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口号和理论体系进行的，与西方现代文明总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牵涉，但其渊源、性质、风格和命运却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历史土壤之中。

马、恩曾断定俄国在“传统和制度，性质和状态”上属于“东方普遍奴隶制”，完全缺乏《共产党宣言》中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结构。俄国如果发生一场旨在土地和一切资源国有化的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

列宁一度追随马、恩，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的厌恶和深刻的警惕。他与马克思的俄国大弟子普烈汉诺夫一样，一度朦胧地看到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

但是，俄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却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许不能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却是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是一次异于西欧社会革命而别具另类人类意义的大革命。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深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更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当黑夜降临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却神意地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罗斯在地缘空间上向东绵延，与西方先后经历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技浪潮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历史的演进极为巧合地与地理特征相互叠加作用，共同推进了俄罗斯帝国的天命意识和救世主义。

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结亲并皈依上帝开始，俄罗斯便被某种天命的光芒所笼罩，俄罗斯人开始以基督的名义，高擎十字军旗帜发动“圣战”。

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帝国。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就成为伊凡使用双头鹰国徽的天命所在；从此，俄国开始自称“神圣俄罗斯”。

但是，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未因俄国历史命运的演变而缩小，正是俄国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加剧了俄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亚历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对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党人的觉醒和起义，极其戏剧性而严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国的内在矛盾。从此，俄国先进人物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精神反抗和社会革命，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痛苦而愤怒地面对着一个巨大现实，即以沙皇专制、农奴制和国家控制的东正教为支柱的俄罗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体现过基督教真理，俄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终极意义上的救赎。

对沙皇制度的绝望和对西方的抗拒汇聚成俄国特有的末世主义和新的启示。事实上，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规模都远远不能填补俄国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现实和历史道路的幻灭感。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后俄国效法并赶超西方所引发的所有社会关系、思潮、事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欧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诸种历史动因在俄国激起的回应。对于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领导人而言，正如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约翰・里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观察到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扫清了历史的陈迹，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那迫切又伟大的希望上。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

苏俄一改与西欧相比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形象和心态：专制、愚昧、黑暗、落后……十月革命借助战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换：俄国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消除人类躁狂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悲剧，并为人类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础”（《列・托洛茨基自传》）。历史真理的光芒从此由克里姆林宫放射而出，将照亮巴黎、伦敦、柏林等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角落。

预言得到应验

虽然列宁生前已预感到，俄国革命可能由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分裂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并以其最后的生命反复告诫说，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还微不足道，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管理国家，是行不通的。

并组织了工农检察院，并且在其遗嘱中逐一分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个人品德”，并且用极其明确的措辞要求把斯大林“撤下来”。他还是无法想象，在他身后，革命将会发生何等严重的变形和倒退。

理想和献身精神是列宁身上最动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权力与脆弱易变的人性之间，列宁来不及、也不可能设计一套确保革命政权不被篡夺、革命权力不被出卖、革命目标不被背叛的制度。

几乎与此同时，关于革命历史命运的论争开始出现。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位为十月革命欢呼和辩护的欧洲革命家，这位被资产阶级称为“嗜血的罗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发出严重警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来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预言俄国革命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政变”：“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

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最正直最有头脑的人物的忧虑和告诫，虽然十分刺耳，却是对十月革命另一种命运的真实描述，是被后来的图景验明的真实预言。

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历史环境，尤其面对十月革命后的现状，列宁只能全力以赴地为维护和巩固革命成果而战。

马克思、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导师，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实际掌握权力，更没有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非西方国家掌握过最高权力，他们完全不可能设计一套对革命领袖进行监督、制约、裁决、罢免的制度。

历史表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卢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宁本人，他们谁都没有预见到，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主与专制的取舍，竟然会成为最致命的抉择。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到了斯大林身上，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会发展到怎样严重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

俄国近一个世纪的救赎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开创、嘱托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伟大历史运动，竟然出现相反的结果。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凌驾于党、人民和国家头上。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道德准则和政治遗训，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偶像崇拜和领袖拜物教，斯大林被称颂为“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

鸿沟，最终没能跨越

1946年，流亡的苏联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巴黎写道：俄国革命唤醒和解放了俄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它的主要意义，同时背叛了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并使专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复燃，这就是它的根本教训。

苏联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后三年）才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逐渐知道斯大林对党内老布尔什维克镇压的局部真相；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从作家索尔仁尼琴那里窥见了遍布全国的“古拉格群岛”；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知道更多更恐怖的历史。苏俄历史的苦涩和力量在于，正是因为人民长期处于与真相隔绝的境地，一旦发现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质，他们的震惊、幻灭和愤怒，就足以摧毁任何强大的帝国。

1998年7月16日，在乌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稣基督教堂”。次日，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鞠躬。这位昔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强调，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十月革命不仅没有实现它那无限美妙的理想，而且始终没有在这个国度建立起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现代社会。

这场革命难以避免的悲剧在于，它所拥有的历史条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与它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物质、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鸿沟。然而，俄国在承揽解放人类这一伟大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气概、力量和精神高度，又使这场革命沦为悲剧的过程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由于其地理环境、历史命运的人类性，苏俄的启示将永远属于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