东南互保条约时，不在长江流域采取仇视行动，不派兵登陆。”（《清代通史》下卷，第2235页）

从6月24日盛宣怀致电刘坤一提出“东南互保”救国方略，到6月26日签订“东南互保章程”，前后不足3天时间！

互保条约签订后，慈禧颁布的对外宣战诏书传到了上海。盛宣怀针对“互保条约”与“对外宣战诏书”之间存在的明显对立与矛盾，立即提请刘坤一、张之洞责成上海道余联沅向各国驻沪领事发表声明：“无论此事如何，仍照原议办理，一力担承，断不更易。”言外之意，刘坤一、张之洞管辖的中国区域，将不执行慈禧太后的“对外宣战诏书”！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发表了这一声明之后，各国驻上海领事也立即作出积极响应，在致上海道余联沅的照会中声明：“倘两制府能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外国人民产业，各国政府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进兵。”（《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274页）盛宣怀还致电闽浙总督许应骙，促使许应骙一致行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四川省总督奎俊及东南各省一些督抚闻风而动，纷纷表态，参加“东南互保章程”。《中国历代战争史》一书评论说：“于是东南半壁联成一气，保持中立，成半独立状态矣。”（《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274页）其实，“东南互保”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此。胡绳先生补充说：“和南方各省督抚采取同一立场的，还有陕西巡抚端方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袁世凯所部号称北洋军队中的劲旅，他的驻地又同天津战区近在咫尺，但他不出一兵一卒援助天津。他在山东实行所谓‘保境安民’。在英国人向他征询对于东南互保的意见时，他答复说：‘我的意见和那几位总督相同。’”（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20页）

胡绳先生说：1900年“六月二十五日（即公历7月21日），刘坤一、张之洞和四川总督奎俊以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巡抚联合奏报，用含糊其词的说法报告了他们同各国‘定订章程’这件事。朝廷在答复他们的上谕中却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同意：‘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历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案商民为尽其在我之实，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到了各国侵略联军占领北京后，逃出北京的朝廷在一道上谕上说得更加明白：‘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20—621页）

由上可见，盛宣怀策划并参与实施的“东南互保”救国方略，非常及时地稳住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局势，坚决抵制了慈禧对外宣战的误国决策，与此同时，也非常及时地遏制了各国联军在中国的行动，避免了瓜分之祸！“东南互保”救国举措也赢得了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认可和肯定！

当时，列强各国在联合行动的同时，各自都有自己的图谋和行动，一些列强国家妄图乘机瓜分中国。其中，最为恶毒的是俄国。沙俄在霸占了旅顺、大连和利用中东铁路控制了中国东北的基础上，借机组建了所谓第一、第二、第三3个“西伯利亚军团”和“登陆军团”，共计约有作战部队13.5万余人，各种火炮328门，再加上已经在中国境内的8000人“护路”武装，里应外合，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并且跨过山海关，侵入京津。对于俄国的军事行动，时任俄国陆军大臣的库罗帕特金在《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一书中写道：“最后，由于皇上直接下令，陆军部才采取行动，集中军队……，到1900年秋，我们已从水路两路集中10万人的一支军队，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利涅维奇将军指挥的联军攻占义和团运动的司令部所在地北京，也有助于满洲秩序的恢复，而格罗戴柯将军以充沛的精力组织和派遣若干纵队进入满洲，以此援救在哈尔滨受围的格尔罗格斯将军，也是值得称道的。齐齐哈尔和吉林为连年卡姆普夫将军所攻占；奉天（即沈阳）为苏鲍京将军所攻占。”（库罗帕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出版，第89页）——这位俄国陆军大臣的记述，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俄国已经趁机占据了中国东北地区，并以10余万大军待命，时刻准备介入对中国继续进行彻底瓜分的罪恶！

俄国之后，其次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尝到巨大的甜头之后，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越来越大，对于俄国大举入侵中国东北的举动甚是不安，它不仅参加了联军入侵，同样还有自己的单独行动和打算。1900年8月24日，“台湾总督、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在陆、海相的有力支持下出动台湾驻屯军占领厦门。……各国纷纷将军舰派往厦门示威。主张国际协调的日本枢密院议长和反对出兵的外相青木周藏等遂设法阻止了陆军占领厦门的计划。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见计划破产，恼怒地提出辞职。”（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52—53页）台湾总督、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公开入侵厦门的举动，因遭到其它列强各国的强烈反对而被迫中止了。但是，日本借机侵占中国南方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这就是孙中山所一贯标榜的“1900年惠州起义”。

其实，孙中山所标榜的“1900年惠州起义”，始作俑者并不是他孙中山，而是日本人。据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撰写“正文”和孙中山撰写“序言”，二人合著并于1902年在日本出版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叙述：首先提出发动华南事变的是宫崎寅藏与另一位日本浪人末永节。他们征得九州实业巨子中野德次郎的赞同和资助后，宫崎寅藏才通知孙中山参加。当时的孙中山连吃住的费用已经一连几年，都是由日本玄洋社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安排提供，孙的一切活动完全在日本的控制和指使之下。孙中山为实施所谓“惠州起义”而离开日本时，于6月5日专程赴东京向犬养毅、头山满、福本诚等日本要人道别。孙中山在临行前发表谈话说：“目前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计划要聚集众多同志，并徐待时机。”（明治33年6月11日神奈川县知事致外相，秘甲第312号）（转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08—209页）鉴于孙中山不敢潜入中国本土，日本人为孙专门提供了名为“佐渡丸”的轮船，躲在公海上密谋策划。宫崎寅藏说：“这条船是我党总统的住所，同时也是参谋本部和交际俱乐部。”（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改译、注释，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于1981年8月出版，第213—214页）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说：7月“18日晚，孙中山在‘佐渡丸’上召集会议。入夜召集福本诚、清藤幸七郎、近藤五郎、平山周、宫崎寅藏开会，全体同意先生提议：福本诚留在香港从事准备。如准备不能如意，即以现有力量举事。举兵时以郑士良为主将，近藤、杨衢云为参谋，福本诚为民政总裁，平山周副之。会议中所有争论及异议，均以先生意旨为准。先生又对郑士良指示军事方略，日本同志决定协助郑进入内地。玉水常治、野田兵太郎、伊东知也等留港等待起事。”(《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23页)——值得注意的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除孙中山之外，都是日本人！由于这群日本浪人闹内讧致使其阴谋迟迟不能得逞。9月3日，孙中山一行回到日本长崎；9月7日，赴东京拜访犬养毅，与犬养毅、内田良平、荣开（中国人）、宫崎虎藏、清藤幸七郎、原祯等，举行秘密会谈从中午12时30分至晚6时30分。（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40页）9月28日，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台湾，协助日本陆军大将兼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孙中山抵达台湾后，“会见了儿玉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要求他们为起义提供武器。”日本人军政长官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当时随孙中山赴台湾的平山周（日本人）回忆道，儿玉提出援助条件时说：‘若孙以己之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造（割让）的借口，使（日本）得以占领厦门，以后当可援助武器。’（平山周：《中国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本及日本人》1911年第569号，第94页）”（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52—53页）10月初，正当孙中山指使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在惠州一带举行骚乱时，日本政局突然发生变化，“伊藤博文内阁取代山县有朋内阁，严禁向起义军提供武器和日本人参加起义军，并禁止孙中山等人在台湾活动。”“台湾总督府奉日本政府的命令，将孙中山和平山周驱逐出台湾。……惠州起义随之宣告失败。”（（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53—54页）——所谓“惠州起义”从提出到破灭，都是日本人决定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日本政府的外交指令行事！孙中山离开日本人的支持，当然也就失败了。他在广东惠州一带的追随者自然遭到中国政府的镇压！从中国方面来看，坚决镇压里通外国的“惠州起义”，恰好是“东南互保”，粉碎外国势力瓜分中国阴谋的又一个胜利！

总之，“东南互保”，功不可没，正是此举，保住了中国的一统江山！正是此举，为谈判解决双方冲突创造了有利条件！撇开其它问题不谈，单就东南互保救国之举来说，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三位先辈为我们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值得我们后人称道和颂扬！

2007年8月18日凌晨2时18分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