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一周以后的1944年9月14日，我出院并回到了第三中队。出院一事虽然没有得到军医的许可，但考虑到野战医院的实际情况，院方也没有坚决地挽留。我回到第三中队以后，中队全体官兵都很高兴。

　　在我住院的一周期间，战场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在一周以前所占领的高地一线，已经大体上能够确保下来了。因此，我们大队也把驻守的防线向前推进了几公里，接下来试图攻击并占领关铺西侧高地一线。因为那个时候水稻的收获期马上就要到了，而在日军控制线与中国军队控制线之间，有着大片成熟的水稻田，为了获得稻米，大队决定进行攻占关铺西侧高地一线的作战。就是说，这是为了确保粮食供给的一次作战。

　　进攻关铺西侧高地一线的作战日期是我出院以后大约过了一周的1944年9月20日。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右翼的第一线部队前往预定地点，这时我们中队的兵力还有约六十人。

　　关铺西侧一线的高地与我们迄今为止一直作战的茶陵西侧的高地相比，海拔更高，山势也更为险峻。从日军占领的高地顶上向远处眺望，只能看见眼前一个更高的高地上有中国士兵的身影，也许是中国军队安置在阵地上的监视哨兵。

　　我准备首先攻击并占领前面的这个高地。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在第一线经历激烈战斗，因而伤亡也较小的第三小队。第三小队的队长三宅准尉因为受伤而送到后方以后，由稍许年轻一些的后平曹长接任第三小队长。我把初次指挥作战因而心中没底的后平招呼过来，命令他率领第三小队夺取前面的高地，中队则全力给予支援。我把大队配备给我们第三中队的重机枪和中队的轻机枪、掷弹筒并排安置在我们这边的高地上，作好了战斗准备。

　　后平小队开始向前方中国军队占据的高地攀登。但是战线正面并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身影，四周寂静无声。作为中队长，如果让士兵冲锋在前，自己只是站在后边观察情况，那我内心会感到不安。这也许是因为负伤之后才容易产生的心理脆弱的表现吧。所以尽管作为中队长应该站在第三小队的前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还是一边责备自己的胆怯，一边拿起望远镜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

　　第三小队攀登到距离山顶还有20米至30米的地方，刚才还杳无人迹的山顶上突然出现了两三个人的身影。我立即下令：“射击！”话音未落，早已瞄准好的机关枪顿时喷出了火舌烈焰。但是，在山顶上的中国士兵毫不畏惧地向日军投掷手榴弹，随着中国士兵的身影消失，日军士兵叫了起来：“打中了”。但是刹那间，手榴弹爆炸扬起的烟尘在后平小队所在之处升腾起来，笼罩了日军士兵的身影。我一边在心里暗暗叫道：“怎么样，没有关系吧？”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后平小队的方向，只见硝烟散去之处，日军士兵的身影一个、两个地冒了出来，并接近了山顶，而中国士兵的影子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看来，中国军队采取了让大部队撤离，只留下少数人投掷手榴弹的战术。那些中国士兵在投出了手榴弹之后也迅速地撤退了。不久后，我听到从山顶上传来“第三小队，已占领山头”的呼喊声，立刻命令机关枪分队停止射击，向前面的高地前进。但是紧接着，从山顶上又传来了日军士兵的喊叫声：“中国军队反击了！”我唯恐发生最可怕的事态，急忙发出命令：“指挥班、第一小队，前进！”于是，中队全体人员跑步向前面的高地发起突击。

　　但是我后来考虑，像我那样的指挥恐怕并不一定正确。如果真的是中国军队反击，重新夺回了高地的话，我也应该仔细地观察战场情况和周围环境之后再考虑采取何种对策为好。不假思索地冲上去，可能反而会使事态更加恶化。幸运的是，所谓“中国军队反击”只是一个错误的传言，不过是一个过度恐惧的士兵的错觉而已。

　　我认真地观察了好不容易夺取的这个高地，发现这个高地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头，
而且视野良好，因此我决定要好好地守住这个高地。我把留在后方高地的中队主力召唤到这个高地上来，并且向大队长作了报告。实际上，这一地区的战斗就此结束了，中国军队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从此以后在这一地区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们。

　　结果，对关铺西侧高地的攻击成了结束这一阶段战斗的最后一战。在此期间，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在占领衡阳之后，又在衡阳以西的洪桥会战中打败了中国军队，1944年9月中旬占领了广西省的全县以后，继续向广西省进攻。在茶陵一带威胁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中国军队的第四十四军也向后方撤退，构筑了新的防线和阵地，因此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正面的战场局势，进入了平静的状态。

　　作战行动一结束，我们大队为了确保粮食的供应，立刻开始进行水稻的收割。我们第三中队在分配给我们的地域开始收割稻子。在这种劳动上能够发挥出自己本领的，是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用熟练的动作收割、脱谷、扬场，推进着田间作业。让他们特别满意的是，日本的农具跟中国的都差不多，耙子、唐箕(簸箕)等农具更让他们感到十分相似。仅仅从“唐箕”这个名字来看，两国的农具相似当然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到了盛产稻米的湖南省一带以后，感觉农村的风景跟日本国内非常相像。这让思念故乡的士兵们感到高兴，“啊，那边的山也好，那边的河也好，简直就像故乡一样，像极了！”这首《湖南进军歌》就是在那个时候不知不觉地流传开来的。

　　但是，从后来学到的知识我才了解到，这一地区其实距离中国共产党的圣地——井冈山很近。像碉堡残骸那样的国共内战时留下的痕迹，仍然留在山里。不知道怎么了，我总觉得那些地方弥漫着一种荒凉残破的氛围。这附近地区的农民也非常贫穷。井冈山一带是流经湖南省的湘江与流经江西省的赣江之间的分水岭，是海拔高度在1000米到2000米左右的丘陵地带，在山岭与山岭之间星罗棋布地分散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是一处非常适于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在茶陵周边地区进行的战斗就是必须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攻占，所以这一带山地都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优势的中国大军的包围之中能够坚守住阵地，到后来转守为攻的时候，周围的每个山头、高地又都必须经过反复的、艰难的攻击才能得手，其原因就是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形。

　从对关铺西侧高地的攻击作战结束后，大规模作战暂时告一段落。从1944年10月初开始，在1944年剩下的三个月之内都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斗，中日两军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粮食的供应，怎样与营养失调作斗争成了我这个中队长最为关注的事情。主食有收割上来的稻米和红薯，调味品有盐之类的东西，但是，副食品特别是动物性蛋白质严重缺乏。这一地区自从成为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作战地域以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军、中国军双方在这里反复拉锯作战，使得农田耕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即使能掠夺到什么物资，也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因此，日军几乎全体陷入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虽然在两军对峙期间没有了因战斗而导致的兵员损失，但是由于疟疾、脚气和战争营养失调症而引起的死亡却迅速地增加了。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一带与中国军队对峙期间，第十一军的主力已经进攻到了遥远的广西省。1944年10月中旬，日军把第十一军留在后方的师团集中起来，重新编成第二十军，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也被编入了新成立的第二十军。日军南中国方面军交给第二十军的任务是，打通粤汉线南段，准备占领遂川、南雄等地的飞机场。

　　 1944年10月18日，新的补充兵员到达了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我们第三中队分配来了吉次中尉和栗原中尉两名军官以及下士官和士兵共约五十人。吉次和栗原两人都是大正年间的一年期的志愿兵，年龄分别为49岁、48岁，都曾经被征召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一次到中国来是第二次被征召入伍。他们中的一个人因为神经痛而拄着手杖。两人都是年龄几乎达到我这个中队长年龄两倍的年长者。

　　分配给我们第三中队的下士官和士兵有五十多人，其人员构成以补充兵为主，也包括若干预备役士兵。虽然与现役士兵相比，补充兵和预备役士兵在体力方面稍微逊色一些，而且经过从岳州、长沙到衡阳、安仁的长途行军，再加上行军途中的营养不良，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已经到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边缘。即便如此，由于这些补充兵员的加入，多多少少充实了我们第三中队的战斗力。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此期间为了准备下一次的作战而进行了休养和训练。不仅有兵员的到来，各种装备和补给品也得到了补充。补给品中不仅有酱汤粉之类的调味品，甚至还包括少量的烟草和点心，这可真是非常罕见的供应和补给。

　　对我来说，最令人高兴的是可以看到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的日本国内的报纸。像1944年7月的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矶国昭内阁上台；1944年8月的反法西斯盟军光复巴黎的报道，都让我更为强烈地感觉到对于战争前景的悲观失望。新来的栗原中尉告诉我，在小矶内阁中担任文部大臣的二宫治重陆军中将期望我们能更加有所作为。但是，我并不了解有关二宫治重文部大臣的情况。除此之外，对于两名新来的中尉经常谈论的很多话题，我也并不怎么感兴趣，我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经验的不同，以及他们不大阅读书报因而缺乏常识的缘故吧。

　　因为在军事行动期间不能看到报纸，所以情报的来源完全依赖于收音机。我们对于国际形势和战争情况的了解主要依靠通讯队进行的监听活动。驻扎在河北省期间，我们第三中队本部的事务室里就配备有收音机，报纸虽然要迟到一两天，但总是能送到中队一级的基层单位来。所以，在中队本部的事务室，军官们能了解到有关日本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知识。参加一号作战以后，因为既不能携带收音机，也得不到报纸，获取情报信息的手段就只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了。像NHK(“Nippon Hoso Kyokai”的缩写，即日本广播协会)的短波广播啦，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宣传广播啦，都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第三中队在单独行动期间，配属了通讯分队，与上级之间必不可少的通讯每天只有一次，其他时间都可以用来收听广播。我有自己非常关心的事情，因此一直努力得到各种信息，对于欧洲的战局、太平洋战场的形势都有相当的了解。即便如此，通过无线电收听得到的信息还是很有限的，所以能够阅读到很长时间以来都没能读到过的报纸，还是令人非常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