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2]原定1958年进行“整风”，1957年仅是进行准备并在适当范围试行。[43]但是，毛已经迫不及待了。在4月27日党内发布“整风”指示之前的4月19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15天内用电报报告：“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44]

　　把那些忠心耿耿维护他的共产党政权、因而敌视乃至镇压群众的罢工罢课等行动的官僚们，放到这样的问题下质问，毛的意图，对于我们已经了解他早些时候对所谓“闹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判断的后来者来说，一下子就变得十分清楚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的一贯手法。“鬼”总是那些人，就是党内并不亦步亦趋跟随毛的人：“钟馗”很多，这一次是“闹事”民众。

　　但是，“闹事”闹过之后，不能继续鼓励。这是一位不好使唤的“钟馗”，难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弄于股掌，指挥如意。为了更好地达到“打鬼”的目的，毛还要请新的“钟馗”。5月4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指示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毛强调，“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45]于是，轰轰烈烈的“鸣放”运动开始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毛又提出了一个甚为敏感的问题。他提出，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并且首先是面对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提出的。4月30日，毛对陈叔通、黄炎培谈了这个想法，并“嘱我们（即陈、黄—引者注）透露消息”。[46]这个消息产生了复杂的政治效应。陈、黄等人马上诚惶诚恐，要求毛留任；相比之下，党内那些早就同意毛“退居二线”，也赞成毛卸任国家主席，甚至赞成毛在适当的时候卸任党的主席的政治局同事们，在毛看来，是更加体恤毛呢，还是有些不够意思呢？社会上有传言，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90％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47]

　　当然，毛后来确实辞去了国家主席，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一举动及其效应不是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政治后果吗？其一，这就为“整风”注入了有关高层权力斗争的想象；第二，造成了毛是开明的、而另有领导人是官僚主义后台的印象，而那些领导人甚至要逼迫毛下台！就是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劝进表态，不是也有助于让人在对比中看出那些刚刚在“八大”取得治国大权的中共领导人的一些问题吗？“整风”“鸣放”的矛头应该指向哪里，难道毛没有给出暗示和指引吗？

　　三、一九五七（下）：从“整风”到“反右”

　　问题是，“鸣放”不可能完全按照毛的意志而展开。“钟馗”被请来了，它却连“老鬼”一并打击，尽管“老鬼”本是请他来打“小鬼”的。“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到，“大鸣大放”的矛头所向并不只是针对他认为属于官僚主义的现象及其权力代表，更不仅是针对“小和尚”，而往往会针对“老和尚”，[48]针对毛本人，针对毛所领导的这个党和毛所创建的这套制度。有的批评意见明确说，“三害”（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49]就是毛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这件事，一些知识分子也另有看法。在决定展开对所谓“右派”的“反击”之时，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特意提到了“右派分子”的这种看法：“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50]就是否害怕批评而言，毛其实是纸老虎。从5月4日毛替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算起，党外人士发表意见不过10天而已，毛就已经受不了了。5月15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党外人士中发现了“右派猖狂进攻”。可是，这篇文章当时秘而不宣。[51]因为毛认为，“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进攻”这样一个判断的同时，毛依然在5月16日指示全党，“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52]大约是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官员在5月底还三番五次动员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发表鸣放意见。[53]动员成功的结果，就是那篇以批评“党天下”而名留青史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最迟，到6月6日，也就是“反右”运动正式开始的隔天之前，毛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最后一个要求“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54]为了下一步的辉煌战果，毛要中共党员干部、也要自己“硬着头皮顶住”。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候，毛还没有忘记“一鸡两吃”地利用“右派进攻”的“剩余价值”，即通过这样的“整风”来“揭露”党员干部的“缺点错误”。[55]另一方面，在“诱敌深入”的同时，毛也耐不住要送出一些“歼敌”的信号。5月25日，在接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毛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而“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56]

　　在短短1百多字之中，毛已经鲜明地把他的所谓“辨别香花与毒草”的两条根本标准突出了出来。30日，毛要求胡乔木转载一篇批判章乃器的文章，但特意提出“何时转载适宜”的问题。[57]《人民日报》是6月8日转载这篇文章的，也就是毛指示中共各地党委“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一天，“反右”运动正式登台的那一天。

　　与1956年6月毛对《人民日报》有关“反冒进”的社论送审稿采取“不看了”的消极态度相比，1957年5月的毛异常亢奋。继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后，6月10日，毛亲自部署“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撰写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这也是经过毛亲自修改的；7月1日，毛再次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长江三峡游泳。[58]7月9日，毛从外地通知中央，“反攻应当扩大”。[59]

　　显然，自从开始“整风”，毛就增加了对中央决策权的掌控；而“反右”一旦展开，毛就完全掌握了主导权，很有高枕无忧的感觉了。到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即“八大”开过整整一年之后，毛便修正了“八大”的路线，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0]而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即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还附和“八大”对于社会矛盾的判断，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虽然那时他也强调“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61]

　　在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毛还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即“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62]毛的主张，只能是“快一点、好一点”的那一种。那么，有人主张“慢一点、差一点”的方法吗？是什么人在主张这种方法呢？当然不是“右派分子”。事实上，1957年早些时候，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毛也含蓄地但是颇为理论化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着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64]当然，毛不会认为自己属于“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谁是这些人呢？当然也不是“右派分子”，因为他们已经属于敌人，而在那个时候，毛还认为那“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等到七、八年之后，在毛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的时候，那些“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就成为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概括地说，通过“反右”，毛在两个层面上夺回了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第一层关乎如何界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如何确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方位，如何判断中国的根本问题，从而制定中共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第二层关乎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采取什么样的道路、方法和步骤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两层的背后，就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从来不是空洞的东西；在中共的政治中，它首先就体现为这两个层面的影响力。在掌握了这样的影响力之后，毛对于他的政治局同事的权威，就今非昔比了。按照薄一波多年之后转述的“同志们”的看法，从“南宁会议”前后开始，“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薄一波认为，这“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64]

　　如前所述，毛把“反冒进”和“右派”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反冒进”与所谓“右派进攻”是互相关联的，前者为后者铺路。这样，在1957年夏季及此后，那些一年之前还在积极地“反冒进”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显示自己与“右派”并没有政治上的关联，就不得不特别拉高“反右”的调子。也如薄一波所回忆，这“表现在去年（1957年——引者注）6月23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那一篇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65]

　　这里，一个可能引起兴趣的问题是：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毛蓄意“引导”所谓“右派向党进攻”而造成，还是“整风”失控所引起的？按照毛的“引蛇出洞”的说法，按照常见的对“反右”运动的分析，似乎应该是前者；而本文提出的先有从“闹事”到“整风”的转折、再有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的看法，特别是强调这两个转折的着眼点都在于毛从他的那些经济现实主义派的党内领导同志手里争夺政治权力的论点，则似乎容易导向后一种结论。实际上，笔者对此没有定见。这首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史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应该说，前一种看法可以得到较多史料的支持。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整风”伊始，毛就说过，“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66]其中，可以看得出已经有了对知识界下手的打算。到了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时候，毛更明确地写道，“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67]显然要转过头来对付党外人士了。“整风”对于毛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1957年6月，毛强调过，“整风”是“天下第一大事”。[68]这可以帮助说明，毛在构思、部署和发动“整风”之际，应该是有所谓“一盘棋”在胸的。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倾向于认为，第二个转折，即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毛在决定第一个转折（即从“闹事”到“整风”的转折）时有所前瞻并有所预谋的。因此，“反右”可以说是一个阴谋连环套，“阴谋后的阴谋”，“阴谋中的阴谋”。阴阴为阳，是为“阳谋”。

　　不过，笔者并不愿意把这种看法推到某种极端程度，认为毛自始至终成竹在胸、操纵全局、指挥如意、节节推进。诚如赫鲁晓夫所言，“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69]换句话说，毛从来都是一个阴谋家、战略家、权术高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能够未卜先知；相反，毛总是随时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战略，同时保持他的目标不变。正是因为这样，毛在1957年制造了两次转折，得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闹事”不危及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政治利益的时候，借助群众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批评来打击和压制党内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而在这种批评质疑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的时候，又反过来强调阶级斗争，以此压倒中共“八大”集体确立的政治路线而代之以自己的政治路线。从“闹事”到“整风”，借助“钟馗”可以“打鬼”；从“整风”到“反右”，“借鬼”也可以打击“钟馗”。形势历经转折，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夺回权力。知识分子和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两败俱伤（当然，这一次，后者比前者伤得轻多了；真正的两败俱伤要等到七、八年之后），而唯有毛取得了胜利。

　　四、1957――1958：从“反右”到“大跃进”

　　一旦毛的政治主张通过“反右”而占据了中共的主导地位，毛就要实施自己的主张了。必须指出的是，毛这时的主张固然强调阶级斗争，但并不因此排斥经济建设。如前所述，只是毛有自己那一套经济建设的主张和路数就是了。结果是，毛一旦取得政治胜利，我们就可以嗅到“大跃进”的气味了。因此，1958年，从政治上说，是从“反右”运动取得所谓“胜利”的时候就开始了。

　　毛从“反冒进”之后的一年多内不怎么谈经济问题。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起，他又开始大谈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问题了。10月9日，毛在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上批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70]9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在1955年底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本人则在10月中再次亲自修改这份文件，并要求很快在报上公布“纲要”。[71]1958年1月，毛召集“南宁会议”，大肆批评“反冒进”，并在此后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72]这等于说，毛泽东不但从“二线”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站到“一线”，而且在“一线”特意选择了经济工作的领导权——这项两年之后他自己承认“我就不大懂”的领域。[73]然后，就是“大跃进”了。在“大跃进”高潮中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其政治结论和政治意义，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内容了。按照毛自己的总结，是个“马鞍型”，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低潮”就是“反冒进”。[74]换句话说，“反冒进”和“反冒进”过程中举行的“八大”使毛的权力进入“低潮”；而“整风”、“反右”则改变了这种状态，把毛再次送上了专制权力的高峰。

　　结论：动态的历史，政治的枢纽

　　经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说本文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从“闹事”到“整风”、从“整风”到“反右”，有两次转折：毛先是企图利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来反对党的官僚，用所谓“整风”打一下刘少奇们；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一战略并不奏效，相反，知识分子的矛头对准了整个党国制度，包括毛本人。于是，毛就反过来，对知识分子痛下杀手，用血淋林的镇压凸现所谓“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你死我活，他则仍然胜利占据中共路线和权力主导的制高点。过往的研究清楚地看到了第二个转折，但第一个转折则往往被忽略了。由于这种忽略，“鸣放”运动的出现就显得突兀而缺少逻辑，或者容易被理解为毛和中共有其开明、民主的一面，只是在“民主”触及到制度根本的时候才被迫还击，或者被完全看作毛所自诩的“引蛇出洞”，好像一切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从上文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看到，“引蛇出洞”仅仅是5月15日到6月8日之间毛的战略，并不能完全解释此前毛为什么发动“鸣放”运动。只有看到第一个转折，事情的脉络才变得比较清晰一些。可以说，看到了这两个转折，在历史层面，才能够较为清楚地展现历史的动态；而在概念层面，也才能较为清楚、深刻地看到中共极权制度下专制权力运作和专制制度运行相互作用的政治图景。

　　本文的第二个发现也展现了历史的动态，那就是：毛泽东并不是从来不要搞经济建设。恰恰相反，毛在1950年代中期热衷于所谓“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鼓吹提早实现现代化，“15年赶上英国”。但是，毛并不尊重经济规律，更不懂得现代化建设。这就导致了毛与他的那些试图了解经济规律、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建设的同志们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对国家决策和治理权力的争夺。毛的许多听起来很具有进步性的看法，比如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对苏联经验的不满、对所谓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其实都是和他的经济冒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维护和推展他的经济冒进主义而提出来的，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反过来，他的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经济规律的党内不同意见持有者们，比如陈云，也不过是在与毛的对比中比较具有接近实际的品质，而放到另外的历史和制度环境下也就不一定具备这种品质了。

　　毛完全放弃经济建设、一心专注阶级斗争，是经过了本文所研究的历史阶段之后又一个回合的斗争和起伏才形成的，那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与“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以及此后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一度主导政局的那段故事了。这段历史非本文研究范围。但是，历史有时候惊人地相似，其中总有其千里灰线的联系和脉络。1958年起的“大跃进”，可以说是1956年毛泽东经济冒进的放大；而1960年代初的形势，则很像“八大”前后的情景。至于“文化大革命”，则就是“反右”运动的转胎及其登峰造极的发展了。比如，1957年的时候，大学生当中还有很多是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毛不想使用；但经过“鸣放”运动，毛也领教了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唤，于是“文革”伊始毛改为发动青年学生“大鸣大放”。又比如，“文革”时中共经济务实派的领导人仍然是斗争的目标所在，不过，从“反右”到“文革”，毛已经把他们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看成为“敌我矛盾”了。再比如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都一同遭殃，因为他们与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一样，对毛来说，同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权力上的两个心腹大敌。可以说，毛生活在两个“权力场”之中，一方面他面对所谓“阶级敌人”，包括所谓“右派”；另一方面他则面对党内潜在的对自己的主张和权力的挑战者，即1950年代的所谓“右倾保守分子”和1960年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在毛这里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对毛来说，只有掌握无人能够质疑和挑战的权力，才能取得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为了这样的胜利，毛权谋百出。不过，如果我们有历史的眼光，并不难发现，毛亦不过“技止此耳”。甚至包括毛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伎俩，乃至一些细节，也有很深的脱胎于“反右”伎俩的痕迹，包括“出巡”时机的掌握、安排在长江游泳等等，都如出一辙。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