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0日星期四拟稿

我在《也谈孙中山第一次向日本求助碰壁之事》一文中谈到，1895年，当孙中山第一次主动向日本政府求助之时，他曾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然而，当日本政府需要孙中山的时候，派人专门寻觅他，双方相见之时，则是一见如故，一拍即合，迅即开始了密切的合作。在此，本文就来谈谈日本朝野寻觅和收留孙中山的大致过程。

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在东亚悄然崛起，开始了对外扩张活动，吞并琉球，进攻台湾，觊觎朝鲜，目标直指中国的辽阔疆域。日本向中国大陆渗透和扩张的手段之一，就是积极利用中国的内部矛盾，其中，特别注意利用遍及中国各地的秘密团体。（孙中山把中国的这些秘密团体称为“会党”，更多的史书中称为“秘密结社”或者跟随孙中山也称“会党”。）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顾问俞辛焞先生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一书中说：“日本在推行侵华政策时，总是谋求利用中国各地的会党和秘密结社，以从背后牵制清廷。日本的这一企图由来已久。据曾根俊虎称，他于1884年—1885年在福建一带与哥老会一道筹划起义，日参谋本部也曾派人在这一带联络哥老会，企图一举占领福州。日本利用他们的反清活动扰乱清廷的后方，以牵制清廷抗衡日本侵略的力量。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意图更是如此。这一时期，调查和研究会党及秘密结社的著作在日本相继问世。如宫内猪三郎著《清国事情探检录》（1894年9月出版）、小说《释元恭》（1896年12月出版）等书都涉及哥老会等会党，并提出了日本在侵略中国时可利用他们的意见。这种意见在甲午战争后很快反映到日本的对华政策之中。”（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47页）

1897年，日本政府决定派遣非军政人员前往中国内地，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尤其是调查了解中国秘密团体的情况。于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1898年出任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从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中拿出一笔专款，交由犬养毅（日本众议院议员、曾先后多次出任日本内阁大臣，并于1931年出任日本首相，当年发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负责办理此事。犬养毅则派遣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平山周、可儿长一等3个日本人进入中国从事这项间谍活动。

离开日本之前，宫崎寅藏等人专程到横滨,拜访了侨居在那里的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陈少白向宫崎寅藏等人介绍了中国秘密团体的概况，在介绍兴中会的情况时，陈少白避而不谈杨衢云是兴中会会长，却谎称孙中山是中国秘密团体的领袖。日本参谋本部少佐宇都宫太郎给平山周布置任务时也曾交待说，孙中山是中国南方秘密团体的领袖，要求他三人到上海以后，设法先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6页）

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说，平山周、可儿长一等人到达上海之后，“可儿在上海从《每日新闻》所载伦敦电讯见有‘中国兴中会领袖孙逸仙目下在英京伦敦蒙难获释，不久他预备从伦敦出发，到日本旅行’的消息。于是调查先生（即孙中山）活动。后在书店偶见《伦敦被难记》，即将此书摘要译成日文向犬养报告。到香港后，又从整理旧报中得知先生（即孙中山）生年、籍贯、学历、经历及近况。分四、五次报告犬养。（《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8页）

当这几个日本人侦察到孙中山正从欧洲乘船前往日本途中的踪迹后，他们喜出望外，按捺不住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立即乘船返回日本。宫崎寅藏等人不顾旅途劳累，直奔横滨，在陈少白的家中，终于见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孙中山。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与孙中山畅谈良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宫崎寅藏在此之后的记述中说：“我们谈到日本的政党和人物，欧美的国是，中国的现状，以及宗教哲学等。谈愈深时，情亦愈浓，绵绵缕缕不知所穷。”宫崎寅藏兴奋地写道：孙中山“实在是东洋的珍宝。从这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16—124页。转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7—148页）

宫崎寅藏与孙中山会晤后，迅速前往东京，向犬养毅报告关于孙中山的情况。犬养毅听后兴奋地说：“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转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8页）遵照犬养毅召见孙中山来东京会面的指令，平山周、可儿长一、宫崎寅藏三人再次前往横滨，迎接孙中山来东京，直奔犬养毅的寓所。犬养毅与孙中山会晤之后，随即指示宫崎寅藏，立即去见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汇报此次中国之行和孙中山的情况；并对宫崎寅藏表示，他将亲自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汇报。（《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第260页）宫崎寅藏立即到外务省，向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汇报说：“此次带来了孙，这比中国秘密结社的千百份报告都要实在。若需要，明日即可陪他来，请尽速会见。”（《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第260页）可是，“小村认为还未到会见孙的时机，指示宫崎将孙隐藏在横滨附近。犬养闻讯大为生气，赶至外务省游说小村等”。（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47—348页）最后，由犬养毅与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商议，大隈重信决定援引外国人居留地以外地，以特许聘用外国人的方式，办理孙中山留居东京的问题。具体事项由外务省敕任参事官尾崎行雄与东京府知事久我通久商谈。结果，将孙中山以“平山周的语言教师”的身份，安置在东京居住。孙中山及其随同他居住的陈少白等二人的生活费用，由日本玄洋社首任社长平冈浩太郎提供。（《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50页）

1898年2月3日，犬养毅在给日本东亚同文会骨干分子陆实的信写道：“拜启：持呈此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同寓一处，最近，除孙外，尚有王陈二人（指：王质甫、陈少白）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它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作此计划矣。书不尽意。羯南志兄梧右。”（彭泽周：《犬养毅与中山先生》，《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第309—327页）（转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55—156页）在犬养毅给陆实的这封信中，这位未来的日本首相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孙中山“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他们收留、供养和控制孙中山的目的就是“以备它日之用”！

综上所述，日本朝野寻觅和收留孙中山的过程大致情形是：（1）1897年，日本政府决定搜集和了解中国秘密团体的情报；（2）由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从外务省拨出专款，交给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毅组织实施；（3）再由犬养毅派遣宫崎寅藏、可儿长一、平山周三人进入中国，从事搜集中国秘密团体情报的间谍活动；（4）宫崎寅藏、可儿长一、平山周三人在中国搜集情报的过程中，寻觅到孙中山的情况及踪迹，迅速向犬养毅做了多次汇报，并及时返回日本，在横滨找见孙中山；（5）宫崎寅藏、犬养毅等人先后与孙中山会晤后，一致认定孙中山正是日本所需要的中国秘密团体的领袖人物；（6）于是，用犬养毅的话来说，为了“以备它日之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由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负责办理孙中山留居东京的合法手续，由玄洋社首任社长平冈浩太郎提供资金，将孙中山“掌握”在东京，暗中控制起来。

从日本朝野寻觅和收留孙中山的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孙中山是日本朝野一致看中和收留在日本的；第二，孙中山是作为中国秘密团体的“领袖人物”，被日本朝野看中和收留的！

此时的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乙未（即1895年）初败以至于庚子（即1900年），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3页）他是既无人力，又无财力，几年来一事无成，正处于“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而日本朝野对他的器重、呵护和资助，恰恰是孙中山自1895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如愿以偿，真是天赐良机，“柳暗花明又一村”，何乐而不为！孙中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日本朝野的安排。从此，开始了孙中山与日本的密切合作！

对于这一段历史，孙中山本人曾经回顾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日本，”“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重信）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重信）、大石（正巳）、尾崎（行雄）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秋山（定辅）、中野（德次郎）、铃木（五郎）等，后又识安川（敬一郎）、犬冢（信太郎）、久原（房之助）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冢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即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宫崎兄弟（即宫崎弥藏、宫崎寅藏）、菊池（良一）、萱野（长知）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种臣）、寺尾（亨）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也。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就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3月出版，第232—234页）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顾问俞辛焞先生是一位极力为孙中山种种行为进行辩解的历史学家。即使这样，俞辛焞先生谈论到孙中山的这一段历史时，也不能不说：从这时起，日本人“让孙居住东京，直至1903年。孙在日的活动是为了革命，日本却企图利用孙为其侵华政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孙中山在日的活动为日本所利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的侵华政策。孙中山这时与日本的关系是甲午战争时期与日本关系的继续，是其革命活动的副产品。这一副产品一直伴随着孙的革命活动。……对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347—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