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整编陆军和建设特种兵

1935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同年3月，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调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陈诚兼任处长，综理陆军整理事宜。整理的原则是：“依国防之目的，统一编制，混合编成，按管区配置，集中训练干部。”1936年，开始择20个师予以调整。所用编制，即对1932年的陆军师步兵团编制加以改善，称之谓“调整师”编制。调整师编制与1932年陆军师编制的不同点在于：(一)步兵连为9班混合制；(二)团属迫击炮连分属各营为排，以增强战术单位之火力；(三)原属各营的小炮排集中成连，直属团部，作为防空及防战车之用。是年底，共完成调整师20个。鉴于1936年度整军的成效，军政部拟于 1936年到1938年3月间共调整、整理60个师，以达到符合“现代军队之要求”和“应付国防需要”。为此提出整理原则：(一)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二)团以下单位力求健全；(三)加强特种兵；(四)经常费不增加；(五)人事经理一律依法规办理。参照各国常备师和预备役师编制。其编制为：

调整师甲种编制，采用1936年调整师编制。每师辖2个旅、4个团。辖3个团者不设旅部。师部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工兵、通信、辎重兵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作为国防主力部队。

整理师乙种编制，采用1935年整理师编制，同各国之预备师。师辖2个旅4个团。师部直辖骑兵1个连(排)、炮兵1个营(连)、通信兵1个连、无线电1个排、军医院1所、特务连1个，作为绥靖后方用。

1937年6月1日，国民政府在开封召开苏、皖、豫三省整军会议，决定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整编。会后调整了东北军10个师。已适用调整师编制而未充实的约有5个师。

此后对广东部队和川康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整理了广东10个师、川康26个师9个独立旅。

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被迫终止整军活动，将部队调上战场。从1928年底到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六次提出整军方案，五次制定整编计划。除上述地方部队外，仅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与计划调整、整理120个师的目标相距甚远。

特种兵，是指配属或加强步兵作战的骑兵、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部队。1933 年长城抗战之后，德国军事总顾问弗采尔就深感中日两军装备悬殊，指出中国军队“步兵必须有精利可恃武器，方能于攻击及防御时有良好成绩”，“兵器不良，实为陆军自趋灭亡途径”。〔43〕为改变现状，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出国考察军事，聘请外国顾问来华训练特种兵，购买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多次研究制定中国陆军发展计划草案。1935年后经过整理建设，特种兵的系统才初步形成。

各兵种的概况如下：

骑兵骑兵分为军、师配属骑兵和中央直属骑兵。其整理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整理军、师所辖骑兵。有的军、师属骑兵仅是虚名，有兵而无马。为适应作战，逐渐充实与健全，并将有马者改编为搜索队，无马者编为徒步骑兵。第二期整理中央直属骑兵。军事委员会原有直辖骑兵7 个旅，即骑第1旅(辖2个团，团辖4个连)，骑第2、第11、第12、第13旅(各辖2个团，团辖3个连)，骑第14、第24旅，另骑兵学校所属骑兵。 1935年7月，经过整理，除保留第14、第24旅外，其余与东北骑兵混合编成第3、第4、第6、第7、第10骑兵师(师辖3个团，直属骑炮连、高射炮队、装甲汽车队各1个，工兵、通信兵各1个连)，并任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负责编训。1936年6月，又将骑第24旅编为团，隶属骑第2师。驻察哈尔、绥远新编骑兵第10师，山西骑兵第1、第2、第3旅以及甘、宁、青各骑兵部队因经费和历史原因，仍保持旧制，未予整编。〔44〕

炮兵1935年3月，武昌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专负整理炮兵之责。此时现有堪用的火炮457门。〔45〕因历史、人事等关系，编制不一，炮种复杂。整理时，按炮种统筹编成，并补充器材、马匹。共编成两团制的独立炮兵旅4个，独立团5个，独立山炮营、独立野炮营、独立重迫击炮营各3个。各旅、团炮种分别为：第1、第2两旅为瑞典卜福斯式75毫米山炮，第6旅克式野炮，第8旅为辽十四式77毫米野炮，独立第4、第6团为日本三八式75毫米野炮，第8、第17团均属辽十四式150毫米榴弹炮，第9团为德国克虏伯式75毫米野炮及重迫击炮(各1个营)。以上均为马曳之炮。1937年春，从德国购来克虏伯式150毫米榴弹炮24门，编成机械化重炮兵1个团，番号定为“炮兵第10团”。其运动、指挥、观测均以汽车牵引。该团为国民党军队中惟一的机械化炮兵。后又将第32师属炮兵团划出，编为独立炮兵第9团，下辖野炮、重迫击炮各1个营。不久，又将该团野炮营拨归师属炮兵，而将重迫营与独立重迫炮第1、第2、第3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同时，由广东省拨到法国士乃德式75毫米山炮28门，编成炮兵第9团。高射炮兵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防空对军队作战日益重要。于1934年和1936年先后购来卜福斯式75毫米高射炮28门，成立高射炮兵6个连。1937年又购德国十八式37毫米高射机关炮和瑞士苏罗通式20毫米高、平射两用机关炮，成立高射炮兵团(辖5个营、18个连)，为保守兵种秘密，将其编为陆军炮兵第41团。后又以购得苏罗通式20毫米高、平射两用机关炮108门，成立炮兵第42团 (辖5个营、16个连)。1936年12月，以防空学校照测排为基础编成照测第1、2队，配合高炮对空作战。战车防御炮兵抗战前仅有装甲兵１个团附有步兵炮教导队1队(辖3个营、12个连)，又1个步炮营(辖4个连)，及第4师、第88师各备6门制37毫米苏罗通炮1个连。

装甲兵1928年南京政府向英国购买了“卡登劳埃特”一吨半小型机枪战车24辆，隶属教导第1师；1935年又从英国购买“维克斯”两栖坦克32辆，〔48〕编成战车教导营，附属于交辎学校进行训练。1937年初又向德国订购“克虏伯”战车16辆。5月中旬，国民政府以战车营、步兵炮营、摩托车连、装甲汽车队、高射炮营合编为陆军装甲兵团，调25师副师长杜聿明为团长，装甲兵正式成为中国陆军兵种。在组建、整训炮兵、装甲兵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对工兵、通信兵、交通兵进行了筹组、训练和整顿。1932年8月成立了陆军工兵学校，1933年7月成立了陆军辎重兵学校，1935年9月成立了通信兵学校。向国外购买武器装备，更替陈旧装备，以聘请外国顾问和国内外技术专家授课等手段培训人才，提高部队素质。到抗战爆发前，计拥有铁道兵团1个(附轻便铁道器材320公里)、汽车兵团1个 (计汽车750辆，一次输送力约1400吨)、通信兵团2个(专供军以上通信联络)、工兵团2个。各兵种尽管编制不大、人力物力有限，但毕竟进入了中国陆军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新时代。

中国国防工业薄弱，又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一切重要武器装备都靠国外进口，一旦来源断绝，则得不到补充；而且武器来自不同的国家，类型不同，操纵各异，不利于技术的发挥。这些都制约特种兵的建设和发展。

六 加强海、空军并进行战备演习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对海军和空军都进行了建设，作战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并在抗日战争之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一个五年造舰计划。该计划“以日本在华海军军力7万吨(指排水量，下同)为对象，建造各种舰艇，计5.6万吨”；又根据“将来战场之位置而又适于海洋根据地之条件，划分海军和军港等”。〔51〕此后，海军为抵御日本，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新建和改造舰艇及飞机，建设军港，增设炮台，勘测航道，更换部分枪炮，培养抗战人才等，取得一定的成果。新建成的舰艇有“逸仙”号巡洋舰(1545吨)，“民生”号炮舰(505吨)，“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远”号炮舰(均为260吨)，“肃宁”号、“威宁”号、“崇宁”号、“义宁”号、“正宁”号、“长宁”号炮舰(均为 280吨)，“平海”号巡洋舰(2383吨)。改造的舰艇，有“威远”号、“建安”号驱逐舰(均为850吨)，“大同”号、“自强”号轻巡洋舰(均为 1050吨)；电雷学校还把1艘商船改为“自由中国”号练习舰。此外，中央海军购进日本制“宁海”号轻巡洋舰(2516吨)，电雷学校向德国购进3艘鱼雷快艇(各30余吨)、向英国购进12艘鱼雷快艇(各10余吨)。还计划向德国订购5艘潜艇及1艘潜艇母舰。因抗战开始，日本抗议，德国中止了合同。以上各舰艇总排水量为1.3万吨(未竣工的不计)，虽然与计划的5.6万吨相差甚远，但这些新建成或改造的舰艇的航速、火力较原有的舰艇要高。舰艇上大都安装了高射炮，防空能力有了增强。海军在此期间先后造出了高级侦察机“江鹤”号、“江风”号各1架，水陆两用侦察教练机“江鹊”号、“江鹇”号等共5架，舰载水上侦察机“宁海2”号1架，及“弗力提”式教练机12架。此外，海军在军港建设、航道测量、军械更新、粮煤弹药储备及观象、医疗等方面都作了整备和建设。中国的空军从1929年起才正式成为1个军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空军所属新旧飞机200余架全部被日本抢去。到1932年，国民政府中央空军仅有50架飞机、200名飞行员。当时的空军“散漫而又微弱”，“只是作了军阀们政争的工具，对于整个国防，不曾有过些微的建树和功绩”。因此，从“一·二八”抗战到长城抗战，制空权完全为日本掌握，中国军队的活动尽在日军的监视之下，在其轰炸、扫射下的伤亡更不知其数。为此，国民政府着手规划建设空军，先后拟定了1932年至1937年的五年计划、1933年至1936年的三年计划、1933年10月至1937年12月的四年计划。计划几经调整，在最后拟制的四年计划中，根据“国防上需要空军最小限度”及“在事实可能范围内竭力建设之能力”，计划到1937年主要达到的目标是：(一)建设高级航空学校1所(将笕桥航校改建)、初级航校2所、机械学校和参谋学校各1所，培养飞行员700人、机械人员2000多人。(二)建设空军27个中队，常备作战(驱逐、侦察、轰炸)飞机375架，加上教练救护机117架，总共432架。(三)建设航空制造工厂3所、修理工厂6所。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国民政府采取下列措施：(一)加强组织，培养人才。1932年9月，将军政部航空学校改组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自兼校长。次年11月，将空军主管机关航空署由隶军政部改隶军事委员会。1934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美龄担任秘书长，负责空军事务。中央航空学校及初级班洛阳、广州分校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担任教练。到1936年，毕业的飞行员生约700多人。同时培养出一批机械、照相、轰炸、通信人员。1936 年4月在南昌成立的航空机械学校则专门训练机务人员。(二)购买设备，建造工厂。国民政府还向美国和意大利大量订购飞机、航材、汽油。据美国航空商务部的统计，从1931年到1936年8月，有453架飞机运往中国。国民政府原有韶关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和上海海军飞机制造厂的规模都比较小。航委会于1934年10月和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合办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工厂。1936年10月和意大利合办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二飞机制造厂)。 1937年2月，又和德国合办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韶关飞机制造厂于1936年仿美“霍克”式双翼战斗机，制成了“新霍克”式战斗机。但金属螺旋桨、发动机、仪表和一些金属材料都依赖外国进口。

此外在机场建设，材料、弹药、油库建设，气象、通信和地面保障、防卫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1936 年6月前，国民政府中央所属的空军有14个中队。7月，两广事变时，广东的空军投奔中央，又增加了9个中队。同年10月，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共捐献了 470万元，〔54〕以捐款购得飞机68架。〔55〕1937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全国为6个空军区。实际成立的只有第一(南京)、第二(南昌)空军区司令部。全面抗战前夕，全国空军总计有飞机约600架，飞机场共有１００多个。

在发展空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处处要依赖外国，进口的器材五花八门，聘请的外国顾问各搞一套。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常备飞机的实际数字仍未达到四年建设计划所规定的指标；且由于缺乏后备力量，人员、器材补充困难，因而到1937年底就基本上失去了制空权。

结合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进行演习，是国民政府对日准备抵抗作战的一项内容。为此，陆、海、空军都进行了演习，尤其是陆军的防空演习成效较大。

1935年冬，陆军在南京东南地区进行了实兵对抗演习，参加部队为国民政府最精锐的第87、第88和第36师。演习分为东、西(红、蓝)两军，状况空前。

另外，各地区进行了局部演习。特别是各地要塞防守区，演习在防守区内就地进行。演习科目为对敌舰射击、各台之间的联络、步炮协同及联络、战场内追击、对上陆之敌攻防以及夹江临时封锁等。

海军的演习只是演练封锁江面的布雷，技术性比较强，规模不大。

这一时期的陆、海军演习都是在较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主要是怕刺激日本，也是为了保守战术、技术上的秘密。

比较而言，防空演习的规模较大。当时国民政府将防空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种。积极防空是指利用空军和地面高射炮兵对入侵敌机进行攻击驱逐；消极防空是在敌机轰炸扫射时疏散隐蔽，使损失尽量减少。

1934年8月进行了第一次首都防空演习。设想敌机自长江口侵入，沿长江西侵，或沿京沪铁路及京杭公路进犯。演习共进行两天。日间演习通信监视、飞机攻守、防空部队射击，进行消防、防毒、救护等；夜间演习敌机轰炸、灯火管制和交通管制等。为了搞好这次演习，几乎动员了南京所有的军民，并对报道、宣传进行了控制，目的是为了保密。这次防空演习增强了全民的防空意识，为尔后大规模的防空演习取得了经验。1935年5月，在南京举办了防空展览；当年秋季又举办了京、杭、镇(江)联合防空大演习，对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居民进行防空训练。

1936年4月，国民政府根据防空需要，在全国划分9个防空区：第1区江浙皖，第2区鲁豫，第3区闽赣，第4区晋绥，第5区冀察，第6区湘鄂，第7区粤桂，第8区陕甘宁，第9区云贵川。各区内设情报所或分所，所下辖防空监视哨。防空监视哨是1934年秋首都防空演习时成立的。由于当时没有雷达预警设备，就在各交通要道、重要设施地等处设立监视哨。监视哨人员携带通信工具，配置在各大城市周围100至250公里的地境内，不分省界。当敌机飞临时，情报员即将敌机数量、飞行方向乃至机种逐次传递，以使预警区做好防空或作战准备。此项监视业务后又扩大，由防空区内的交通、通信机关，如铁路、船舶、公路、电报、电话及警察局、乡镇区公所等兼任，由成立的防空情报所或分所进行领导指挥，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防空监视情报网。

七 整备要塞和修筑国防工事

国民政府整理建设要塞工作始于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1932年2月，为防日军舰沿江进犯、拱卫首都，在军政部内成立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实施委员会，主办工事设计、实施事宜。由军务司主持此事。同年12月，为统筹国防工事，在参谋本部内成立城塞组，组长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1935年易杨杰)。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首先对江宁、镇江、江阴要塞进行整理。

1932年5月淞沪协定签订之后，国民政府认为“现在外侮亟亟不可终日”，乃对要塞继续整理，并制订要塞五年整备计划。该计划以中国中部(北自黄河、南迄甬江)为中心，以长江为重点。整理的方针是增加其强度，并辅以相当守备队，重视游动炮兵及水中防御器材的设置，以阻止敌人登陆。

参谋本部将中部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划分为中、南、西、北四区。后又将福建划为闽区。初步想定和计划如下：

中区：包括东西梁山守备区、采石守备区、南京(江宁)要塞区、镇江要塞区、江阴要塞区、福山守备区和上海守备区。本区系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为敌军作战目标。战争爆发后，敌陆军必然沿京沪线、海军沿长江，在空军的掩护下向南京进犯。淞沪协定签订之后，吴淞要塞已失去作用，而江阴为长江第一门户，为拱卫首都南京，首应加强江阴、镇江和江宁要塞区。

南区：包括澉浦要塞区、镇海要塞区、定海守备区、乍浦守备区、海门守备区、永嘉守备区。该区为首都东南屏藩，且为富庶之地。战争开始后，敌为策应京沪路方面的作战，并掠夺资源，必利用该区内地平坦、便利登陆等条件进行进犯。该处整备的重点为乍浦、澉浦和镇海要塞区。

北区：包括海州要塞区和南通守备区。海州为陇海路之终点，又居华北、华东分界处，敌在此登陆，可西窥徐州，威胁华东、华北军的侧背，又可截断南北之联络。南通为长江北之重镇，整备该地，目的是阻敌舰西进，使宁、镇、澄(江阴)各要塞能作充分准备。

西区：包括芜湖守备区、大通守备区、安庆守备区、马当(今马 )守备区、彭泽守备区、湖口守备区、九江守备区、武穴守备区、富池口守备区、田家镇守备区、蕲春守备区、黄石港(附石灰窑)守备区、团风守备区、阳逻(今阳罗)守备区、五通口守备区、青山守备区、武汉守备区。长江为我国中部东西主要航线，日舰在长江航行无忌。战争发起后，敌必对江内我航运进行破坏，对沿江商埠进行扰乱。为航运安全，在战争发起后，各守备区利用地形和既设工事，将敌舰击毁。本区重要者为芜湖、安庆、九江、田家镇、武汉等处。

闽区：包括沙埕港守备区、三都澳军港区、福州(闽江口)要塞区、兴化浦宁守备区、泉州湾守备区。该处临台湾海峡，为东南门户，一旦战起，敌必自台湾占领福建，策应主力方面作战。本区应依地形险要程度，备筑防御工事，防敌侵犯。

后来考虑到为保障山东半岛的安全，防敌自山东沿海登陆，又分别在青岛、龙口、烟台设立守备区；又虎门是广东的门户，原设有工事，为防敌进犯，此处要塞加强警备。

为保证战略、政略中心南京之安全，各要塞整备的顺序为：江阴、江宁、乍澉浦、镇江、上海、青岛、龙口、烟台。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计划在五年时间内完成整备。

1933年10月30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祖：要求其“先定一中南北西区之整个方案与修筑步骤之计划。同时定一各要塞各部计划之图案与详细方案。如现在无此要塞图案之顾问，则不惜重资另聘，并须从速也。”〔57〕此后，各要塞加紧了整备的步伐。但至1936年时，除了江宁、江阴、镇江以及镇海、虎门等少数要塞在原有基础上加以修筑、修配或增设要塞炮外，大多未能落实。

对日作战的国防工事是1935年以后才开始构筑的。1932年日本侵略淞沪时，南京军、政当局曾以南京为中心修筑了一些国防工事。后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军政当局把军队调到“剿共”前线，修筑工事的事也就停了下来。

对日防御的国防工事，修筑的基本方针是以长江、铁路为轴线，以交通要点为中心而进行的。华东以长江下游、津浦南段、沪宁线、沪杭线为轴线，以南京、上海、杭州、徐州为中心，其防御方向为东(拒海上来敌)、北(拒敌由北向南)；华中以长江中游、平汉路南段为轴线，以武汉、郑州为中心，其防御方向为东(拒敌沿江西上)、北。华北以津浦路北段、平汉路北段、正太路和平绥路为轴线，以济南、沧州、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中心，防御方向为东、北。当时构筑的国防工事主要是用钢骨水泥，按德国、苏联最新规范构筑的机枪、小炮掩体及观测所和掩蔽部等。根据地形及战术要求等条件，分别构筑永久性、半永久性和临时性3种工事。有的只备建筑材料，待需要时再临时构筑。华东沪杭地区始于1936年构筑国防工事，以防御日军从海上侵入后海、陆军协同西进。军事委员会结合地理形势，将沪京杭地区划分3个防御区，即京沪地区、沪杭地区、南京地区。

京沪地区的阵地：利用长江、太湖以及纵横的河流等有利地形设若干阵地带：第一阵地带配置在吴江县至福山镇，第二阵地带配置在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两阵地间的龟山至梅村一线设置中间阵地。后方阵地带在石庄到常州一线。另外在昆山附近及其以东地区，利用高地和各要点构筑了据点式的前进阵地带。其前方设置了警戒线或警戒点。

沪杭地区的阵地：以乍嘉线(乍浦至嘉善)为主要防御地带，苏嘉线(苏州至嘉兴)为第二防御地带。两地带之间的滨海一段还构筑了侧翼阵地。后方阵地带配置在杭州到湖州一线。在全公亭、新仓镇、庙陈镇等要点构成据点式前进阵地带。又在柘林、奉贤、闵行等地构筑警戒阵地。南京地区的阵地：主要阵地带配置在龙潭、栖霞山、青龙山、苍波门、大胜关、上新河、下关、燕子矶一线，形成闭合性的环形阵地。以南京城垣为核心阵地，在城外利用下关、香山、江山、紫金山、雨花台到双桥门一线构成补助复廓阵地带；在城内北极阁、鼓楼和清凉山构成坚固的核心据点。此外在江北浦口、浦镇等地设置了桥头堡阵地。

主要阵地带和第二阵地带的步兵营阵地都是连续式配置，主要方向上构筑了较多的永备筑城工事；次要方向上重点构筑了部分永备工事(有的未构筑)。按照计划，在战争动员阶段再构筑大量的野战工事，将永备工事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备的防御系统。

徐州、海州为连接华东、华北的交通要道，敌如占领该地，不仅截断南北交通，而且威胁南、北我军侧背，继而南犯沪、宁。为此，除在海州设一守备区外，还修筑了以下阵地工事：

第一阵地，从连云港附近的灌河口至临洪口、青口沿海岸一线。中间阵地线，自阿湖至沭河各线。野战主阵地线，临沂迤南沿沂河西，经龙池集至窑湾，复沿运河折而东南，经骆马湖、宿迁、泗阳，再折东北至涟水之线。

徐州要塞防御线，由案山经韩庄、聂庄、芦山、西朱古、杜安、大成山、利国驿一线。徐州复廓要塞线，由凤凰山至大黄山、隔鸡山、团山、柳兴庄、张庄、夹河寨、吴山窝、光驴山、猴山、大韩庄之环线。

武汉地区的要塞整备和工事也是1936 年开始构筑的。其主要目的是：“(一)对敌潜在的势力；(二)对武汉上下游侵入武汉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国军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58〕因此，对武汉附近的筑城，又分为“江防”、“陆防”和对汉口租界工事三部分。

河南省郑州周围各地的工事是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开始以城市为中心构筑的。黄河以南，在开封修筑了向东防御的环形阵地，在郑州修筑了向东、向北防御的环形阵地；黄河以北，主要在新乡、安阳、沁县等地修筑了向北防御的阵地。后又在豫东的商丘、豫北的焦作及皖北的亳州等地构筑了工事。

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地区的工事要求由地方当局负责构筑。抗战爆发前只作了计划，并未有构筑的行动。

国民政府构筑的国防工事对后来抵御、阻滞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发挥了一些作用。尤其是鲁南的国防工事在后来的台儿庄会战中发挥了相当作用。湖北省境内的工事在后来的武汉会战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从国民政府对日准备作战而修筑的工事可以看出，它一开始便是在持久消耗、单纯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实际作战中，依靠工事或有利的地形进行抵抗，与敌人拼消耗，是一种落后的战法，势必增大伤亡。从工事修筑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阵地是单线构筑，正面宽，缺少纵深。这样的阵地非常脆弱，容易被敌突破。

工事的工程质量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被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一向标榜修得比较好的、号称“马奇诺防线”的上海附近的工事，实际上只是一些没有完成的野战工事。“第一道堑壕，有的有掩盖，有的没有；交通沟的沟深还不到一公尺，又因为下雨，水竟积了半沟深；指挥所和预备阵地统统一个样”。其他地方的工事质量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