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9日星期二7时45分

由孙中山领衔呈递的《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又称《致港督卜力书》，是孙中山乞求英国政府颠覆中国政权的一封信。关于此信的写作时间，据我查阅有三种说法：

其一，由宋庆龄题写书名，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三家合编，并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认定是：“一九OO年六七月间”。其理由是：“底本说明此件写于香港舟中（七月中旬），而《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文本原文则谓在此之前，因酌定为六七月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1页注释）

其二，由李敖撰写、并由李敖出版社于1987年9月出版的《孙中山研究》一书认定是：“1900年7月24日”。（李敖：《孙中山研究》，李敖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0页）

其三，由陈锡祺先生主编、由中华书局于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则认定是：1900年“8月上中旬（约七月中旬）”。其理由是：“上书时间有多种说法。细绎《上卜力书》及《平治章程》文义，该件与孙李合作无涉，且完成时间，应在8月中旬以后。陈少白记该上书之作系‘际此中央无主’，则旁证上书卜力是在8月15日北京沦陷、两宫出走之后。”（《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27页）

对于以上三种认定，我觉得李敖先生所说的1900年“7月24日”，较为准确。但是，李敖所说的“7月24日”，是中国的农历，而不是公历。因此，把这个农历日期转换为公历，其时间则是：1900年8月18日。这与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所作的认定，不仅不相矛盾，而且一致。其理由有三：第一，宋庆龄题写书名的《孙中山全集》出版在先，而后出版的《孙中山研究》和《孙中山年谱长编》，都否定了《孙中山全集》中所作的认定。此举对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的陈锡祺先生等学者来说，肯定经过一番考究后才作的认定。第二，《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的起草人陈少白说，此信是写于“中央无主”之时，而两宫出走的时间是1900年8月14日（即农历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完全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8月15日（即农历7月二十一日）。第三，此时，正是孙中山与日本人发生意见分歧之时，孙中山转而乞求他在香港医科学校读书时的老师、现任香港总督卜力，是大有可能的。

1900年8月18日，由孙中山领衔、陈少白起草、何启英译，由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八人联名致香港总督卜力的这封信，其标题为《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全文如下：

“窃某等十数年来，早虑满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国，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保守小节，祸恐靡既。用是不惮劳悴，先事预筹，力谋变正，以杜后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祸。当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摇，各省地方势将糜烂，受其害者不特华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某等观此时艰，亟思挽救，窃恐势力微弱，奏效为难；政府冥顽，转圜不易；疆臣重吏，观望依违；定乱苏民，究将谁属？深知贵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且商务教堂，遍于内地，故某等不嫌越分，呈请助力，以襄厥成，愿借殊勋，改造中国，则内无反侧，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华人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贵国其慎裁之！否则恐各省华人望治心切，过为失望，势将自谋，祸变之来，殆难逆料，此固非某等所愿，当亦非贵国之所愿也。时不可失，合则有成。如谓满政府虽失政于先，或可补救于后，则请将其平素之积弊及现在之凶顽，略为陈之：朝廷要务，决于满臣，紊政弄权，惟以贵选，是谓任私人。文武两途，专以贿进，能员循吏，转在下僚，是谓屈俊杰。失势则媚，得势则骄，面从心违，交邻惯技，是谓尚诈术。较量强弱，恩可为仇，朝得新欢，夕忘旧好，是谓渎邦交。外和内狠，匿怨计嫌，酿祸伏机，屡思报复，是谓嫉外人。上下交征，纵情滥耗，民膏民血，叠剥应需，是谓虐民庶。锻炼党罪，杀戮忠臣，杜绝新机，闭塞言路，是谓仇志士。严刑取供，狱多瘐毙，宁枉毋纵，多杀示威，是谓尚残刑。此积弊也。至于现在之凶顽，此后尚无涯涘，而就现在之己见者，则如妖言或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褒以忠义，是为诲民变。东乱既起，不即剿平，又借元凶，命为前导，是为挑边衅。教异理同，传道何罪，唆耸民庶，屠戮逞心，是谓仇教士。通商有约，保护宜周，乃种祸根，荡其物业，是谓害洋商。睦邻遣使，国体悠关，移炮环攻，如待强敌，是谓戕使命。书未绝交，使犹滞境，围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谓背公法。平匪全交，乃为至理，竟因忠谏，惨杀无辜，是谓戮忠臣。启衅贪功，觊觎大位，不加诛伐，反授兵权，是谓用偾师。裂土瓜分，群雄眈视，暗受调护，漠不知恩，是谓忘大德。民教失欢，原易排解，偏为挑拨，遂起祸端，是谓修小怨。凡此皆满政之的确罪状，苟不反正，为祸何极？我南人求治之忱，良为此矣。某等深知今日中外安危之所关，满汉存亡之所系：是用力陈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乱萌，藉知稍缓，事宜借力，某戒轻心，上国远图，或蒙取录。兹拟平治章程六则呈览，恳贵国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除去祸根，聿照新治，事无偏益，利溥大同。惟是局紧机危，时刻可虑，望早赐复，以定人心。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计开

一、 迁都于适中之地。

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来往之程。

二、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一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

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惟于年中所入之款，按额拨解中央政府，以为清洋债，供军饷及宫中府中费用。省内之民兵队及警察部队，俱归自治政府节制，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至于会内之代议士，本由民间选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备，暂由自治政府择之，俟至若干年始归民间选举，以目前各国之总领事为暂时顾问局员。

三、 公利于天下。

如关税等类，如有改增，必先与列国妥议而行。又如铁路、矿产、船政、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教士、教堂、旅店，一律保护。

四、增文武官俸。

内外文官廪禄从丰，自能廉浅持躬，公忠体国。其有及年致士者，给以年俸，现在官之久暂，定恩额之多少，若为国捐躯，则抚养其身后。

五、平其正刑。

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六、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如文学、科学、律学等，俱分门教授，学成之后，因才器使，毋杂毋滥。”（李敖：《孙中山研究》，李敖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0——94页）

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1至194页也刊载了这封信的全文。两本书刊载的全文，仅有个别文字不同，内容完全一样。本人对于此信的评价，在以后的文章自然要谈。此时，公布此信的目的，在于让读者目睹历史真相，再进行独立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