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

吴国光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在落成不久的北京政协礼堂开幕。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全文约45，000字，其中仅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1]一年多之后的1958年5月，“八大”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八大二次会议”）。还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这次的报告，篇幅是上次的一半，大约22，500字。但在这短短的篇幅内，居然23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2]

　　与此相应的，还有更为重要的变化。“八大”认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用“八大”政治决议的话来说，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而中共的主要任务就理应转变为集中解决这一矛盾。但是，时隔一年多之后的“八大二次会议”，却转而聚焦于阶级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他甚至说：“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4]

　　刘少奇和整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前倨后恭？中共对于中国主要矛盾的判断，为什么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发生了这样南辕北辙的突然转弯？从1956年秋季的“八大”到1958年春季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段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中国政治出现如此鲜明、急剧的变化？

　　“八大”的两次会议之间，是1957年；1957年中国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反右”运动。换言之，“反右”运动发生在“八大”的两次会议之间，而“八大”的这两次会议则明显地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转向。那么，理解“反右”运动，就有必要把它放到这一历史发展背景中来考察。本文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即把“反右”运动还置到中共“八大”的两次会议之间的历史情境之中，研究“反右”运动与“八大”的关系。

　　在以下的正文中，笔者将详细研究1956年和1957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分析毛泽东怎样从他自己所说的“心情压抑”转为斗志高昂，并如何达成以他自己的意志来压倒党内不同意见，从而主导中共路线和中国政治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反右”无疑是关键的一环。不过，这一环与此前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反冒进”、群众“闹事”及所谓“整风”之间环环相扣。在这绵密、紧凑、短促而多变的1956年到1957年的政治过程中，毛自始至终着眼于掌握中共决策和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发现，祸及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只是毛泽东要夺回他在1956年失去的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而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通过“反右”，他达成了目的，于是有了与“八大”调门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会议”。

　　一、1956：毛泽东“心情压抑”

　　1956年，毛泽东与他亲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入“七年之痒”。用毛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年，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5]为什么呢？因为“反急躁冒进”。这是毛后来挑明了的他感觉受到压抑的根本原因。[6]本来，1955年12月，毛为计划于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确定了“反对右倾保守、加快经济建设”的方针。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包括党政军各部门和省市负责人12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毛的意见是，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7]毛强调，“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还说，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8]官方记载显示，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决定，要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中共“八大”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部门展开这个斗争。[9]

　　多种资料证明，毛心目中这时正在勾画一幅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为1955年实现的所谓“三大改造”、特别是所谓“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实现所激励，毛雄心万丈地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将是接下来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杜润生的说法，“取得1956年合作化的胜利，毛主席认为农业已经过关了，原来是小农经济扯工业的后腿，现在是工业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腿了，因此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工业，搞起了‘促进’运动”：“毛泽东预测，所有制改变以后，一定有一个生产力的大发展”。[10]毛信心十足地告诉他的同志，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11]——也就是不比打仗更难的意思。1955年底，在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毛在序言和按语中多次强调，要批判各个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毛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发展”。[12]此前，毛还准备了《农业十七条》，并将之扩充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认为，“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因此，就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样，“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1956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提出多快好省地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把“潜在能力发掘起来”，“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为富强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毛“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思想主线，社论批评“我们领导者中间有些人思想落后于实际”，“安心于一种落后的发展速度”，“犯了右倾的保守主义的错误”。社论要求采取“使广大群众振奋起来”的领导方法，批评了“按常规走路，拖拖沓沓，害怕困难，看不见新鲜事物，看不见新问题，看不见先进经验”的“保守主义的领导方法”。[14]

　　为自己的“多快好省”的思路所激励，毛把苏联的那一套经济建设方式看作是“紧箍咒”。借着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毛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不同于苏联的加快建设的路子。他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1956年3月，在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5]在这个背景下，4月间毛的著名讲话“论十大关系”，应该看作是毛试图总结他的经济建设思路的一种努力。这篇讲话开宗明义即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6]虽然这篇讲话比较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但是，毛的落脚点还是在于“鼓劲”，强调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17]从这些讲话中，我们看不到毛有什么“心情压抑”；相反，这时的毛雄心万丈，准备在经济建设上大显身手，创造出不同于苏联经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问题是，好景不长，毛很快就遇到了挫折。在毛的冒进路线主导下，1956年开年不久，中国经济即呈现“全面紧张”的局面，表现为各个行业盲目发展、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总数增长过快、生产秩序混乱、资金供应紧缺、货币发行量剧增等现象。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种主张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方针，并通过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传达到全国。[18]1956年的下半年因此成为“反冒进”的半年。

　　这时候，毛落了下风。在这种状态下，毛不是不善于采取守势。毛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19]，但他当时仅仅表态“不看了”[20].无疑，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在“反右”之后，只有当毛重新夺得了主导权之后，在“南宁会议”上，他不仅公开了自己对这篇社论的不满，而且采取了激烈的反击行动，“把这篇社论当作靶子，系统地批，严厉地批，一段一段地批”。[21]9月份，中共“八大”召开时，正是刘少奇等人的主张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而毛当初所确定的“八大”要“反对右倾保守”的基调，已经不见踪影了。刘等人对于“八大”的这种主导力量，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建设方式上，而且表现在政治路线和权力架构上。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冻”潮流的影响下，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强化了党员权利和党内民主的因素。在政治路线的确定方面，尽管毛对“八大”有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提出异议，但是整个中共领导层对毛此议似乎并未认真对待。在权力架构上，毛退居“二线”，而且下一步更有仅作“荣誉主席”的安排。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20年来，毛的威望、地位、权力和影响，在中共内部乃至中国政治中，总是在不断增长，此时却第一次出现了衰退。

　　当然，“退居二线”是毛“主动提出”的，从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也得到了毛的同意。中共官方人士和桂冠学者便据此论证，当时毛和他的政治局同志如刘少奇等之间并没有权力斗争。[22]但是，“主动提出”可以是一种试探，而刘少奇们当仁不让，毛的心中如何滋味，恐怕即使是官方人士和桂冠学者们也并不知道。毛本人倒是透露了一点想法。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说到：“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23]显然，毛在担心自己的权力地位。如果毛对“八大”的看法也像中共官方史学那样，认为是什么“伟大胜利”，他怎么会说整个1956年自己心情压抑、不舒畅呢？

　　二、1957（上）：从“闹事”到“整风”

　　1957年进入多事之秋，毛这一年的政治运程与1956年形成鲜明对比。1956年，以6月份为转折点，毛开高走低，从豪情万丈到心情压抑；1957年也是以6月份为分界线，他却开低走高，重新取得了中共决策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毛是怎样做到呢？笔者发现了两个转折：一个是从“闹事”到“鸣放”的转折；一个是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通过这两个转折，毛实现了他的胜利。

　　1、“闹事”

　　1957年开初，形势对毛、乃至对整个中共并不有利。1956年冬到1957年春季这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据中共官方文件透露，“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共有1万多起罢工和1万多起罢课。[24]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在1月18日至27日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此有一番议论。他说，好多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出现了“不要共产党”、“社会主义不好”等怪议论。毛把这些现象和苏共“二十大”挂起钩来，并且认为可能出现相当严重的局面。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要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准备出“匈牙利事件”，要注意继续暴露出来的各种思想。[25]按照毛的这些讲法，他显然是把这些所谓“闹事”看成敌对事态。他当时也确实谈到了“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意味着把这些事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根据邓力群的回忆，毛在那个时候开始强调，“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26]

　　不过，事情的蹊跷在于，毛泽东随后所确定的对待所谓“闹事”的公开口径与处理方式，却与这种看到“蚂蚁出洞”、强调阶级斗争的判断很不一致。2月间，毛提出了他的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2月27日，也就是省委书记会议之后整整一个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第9节专门讨论了“少数人闹事”的问题。这里，毛的判断与1个月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毛认为，发生闹事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因此，相应的对策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个月前，他忧心忡忡地设想“最坏的可能”和在中国出匈牙利事件；现在，他却说：“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27]

　　毛为什么忽然变得这样开明了呢？同一篇讲话接下来的一节透露了某种消息。那里，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坏事变好事”的说法，提到因为这些坏事而“无权将变为有权”[28]——当然，明里是就国际形势而言，没有说这也适用于党内的权力斗争。

　　在民众“闹事”的同时，毛也试图“闹事”，开始寻找机会发泄自己1956年的那种“压抑”心情。也是在1月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在18日会议开幕讲话时，第一次在党的高级干部范围内公开表达了他对于“反冒进”的不满。当然，这时他的表达还是相当温和、委婉的。毛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右倾，这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29]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先是毛在那里对“反冒进”发牢骚，然后，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毛不多加理会，而是继续讲他们的“反冒进”思路，并按照这一思路布置经济工作。在1月18日的会上，紧接着毛的讲话之后，陈云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试图总结1956年财政经济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大谈“经济稳定”和“比例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了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三大平衡的思想。[30]陈云强调，要“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等。根据中共官方史学家的看法，这些措施对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31]在此之前，1月8日至10日连续3个晚上，毛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了小范围的会议，座谈1956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在发言中大体陈述了他1月18日讲话的基本内容。[32]1月10日，陈云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该小组被赋予“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权力和职责。[33]

　　上述情况存在两个疑点。首先，从1月27日到2月27日这短短的1个月内，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他对于“闹事”的看法和对策？其次，毛泽东对于1956年“反冒进”的不满，已经在公开场合有明确的表达，为什么他的政治局同事们并不重视？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还不足以完全回答这两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问题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可以联系起来考察的。根据并不充足的相关历史材料，笔者对此提出3点推测：

　　第一，陈云对于1956年经济工作的看法和相应的经验总结，在中央领导层中有相当普遍的共识；而毛的看法则与这些共识有很大距离，他的权威因此被领导层的共识所压倒。也是在毛召开的颐年堂会议上，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4人在各自的发言中，一致认为1956年“冒了”。陈云讲话即前述意思，李富春用了“冲昏头脑”一词，薄一波列举了1956年经济生活中的10个问题；李先念则从财政的角度认为1956年“冒了”30到35亿。[34]毛对这4人的发言作了详细笔记，还把薄一波的看法总结为“薄十条”[35]，说明毛无法轻忽这些财经重臣的看法。必须指出，这时距离中共“八大”结束才3个来月，毛对于中共中央的高层政治生活比较不那么具有权威。毛在经济问题上的发言，在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一段期间，显然比较不受他的同志们的重视。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尽管毛对“反冒进”不以为然，陈云他们还是照样讲话，并且被赋予统管全国经济的重大权力。

　　第二，虽然陈云们有表达观点的机会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权力，这并不表示毛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观点。相反，毛坚持自己的看法。在颐年堂座谈之后，他于1月18日公开了自己对于“反冒进”的不满。按照毛的思维方式，在居于少数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在“反潮流”，“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按照他的行事逻辑，有这么多的领导人反对他的观点，正说明问题严重，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历史资料说明，毛一直坚持认为，这些财经事务领导人是右倾保守的，虽然他在1957年1月并不直接表达这个看法。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经过了以“反右”为轴心的一系列政治事态发展之后，到了毛已经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南宁会议”上，毛才对他们算旧帐。他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会上，周恩来受到严厉批评，以至打算辞职。[36]陈云则此后基本赋闲。毛还在会上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37]“南宁会议”之后的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的批评继续加码，说所有那些主张“反冒进”的中共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38]这时，毛直接用“右派”作为基本的政治坐标，把他对于1956年“反冒进”的反攻倒算合法化，企图在政治上压倒他的政治局同事。一年以前的1957年春季，也就是“反右”运动之前，有同样看法的毛，却不能这样痛快地表达，也不可能改变中央的经济工作方针和经济工作权力架构，更不可能让自己的看法占据至高的政治优势。在劣势的情况下，如果毛因此会思考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取得对薄一波们说这个话的优势地位，恐怕也是一个所谓政治家很正常的反应吧？

　　第三，利用群众“闹事”所表达的不满，打击一下这些“当权派”的“官僚主义”，恐怕就成为毛的一种战略选择了。按照他的政治思维，毛从“闹事”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问题”；于是，毛要利用这些“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权力目的服务了。可以推测，当毛柳暗花明地思考到这里时，他豁然发现，群众“闹事”不仅不可怕，而且可以“坏事变好事”了。怎样把它变成好事呢？毛有他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整风”。“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句话，是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期间讲的，[39]而那次全会正是“反冒进”的高峰。可以想象，毛从他感到“压抑”之时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压抑”状态，也就是思考如何掌握政治主导权了。1956年冬天，他已经有了初步思路，就是重施“延安整风”的故伎；而到1957年初，他的战略战术随着“闹事”等事态的发展而逐渐在头脑中清晰了，这就是：借助社会压力，实行党内“整风”。

　　2、“整风”

　　毛马上行动起来。1957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始布置“整风”，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他主张“放”。[40]然后，毛就“南巡”了，到了南京、上海等地，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在当地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毛把他自己在1月份看作风雨将至、“蚂蚁出洞”的那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统统“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并豪迈地发问：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谁怕批评？[41]对毛和他的听众来说，答案当然是毫无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