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都明确指出：不民主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例如，物理系岑超南的大字报说：“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叶于生也写道：“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温床。”[20]蒋兴仁更直指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21]

　　在这些呼唤民主自由的大字报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国乡和燕遁符的大字报里分别提到“斗争”和“战斗”这样的字眼。这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这场从“帮助党整风”出发的群众运动，已经超出提批评建议的范围，而成了一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大字报都像《广场》发刊词那样，把民主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主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只是个虚幻的招牌，它掩盖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而民主自由却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武器，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不可能针对社会主义，只能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北大学生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特征表明，它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不但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体现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而且全国被鼓励和推动起来的“帮助党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往往也带有民主主义色彩。从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镇反”、“统购统销”、“工业化”、“合作化”、“反胡风”，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事制度、统战政策、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等各种问题的批判，无不牵涉到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

　　当然，50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体来说还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提出的批评建议，无一不是希望共产党正视当政以来的种种错误，希望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批评建议并不反党，只是企图削弱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它们不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它们反对的只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而行专制主义之实的社会制度。今天回过头来看，“大鸣大放”、“右派进攻”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性质，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人民对经由“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的专制制度的第一波冲击。

　　专制体制是以极权独裁为特征的，它容不得任何力量挑战它的权威。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出现的那些批评建议，都被视为对执政党权威的藐视和对专制制度的“侵害”。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号令，一时风云变色。报刊上随之出现了大量对那些善意批评建议的挞伐。直到10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可以收网了，于是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文件所提出的6条标准几乎涵盖政治生活的全部领域，只要某人对一些问题有所不满，都可以从这6条中找到相应的条款，把他划成“右派分子”。

　　五、当政者：在“鸣放”和“反右”的背后

　　作为新专制体制确立后的第一波民主革命高潮，50年前的“右派进攻”有其独特之处：这是一场专制统治者为了扑灭民主力量而有意挑动起来的民主革命。当时，民主力量面对的是一个“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制暴君。他仗恃着高度集权的政党和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从诱使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通过“整风”运动，一步一步地把知识分子推向“鸣放”的高潮，然后“聚而歼之”，把足以威胁专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讲话和他所写的文件、文章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如何起意设局、一手操控这场群众运动的。从设置圈套和陷阱，到疯狂反扑，严厉处治，每一步都表现出他那阴险狠毒的用心。

　　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于1月18日发表讲话。他说：一些教授有各种怪议论，“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别有用心地点拨：他们现在出来，“是不是想复辟？”他主张让那些要大民主的“坏人”“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在1月27日的另一次讲话里，他告诫与会者：“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22]这两次讲话赤裸裸地表现出毛泽东用心歹毒的图谋，同时也充分说明，“反右”运动不是先有“右派进攻”，共产党才起而反击，而是早就设下圈套，诱使知识分子自投罗网。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要各地党组织“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23]5月15日，他便为党内干部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该文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24]5月16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对“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25]6月6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各地“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26]6月7日，毛泽东从报上发现了一个反击“右派”的借口。据吴冷西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毛告诉吴冷西，要抓住这个机会，“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毛连社论的题目都想好了――“这是为什么？”。[27]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的同时，毛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提出：“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28]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指出：北京已经开始反击右派，“各地的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29]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9日，他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增加了北京“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等文字。[30]7月1日，他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将矛头指向民盟。他在这篇社论里给右派下了定义：“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31]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继续鼓吹“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32]

　　从7月17日到21日以及7月26日到30日，毛泽东在青岛先后两次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他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此文经过11次修改，于8月3日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文章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称为“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写道：“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3]8月1日，毛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除了要求增加登报批判的人数外，特别强调：“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34]9月12日、15日，他先后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和“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5]直到1957年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10月13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在大谈反“右派”的政策和策略。[36]

　　从以上日程可以看出，“反右”运动这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以镇压知识分子为宗旨的政治大迫害，完全是毛泽东一手策划并直接操纵的。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他对民主与法制的蔑视，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得到充分的演练。他是推动“反右”运动、镇压民主革命的罪魁祸首。这个独裁者为了翦除民主力量，挑起了一场民主革命的高潮，同时却张网以待，扑灭了民主力量，把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

　　六、“反右”的专制主义制度特征：以党代法、以文定罪

　　民主革命所必须面对的，不只是独裁的个人，而且包括违背理性、违反人道的专制制度。“反右”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特征，并不因“反右”运动的结束而终止，它一直延续到50年后的今天。因此，探讨“反右”期间的专制主义特点，对于正确认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任务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反右”运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以党代法。整个“反右”过程都是通过党内文件来推进的。而1954年9月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心目中仿佛根本就不存在。那部共产党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的第87条明明白白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37]可是，宪法通过还不到3年，就遭到共产党的粗暴践踏。凡是试图行使这些权利的公民，无不遭到没顶之灾。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用来管治百姓、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工具。而西方自从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后，倡导自由，弘扬个性，珍视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其法律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主旨，因此，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成为民主制度的核心与灵魂。清末，西学东渐，1908年清廷颁发的《宪法大纲》就列有“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历次宪法都有类似条文，如1911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都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和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是：“中华民国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关于集会、结社自由则另立一条。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1934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规定是：“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关于集会结社的自由另款规定。[3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在宪法中保留了与上述条文类似的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但同时又效法苏联，在宪法中规定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一党专政下，共产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任意按照自己的需要，用党的文件来解释、规定公民的活动，事实上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共产党以违宪违法的党内文件来指导政治活动，是对人民自由权利的公然蹂躏。这是以党代法、以党治国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一贯手法就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此类情形可谓史不绝书。但1949年以后的新特色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而“革命”又是一个看似明确、实际上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谓“反人民”、“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没有确定性的内涵，但凭统治者的好恶，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人定罪作结论。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里，没有一条具有明确的标准。结果，凡是对“三反五反”、“院系调整”、“合作化”、“工商业合营”、“统购统销”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或是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都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对“思想改造”、“肃反镇反”、“反胡风”、批判胡适和俞平伯，以及对人事制度、干部政策有看法的，则被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主张教授治校、党委退出学校，坚持司法独立、无罪推定，以及批评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的，都被加上“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有些人提出，党和群众有距离，某些党员脱离群众，盛气凌人，群众对党员敬而远之，或认为农民生活苦，城乡生活有差距，那就成了“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还有就是对向苏联“一面倒”的政策略有微词，或对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拆运机器表示不满，或翻译、传播赫鲁晓夫关于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那就是“污蔑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有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国是，发发牢骚，或商量怎样写大字报，最后往往就成为“反革命小集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言定罪、以文定罪，并非始自“反右”运动，它是战争时期党领导一切的传统的发展和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次运动都有许多因言或因文获罪的实例。“反右”期间，在座谈会或学习会上的发言，或发表出来的文章、小说，是很多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打入社会最底层的主要依据。“文革”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文网渐宽，加上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一些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当政，使80年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自由宽松的年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大发扬的年代。但由于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没有改变，民主自由的观念仍然遭到专制主义的压制，不时还有“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类帽子飞来。1989年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后，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民间的民主主义潜流也在不断积聚。近几年来，文网更密，网站、报刊被封闭，书籍、文章遭查禁的消息，时有所闻。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还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依然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以党代法、以文定罪，都是专制主义制度在“反右”运动中展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镇压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在总结“反右”运动教训的时候，毫无疑问，依法治国、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都应当成为现阶段继续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七、结语

　　“反右”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与新专制主义政权的第一次对决。它采取了“反右”运动的形式固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实属不可避免。1953年，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继续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采取了反对以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方针，这样就必然向封建专制主义倒退。这个倒退过程即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过程，首先是在经济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然后又必然在政治上镇压威胁专制政权的社会力量，剥夺他们宣传民主自由的权利和条件。“反右”运动就是从政治上巩固专制制度、扑灭对抗势力的具体形式。毛泽东1957年11月7日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曾得意洋洋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在1956年，我看实际上是在1957年。1956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1957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39]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坦露心迹，认为“反右”运动比改变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还艰巨重要。显然，对付知识分子要比对付资本家和农民困难得多；只有彻底压服知识分子，扑灭在中国宣传和实行民主自由的条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新专制主义制度才能江山永固。果然，“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毛泽东这才转而对付党内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于是便有了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为中国民主革命带来转机。首先是农民突破“人民公社”的农奴制，实行“包产到户”。这种从求生本能出发的行动为经济改革打开了大门，国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垄断被打破了，民有经济和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沛然丛生，动摇了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西单墙”等民主论坛，《苦恋》及其它“伤痕文学”，1986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电视剧《河殇》，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高潮，都是民主革命力求突破新专制主义的尝试。统治者则利用了文武两手——从“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坦克机枪，进行无理的批判和残酷的镇压。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之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只有依靠政治上的特权，他们才得以借经济体制改革之机捞取不法不义之财。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得不面临双重的改革任务：经济上继续向垄断领域进军，把垄断企业推入市场，根除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大力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促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文明发展进程。

　　50年前“反右”运动摧毁了中国的民主力量，造成了中国民主革命长达20年的沉寂。1957年的这场民主运动上承“五四”运动和1949年取得初步胜利的民主革命，下接80年代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运动。由粉碎“四人帮”带来的民主运动的10年高涨，被血洗长安街的野蛮暴行所镇压，到现在已经18年了。如今，全球化现代化的洪流不可阻挡地引导着中国追求民主，人们在思想意识领域早以摆脱了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日益活跃的独立思考不断为新的民主革命提供思想条件。这种状况与“反右”运动后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要继续发扬、发展50年前争取自由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100多年民主革命的历史中最惨痛的教训，无过于对意识形态上封建主义的忽视。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过“反封建”，却把这个口号看作是政治上打倒国民党专制政权、经济上消灭地主的手段，它对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封建主义从未真正批判反对过。中共取得政权不过几年，便出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社会道德大滑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虽然迅速发展，但政治上仍然专制极权，文化畸形繁荣而了无创新。这一切都是专制主义复辟的恶果。只有把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中华民族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主要依托三种具体形式：改革、维权运动、启蒙运动。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地突破垄断领域，民有经济开始艰难曲折地向垄断领域进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特别是加强监督机制、开放舆论监督、推行政治民主、转换政府职能等，已成为公众的普遍呼声和热门公共议题。由征地、拆迁、下岗等引起的维权运动，正在由感性向理性发展，成为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新形式。虽然新闻检查制度空前严酷，当局挖空心思地控制舆论导向，但由于互联网的发达，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迅速而广泛，传播历史和现状的事实真相，各抒己见地探讨民主自由的理念，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样的启蒙必然有力地促进民主革命的开展。

　　民主革命必将在中国彻底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们有理由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