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4日星期一17时25分改写

主题词：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孙中山上书的动机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第59页）就是说：他从1885年中法战争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到1923年初，其革命生涯已经有37年。在其所谓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更是详细地自我介绍个人的简历说：“予自乙酉（即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科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即尤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之，不以为大逆不道而笔直，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郊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8——246页）

总之，孙中山一贯说，他自1885年开始从事“革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有确凿证据表明：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孙中山依然是一个拥护和热爱清政府的普通百姓，并且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尽心竭力地……！

打开宋庆龄题写书名、中华书局198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页，就是孙中山于1894年精心炮制的著名大作《上李鸿章书》。

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写道：“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直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将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孙中山为了讨好李鸿章，还在这封信中吹捧道：“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由上可见，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对于清政府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加赞美，大肆吹捧，说什么社会“风气日开”、“朝廷勤求政理”、“励精图治”、“奋筹富强之术”、“无利不兴，无弊不革”、国家发展“月异日新”等等，等等，把清王朝描绘成令中国老百姓“逖听欢呼、闻风鼓舞”的太平“盛世”。孙中山万分庆幸、感激涕零地说：“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

在8000余言的《上李鸿章书》中，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孙中山诚惶诚恐的精神面貌！孙中山说自己从1885年开始革命，可是，在他于1894年6月呈递的《上李鸿章书》中，看到的却是一幅样子，实在令人惊诧，不敢相信此信竟然出自孙中山之手！

笔者还注意到孙中山在以下时间的所作所为：

1894年6月，孙中山呈递《上李鸿章书》；

1894年10月、11月，外国侨民在上海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了《上李鸿章书》；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参与组建了以反对满清为宗旨的檀香山兴中会。

稍微留意孙中山在以上三个时间的所作所为，就不难发现：

第一，孙中山呈递和发表《上李鸿章书》的行为，从上书的内容中显示出：孙中山对于大清王朝的忠心耿耿，没有丝毫的不满情绪！

第二，孙中山参与组建的檀香山兴中会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清团体；

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是一面向大清王朝献忠心，一面从事反清活动，二者几乎是同时并举，好像发生在同一时间！其实不然，孙中山向大清王朝献忠心在先，而从事反清活动在后，前后间隔的时间极短、极短，短到令人无法察觉！

孙中山对清政府从完全拥护到势不两立，这样两个极端立场的转变过程极为短暂，几乎是在瞬间完成。对于这一突然的变化过程及其发生的原因，至今还没有文章论说此事。只有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对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内容及其动机作了较为中肯而又客气的评价。

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先生说：“国民党的历来的一些历史撰述者力图论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从幼年时就已经确立，以后一直不变地保持下来，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在1893年（应该是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可以证明，直到这时，他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革命。”胡绳还说：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并没有超过同时期的康有为的上皇帝书的水平。”胡绳还尖锐地指出：“孙中山的上书也显然决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71—672页）胡绳这里所说的“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其含义就是：读书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孙中山也是如此！

笔者认为一旦揭开历史的真面目，对于进一步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孙中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