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的“地理—极权假说”
　　
　　
　　目录：
　　一、中国历史的主线
　　二、地理—极权假说
　　三、中原的地理条件（略）
　　四、大一统（政治一元）
　　五、大一统的原因
　　六、大一统的途径
　　七、大一统的本质
　　八、极权之下普遍的奴役与异化
　　九、中国的曙光

　　经常听官员、媒体、专家们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或“中国的特殊历史”，很久以来大家也常常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目的下频繁地使用着这些词汇，然而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却似乎从来没有人说明白过，中国的特殊倒底特殊在哪里，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反正就是特殊。就像宗教里“神”的观念一样，可以解释一切但对任何一个现实问题都束手无策。本人的《中华民族史纲》从去年五月开始动笔，写到现在居然只写了第一章的1、2两节，看来要全部写完还需要再等上几年，所以本人打算另写一篇较短的文章来谈谈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就是现在这篇《关于中国历史的“地理—极权假说”》，争取用比较简明清晰的逻辑主线“地理—极权假说”来分析中国的总体历史（包括当代）：

　　一、中国历史的主线
　　 极权的皇帝与官僚军事体系
　　 极权下的人民
　　 极权下的人性与文化
　　1、（广阔、富饶、平坦的）中原 ——> 大一统 ——> 极权 ——> 极权下道德与法律
　　 极权下的社会革命
　　 极权下的社会创造力
　　 极权下的公民权利意识

　　2、王朝轮替的历史：
　　 极权帝国——全面腐败——人民全面反抗——旧帝国瓦解——诸侯分裂割据——强者出现——统一中原（全国）——建立新的极权帝国——全面腐败——人民全面反抗——帝国又一次瓦解……

　　二、地理—极权假说
　　 “地理—极权假说”是本人多年来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以及对比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发展所总结出来的最有力的理论假设。因为现在这个理论暂时只是本人一人的想法，尚未经过其他朋友与同道的的论证与批驳，肯定不可能达到逻辑上的完整与科学性（甚至这个假说有可能根本就不正确），所以本人现在称自己的想法为假说。希望各位同道能给予帮助和指教。
　　 “地理—极权假说”是从两个角度来假设中国的历史（秦朝之后至当代）发展变化的原因，第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中原地区面积广大，气候良好，能供养大量的人口，且联为一体的平原地形有利于军事征服活动，这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政治一元格局（大一统）之下，而政治一元（大一统）的必然本性就是极权；第二个角度就是：古代中国极权社会中的“军事——政治权力”的触角是伸入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的，由于缺乏权力制约，必然出现普遍的官员腐败与堕落，而且官僚的腐败必然也随着政治权力的触角全面地入侵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并最大限度地掠夺人民的财富。官僚集团的这种无休止的掠夺让人民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最终会在气候变化等偶然因素的配合之下导致全国人民普遍的生存危机并引发全国规模的革命。
　　 “地理—极权假说”的核心就是通过地理和极权来认识中国的历史（包括当代）。台湾如果不是因为有一道近两百公里宽的海峡，就绝不会有与大陆不同的政治形态。

　　三、中原的地理条件（略）

　　——见《中欧走向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原因》

　　四、大一统（政治一元）

　　 中国的历史自秦朝之后，大一统就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周朝以前的封建社会历史离我们己经太远，本文不去研究。
　　大一统是指中国全国性的政治统一（政治一元），但是这个原始含义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反而会带来一定的偏差，因为如果把全中国看作是由中原、江南、四川、西域、蒙古、东北等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那实际上整个中国处于“大一统”状态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不论什么时期总有个别边远地区不在中央的有效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统计数据，本人发现中原地区的面积虽然只有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但是其人口数量一直占全中国人口总数的80%左右甚至更高，所以中原的统一实际上就意味着大部分中国人己经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权管辖之下。为此，本人认为中原地区的统一就基本上可以认为全中国进入“大一统”状态。为了稍作区别和便于读者思考，本人还是把大一统分为“中国大一统”与“中原大一统”两种状态（无实质性的区别）。
　　 1、从全中国的角度看：包括中原、江南、四川、西域、蒙古、东北的全国性统一称为“中国大一统”，实现“中国大一统”时期为：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
　　 2、从中原地区的角度看：中原地区包括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三个地区的统一称为“中原大一统”。由于中原地区地势平坦、缺乏有效的地理障碍、交通便利而且迅速，所以中原地区的统一容易实现，“中原大一统”的次数多达十几次：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前秦、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元、明、清。在每一次全中国整体分裂的历史时期里，中原地区实际上都是基本统一的。
　　在《中欧走向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原因》一文中，本人己经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经常走向大一统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特殊地理因素。中原地区是平坦的平原，不存在什么可以阻止统一的地理阻碍（山脉、大森林、海洋），而且中原的农业发达，农业财富丰富（战争物资充足），人口密度高（兵员充足）；另一方面，中国的统一从来都不需要建立海军，中国的统一战争也从来都不需要经历海战和登陆战，因为中国是联为一体的整块大陆，只要陆军野战与攻城战成功就可以。总之，中国的军队组织成本较低，调兵速度快，战争形式简单（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的地理因素造成的），这使得中原政权发动统一战争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远低于欧洲的统一战争。所以中国历史上完成全国统一的朝代很多，而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曾有过四百多年的基本统一之外，竟然找不出第二次大一统时代，哪怕很短暂的大一统都再没有出现过。
　　 中国的大一统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物征就是“大”。中国的政治统一不是一个小国小民族的统一，而是人类最大民族的统一，是占全人类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民族的统一，所以这种统一的规模不是小规模的，而是超大规模的。这种“大”的特征也让中国的历史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征。

　　五、大一统的原因

　　 中国大一统的原因：平原的地理因素有利于强者对弱者的征服，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
　　有一种流传很广但实际上却是完全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是由中国的文化一元造成的。历史事实却是：秦朝与汉朝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当时中国境内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完全不同，各地区的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的差异与欧洲各民族间的差异没什么两样。同样的事实，与秦汉同时代的地球另一面，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希腊、北非、西亚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些地区文化上的差异根本无法阻止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建立。不论在东西方，不论在古代与现代，文化上的统一并不会为一个地区的统一提供多少动力，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无法阻止大一统的实现。文化统一只是政治统一的结果而己。
　　在《中欧走向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原因》一文中我己经分析了，中国大一统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理因素的便利，平原地形有利于武力征服的成功实施，有利于强者对弱者的征服，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一个平坦的大平原上无法保证两个以上的政权长期共存，各个政权除了依靠自身实力之外，再找不到一点天然的东西可以帮助其防御对手和保障自身的独立，其中实力稍弱的政权会很快被灭掉，中原分裂政权之间的势力均衡随之被打破。不久，中原又会从分裂走向新的（武力）统一。
　　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不论那个民族那个地区的统一都是依赖于武力的，中国也不例外。而中国与别的国家稍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中国人所处的地形是特别有利于武力发挥作用的地形。如果某个中原政权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才华的领袖，那中原统一似乎只是几年之内的事情。就像春秋末期的秦国，在秦始皇的指挥下， 10年时间平定山东六国，实现海内一统；西汉高祖刘邦从起兵到称帝总共七年，其后又用了近十年时间巩固西汉全国统一，总共花费17年时间；东汉末年中原分裂，从西元184年黄巾起义，东汉政权瓦解，陆续出现了四十几个诸侯分裂割据，到建安五年（西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中原很快又走向统一，这期间从曹操起兵到曹操统一整个北方只用了17年时间。（与之相比，罗马共和国的成功扩张直至最终建立罗马帝国，大约经历了400年）
　　中国（中原）大一统都是一种依靠武力实现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动力完全来源于人类在自然生存状态中的必然行为所导致，与任何文化都没有关系。就像现在经济领域里面常常会遇到的垄断企业一样，不论在那一个民族之中，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之下都必然会出现垄断企业，不论是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印度还是俄罗斯或中国，因为市场自由竞争的机制下都必然会产生垄断，与其所在国的文化并无多少关系。中国的大一统也不是中国的独特文化的结果，而是中国特殊地理条件与人类普遍的行为模式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换上其他的民族生存在中原的地理环境之下，也会做出与中国人一样的事情来。在古代的人类历史上，武力是解决冲突和争夺利益的诸多手段之一，也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只是偏偏在中国的中原地区这个因素特别有效，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中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因素。
　　同样的理由，在第四部分说到中国（中原）大一统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这个特征也完全来自于中原的地理因素的独特性，中原具有超大的平原地形，还具有非常好的气候，这样一种地理因素之下所支撑起来的帝国必然是一个大规模的帝国。但是这种“大”的特征也让中国的人民革命面临着具有更多人力物力的中央政权的镇压，使得中国的社会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稳定性”。

　　六、大一统的途径

　　前面一点己经说明中国大一统的原因在于中原的地理因素有利于强者对弱者的征服，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而这个过程就是强者用武力征服弱者的过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不论人类世界中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其统一或联合的过程都是用武力征服的结果，中国也完全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统一都是依靠战争来实现的，几乎不存在谈判统一或者分裂政权和平共处的情况。这一点在欧洲也差不多，欧洲历史也是战争与冲突不断，只是他们的地理破碎性能很好地阻止强者统一欧洲的努力。
　　中国每次大一统的途径也就表现为如下形式：在旧的中央帝国瓦解之后，中国走向诸侯分裂，但在分裂过程中在诸侯的互相竞争中必然会逐渐产生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又会更一进步地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去瓦解和兼并实力稍弱的诸侯，成长为新的“统一者”。在这个新皇帝的强大武力面前，各地分裂势力逐渐屈服，最终扫清一切割据势力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帝国。

　　七、大一统的本质——“军事—政治权力”的极权

　　依赖于武力的成功征服，各种分裂势力被新皇帝消灭了，这也意味着全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一个新的皇帝面前，而且没有人能够反抗这个新的皇帝（因为中国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最终被消灭就说明没有人能与新皇帝的军事力量抗衡）。由于皇帝在武力上的绝对优势，无限膨胀的野心和欲望会让任何一个新皇帝积极地利用其手中的军事力量，如果说大一统的过程就是强者把优势从军事领域扩张到全国的政治领域，而在新帝国成立之后，皇帝必然还会实施一系列的强制性措施把这种垄断优势从军事、政治领域又扩充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这种权力就是“军事—政治权力”。
　　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皇帝拥有了可以控制一切的力量，皇帝可以把反抗他的地方分裂势力从肉体上消灭掉，可以把反抗他的思想学说焚毁掉，可以把反抗他的官员革职充军夷三族，可以把反抗他的家庭宗族势力分散化，可以把各种宗教组织边缘化，可以把人民的自由民主意识扼杀掉，……。总之，一枝独秀的“军事 —政治权力”迅速而完美地征服了中国的一切，把中国的一切都控制在以军事暴力为依托的国家机器之下。因此，本人认为“军事—政治权力”的一权独大其必然结果就是“军事—政治权力”演变为不受任何其他东西制约的“绝对权力”，而在“绝对权力”支配下的社会就是“极权”社会。所以中国大一统的本质就是“军事— 政治权力”的极权，大一统的必然后果就是创造了一个“极权”的社会。
　　 ***看过中国的二十四史，所以深谙此道，刘邦自称“提三尺剑得天下”，***则顺应时代提出了新的说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深信自己会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可是他不懂中国历史的症结在于始终缺乏能有效制约“军事—政治权力”的分权体制，虽然**党的指导思想己经换成西方的***主义，不再是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但是**党所建立的体制依旧是“军事—政治权力”支配一切的极权社会（本质与过去的历代王朝相比没有变化）。**党的“军事—政治权力”又一次成为不受其他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最终又把中国人带进了大一统的极权之下，于是中国人在过去两千年中遭遇过的事情在最近六十年内又重新上演了几次，古代史上的屠杀功臣、焚书坑儒、思想钳制、文字狱、窝里斗、经济倒退、人民精神的奴化、民族创造力与活力的丧失等等一切在这个新极权时代都极其熟练地重演了一遍，看明白中国最近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基本上也就能明白中国自秦以来发生的一切事件及其原因了。
　　最近几年网络上有一大批文章提出疑问，民国时期国力衰落、物质条件差但是各类大师却出了很多，红朝建立之后却大师绝迹。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因为清末与民国时期，中国的中央政府实力衰弱，无法在中国建立“军事—政治权力”的极权社会，人民拥有了相当程度的思想学术自由，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活力随之表现出来，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还是涌现了灿若群星的一批大师。而红朝建立之后，伴随着战争结束所带来的并不是自由的社会，而是一个新的极权社会。结果一切又重新处于极权的控制之下，中华民族的创造性随之丧失。

　　八、极权之下普遍的奴役与异化——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1、极权的皇帝与官僚军事体系
　　皇帝及其官僚军事体系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与完备，到秦朝时期己经达到了很严密的程度，其组织与系统化程度绝不亚于现代的企业组织水平。中国的官僚军事体系有多种能力伴随着进一步控制人民与指挥战争的要求而获得了非常突出的强化，其中包括：收集与传播信息的能力、组织与调动军队的能力、运送与调配物资的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中国的官僚军事体系能够牢牢地控制整个中国。
　　不仅如此，正如生物学中有一个“顶端优势”的原理，一颗树最顶端的那个分枝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养料，并且会分泌激素抑制其他分枝的成长。在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的皇帝及其官僚军事体系获得了突出的实力与地位，这个体系必然会从整个社会有机体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并且想法设法去抑制其他社会组织的正常发育，以免任何一个新的组织有能力去威胁它的统治。皇帝及其官僚体系就是整个中国极权的实施者，掌握着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军事—政治权力）”，而且从秦国商鞅变法时代开始，统治者就有意识地为了进一步强化皇帝极权而对人民采取分化与愚民的政策，进一步削弱了人民反抗的能力。强化官僚体系与削弱人民（愚民）是极权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只要极权存在，愚民政策就不会停止。
　　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深入发展，虽然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过现代政治学的教育与学习，但是中国人己经从历史的现实中总结出了中国官僚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官本位”。所谓“官本位”就是“权力本位”，就是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政治权力至上主义，是“极权”在精神领域的必然反映。
　　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上都是以血缘为纽带实行父死子继的方式产生的，这种继承方式有其优点也有其显而易见的缺点，其优点就是太子一般就是嫡长子，所以继承人比较明确，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皇族内部出现纷争以及帝国的分裂，有利于维护帝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其缺点则是一代更比一代差，开国皇帝往往都比较英明神武，可是他的后代大多骄生惯养，缺乏与开国皇帝相同的人生经历与磨练，论意志与能力都远不能与开国皇帝相提并论，与之相应的必然结果就是其控制官僚体系和整个帝国的能力在逐渐下降。但是这种控制能力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旧王朝的立即终结，而是意味着旧王朝瓦解的开始，一方面皇帝的权力开始旁落于某个新的权力中心（大臣、外戚或宦官集团），另一方面皇帝对官员的监督与权威开始失效，这也是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过于庞大，行政的层级过多（皇帝——中央——州郡 ——道——县——乡）所致，一个无能的皇帝连中央都控制不住更别谈什么对地方官员的监督。缺乏有力的上级监督，官员的集体腐败就成为极权体制下的必然的后果之一而出现。
　　在极权之下，关于官员的腐败己经有很多哲人有着精辟的论述，如孟德思鸠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的古代历史也完全证明这一点。一方面中国的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帝及其官僚集团手中，人民手中缺乏能与“军事—政治权力”相抗衡的其他力量，人民根本无法制约官员，因为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人民无法撤换官员。另一方面在开国皇帝死后继承皇位的往往能力较差，无法有效地监督下层官员，这使得各级地方官员实际上成了无法无天的“土皇帝”。本来各级官僚的职责就是把“军事—政治权力”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实现皇帝对全社会的占有和支配。但在皇帝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各级官僚完全可以把这种绝对权力用来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服务，通过政治权力实现对社会的超经济控制与剥削，官员依靠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上的努力与创新就可以获得各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部分好处，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推动现代经济与科技的产生。

　　2、极权下的人民
　　 极权之下的人民生活是悲惨的，人民处于完全被奴役的状态之中，因为拥有“军事—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实际上可以拥有人民的一切。
　　 “军事—政治权力”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暴力，而中国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最终被消灭就说明己经没有人能与新王朝的军事力量抗衡。这种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必然给新王朝的皇帝带来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权力，军事暴力既然可以消灭不服从者和臣民的生命，而生命权是人类一切权力之中最重要的权力，连最重要的权力都可以被皇帝剥夺，那么人民的财产权、自由权、思想权、言论权也可以任由皇帝来处置了。
　　不仅如此，随着一个新王朝的建立，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也往往喜欢采用一些分化、弱化、愚化、奴化人民的措施，没有人反抗了江山自然永远都是皇帝家的。依靠“军事—政治权力”的强大力量，中国古代的王朝都会采取这样一些措施：精神统一与愚民政策（禁止人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让人民思想奴化）、限制人民的政治性或可能带有政治性的结社活动、压抑除官僚军事组织之外一切其他组织的发展（如宗教组织、当代的新政党）、保甲连坐制度（孤立与分散人民，让人民互相揭发、互相仇视与敌对）、让人民处于信息封闭之中（限制各地区人民之间的有效信息交流，阻止反抗情绪或活动向全国蔓延）……。
　　由于人民的生命权在皇帝的“军事暴力”面前都是毫无保障可言的，所以实际上极权王朝必然会把人民的地位降到奴隶的地位上去，虽然中国古代的大多数人生活状态并不像欧洲古代史上的奴隶，但是也好不到那去，因为人民的大部分财富依旧会被皇帝及其官僚集团搜刮走，有时候即使皇帝不想征太多的税，但是皇帝却控制不住下级官僚的无休止欲望。历朝历代都有一种很相似的事情发生，往往皇帝想征1%的税，但实际上摊到百姓头上却是10%的税率，因为下面各级官僚也把自己的贪欲强加进去了。

　　3、极权下的人性与文化
　　 极权之下的人民既然处于完全被奴役的状态之中，那么极权之下的人性与文化也绝对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可以说极权之下一切皆被扭曲。
　　极权社会中人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被官僚军事集团用合法的政治暴力所掠夺，而且这种掠夺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不知道限度的无限抢劫，不论人民生产出多少财富，官僚军事集团会一直合法抢劫到人民穷不聊生为止，因为腐败的官员欲望总是无限的，而极权社会的官员又总是腐败的。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如明朝的矿税，皇帝的本意是官办开矿获得收益，等宦官执行下去就变成了明抢。当代中国也一样，官方垄断电信、电力、石油的本意是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实际却成了最大限度地搜刮人民的财富，享受好处的只是那么一小撮人。
　　在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之下，人性的光辉也不得不让位于想方设法维持一贫如洗的生存，在生命权都可以被“军事—政治权力”随意剥夺的情况下，人性之中本应会出现的任何闪光点都可能变得暗淡无光。在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在一个人权普遍受到统治者任意践踏的社会中，撒谎、欺骗、奴颜婢膝更能让个体小心谨慎地继续生存下去，虽然从社会整体上来看这肯定是一个悲剧。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极权社会里，极端自私，极端虚伪就成了每个人的常态。但是有一点我们也必须清楚的是，极端自私与极端虚伪并不是中国人的本性，这里生活环境的产物，是极端恐惧之下的必然心理反映，总之一句话，是极权的产物。
　　极权下的文化不会比极权下的人性好多少，即然人性的光辉一面都被极权给压抑住了，那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别想保留多少。统治者是按照人民的顺从程度来分配利益的，越听话的得到的利益越多，反抗的无法生存，那文化自然也会变得奴性十足。因为没有人能够反抗皇帝的军事暴力，有骨气的文人只会死在皇帝的屠刀之下，剩下的自然是虚伪与充满奴性的文人。有疑问的可以看一下文化大**中那些被他杀或被迫自杀的大师，马**主义本来是革命造反精神十足的学说，想不到几十年之后居然也演变成奴性十足的学说了，这充分体现了极权对文化的改造能力是多么的强大。

　　4、极权下法律与道德
　　与极权之下扭曲的人性与文化一脉相承，道德与法律也不是为了公共和普遍的利益而设立的。极权社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在极权社会中，道德与法律的性质是极权统治者的管理工具，而不是人民的公共意志与利益。中国的法律把它看成统治者的家法更合适一些，或者按照自由主义学说里面所区分的善法与恶法，把极权社会中的法律只接归入恶法一类就行了。
　　 当前网络上也有不少文章批判中国人历来都没有遵守法律的意识，对于一种完全维护极权统治者利益的恶法，哪个国家的人民会心甘情愿地去遵守，事实上，遵守这种恶法反倒说明奴性十足，反抗这种恶法才体现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意识没有完全丧失。
　　区分法律的善恶好坏不是看法律条文里面的言语词句，而是看去执行过程中实际维护的利益是什么人的利益。如果一部法律可能连成文内容都没有，但在现实的运用之中能够以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为最高准则，能够公平公正地维护最下层人民的利益，能够不偏不倚地惩罚上层人士的罪恶那这部法律就是善法。而恶法往往字句华丽，动不动就是高唱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是维护极权统治者的利益，凡是人民反抗的行为都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惩罚，凡是统治者的普遍的腐败与犯罪行为都被轻描淡写地给予象征性惩罚，那这种法律就是彻头彻尾的恶法。喜欢遵守恶法的人只能是奴才而不是人民。
　　恶法的存在就必然会引起另一个现象的普遍存在，那就是潜规则。恶法里面有着华丽动人的词句，可是在极权社会中完全不会按照这些书面规则办事，那只能按照没有文本的潜规则去办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潜规则是什么，它必定是完全维护极权统治者的利益的。去除一切外在的形式，潜规则与恶法实质是同一种东西：维护极权统治者利益的工具。
　　极权下的道德的命运与法律的命运完全相同，法律变成了骗人的遮羞布，事实上却是潜规则治国。道德也分成两个对立的表象，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宣传的时候所使用的道德，这个道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最伟大最感人最无私的道德；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国家实际所处的道德水平，很有可能这个国家实际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虚伪最卑鄙最无耻的丛林道德。极权的国家里，连道德与法律都变成虚伪的了还有什么会是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恐怕只有赤裸裸的统治者的暴力与利益。
　　 所以每当我听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指挥枪”的时候，我就想，整个中国也许只有这两句宣传语言是真的。

　　5、极权下的社会革命
　　人民活不下去了都会想革命，这是用人民的暴力去对付寄生阶层的暴力的必然选择，中国古代史上的革命原因与外国的革命原因也没有什么不同，由于中国的极权，即拥有“军事—政治权力”的人可以无限地拥有人民的一切，而官员的腐败会促使官僚集团成为一个贪得无厌的强盗集团，只要人民手中还有一点可以榨取的油水就不会停止掠夺，只到人民被逼到温饱线以下无法再提供一点多余的财富为止。“极权下官员的无休止掠夺（腐败）”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根本原因之上再加上一次涉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害等偶然因素，就会把各地区人民的单独反抗变成全国范围的普遍革命。
　　但是中国革命所遭遇的困难程度却是欧洲革命所没有遇到过的。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说：中国的革命在人类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规模能够像中国这么庞大，由于国家的规模庞大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所能拥有的力量是欧洲那些城邦小国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革命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下层人民推翻官僚军事集团的难度特别大。如果说一个一百万人的城邦国家像3条腿的凳子，只要打断其中的1条腿这个凳子就倒了，但中国却是一个有1000条腿的凳子，要打断998条腿这张凳子才会倒下。
　　中国在古代长期处于六千万人口的规模，自宋之后人口超过一亿，这个人口规模是欧洲国家所难望其顶背的。欧洲在罗马帝国全盛的时期，帝国境内的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全加起来也只有六千万规模，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的国家规模从几千人到一百万人不等，能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相当稀少，称霸欧洲近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国其最高峰时期人口才一百万，连汉朝的河内郡都比不上（河内郡最高峰时人口达160万）。国家太大，结果统治者可以调用的兵员与物资更加丰富，这使得统治者镇压人民反抗的实力大大增强。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使用一个理想化的数据分析模型来加以说明：
　　假设中国的人口处于六千万规模，其中每六十万人作为一个郡，那么全中国就可以分成100个郡。其中每个郡可以供养常备军1万人（正常情况下，还不考虑战时的全面动员），如果这时候有1个郡的老百姓造反，老百姓的人数为这个郡总人口的90%，其中绝大多数参与造反，那就是50几万人，假设为50万，其中能够拿起武器战斗的只是占人口总数1/3的成年男子，即17万人，其中精锐更是少数。这个时候皇帝要扑灭这个郡的起义只需调动周边10郡的常备军就可以了， 10万正规军打17万农民军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难度。
　　假设有2个郡的老百姓造反，这又分成两种情况，即1：这两个郡的起义军是独自为战的（这是大多数情况，因为在极权社会，统治者一直就是对老百姓实行分而治的政策的，并且实行言论管制，不允许危险与骟动性言论自由传播，让人民处于封闭性的孤立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下皇帝对付起义军依旧是容易的，只需调动周边郡的常备军就可以将起义军各个击破；第2种情况：这两个郡的起义军是联合行动，那实际上对皇帝来讲也没有太大难度，多调动十个郡的常备军其本上也就完成镇压起义的任务了。
　　 假设有5个郡的老百姓造反，在这些起义军中可能有独自为战的，也可能有联合行动的。但对于一个还可以控制90几个郡的皇帝来说，消灭这5个郡的叛军一般也只是时间问题。
　　 假设有10个郡的老百姓造反，也就是天下有近十分之一的人起来反对皇帝，皇帝所控制的人口依旧占绝对优势，而且皇帝的官僚军事体系是全国一体化的，其情报传递速度极快，而且其军事调动能力也远在起义军之上，最后基本上也是起义军失败。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涉及了大约全国一半的郡县，而且起义在事先做了较为周密的准备，各地起义军联合行动，但最终在官僚军事集团的反扑之下仅坚持了几年就全面失败了。而且中国作为一个一元化的统一的帝国，其通辑令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有效，起义军失败之后往往无法逃脱残酷的惩罚。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人民革命都是成本高、难度大、胜利希望小而失败后果又特别严重。
　　而在欧洲的人民革命相对来讲比中国的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即使失败了也可以逃往邻国以摆脱惩罚，因为欧洲的国家大多是小规模的城邦国家。统治者所控制的地域极小，除了本地的军队之外没有其他的军队可供指挥，人民一造反他的兵就全部不听话了。而且即使是统治者最终获胜，反叛者还可以化整为零全部逃到邻邦国家去。欧洲人民革命的成功可能性比中国的大，而且革命的失败的后果也不像中国那么严重。中国的官僚军事集团是全国一体化的严密的整体，而欧洲在多国林立状态下，各国统治者之间也是勾心斗角的一盘散沙。所以，欧洲历史上人民的革命大多是成本较低、难度较小、胜利希望大而且失败后果又不会特别严重。
　　中国的革命由于其所面临的敌人特别强大，所以历史上地区性的农民起义总是无法推翻旧的中央帝国的统治的，要推翻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必须等到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人民都几乎无法生存，大部分地区爆发起义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成功。这种成功的起义要每隔几百年才能在多种偶然因素的配合之下发生一次。（而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是，欧洲由于小城邦居多，几乎在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次被统治者迫使统治者让步的成功斗争案例，从古希腊雅典到古罗马共和国、从威尼斯共和国到中世纪的自治城市）
　　由于中国革命的这种特点，中国人民对于反抗皇帝官僚军事集团的热情始终不高，因为失败的起义实在太多，而且中国的革命始终无力跳出极权怪圈，一个新的王朝在强大的开国皇帝手中很快又成为一个极权的帝国。中国人民的起义始终只是与历史的表象作斗争，打倒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王朝，但其背后的极权机制却从来没有真真推翻过。在这种特殊历史经历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其反抗精神与欧洲人是不能比的。

　　6、极权下的社会创造力
　　 极权社会中，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极大部分都被官僚军事集团所合法地抢劫，剩下的往往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这种情况下对个体而言能谈什么发展和创造，大多数人的发展与创造的机会与条件都被统治者剥夺掉了。
　　不仅如此，中国的统治者还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让下层人民通过努力可以获得政治权利，这就是科举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农业时代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发明创造，它创造了一种途径与可能，让中国人可以部分地摆脱由单纯的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让下层人民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步入社会的顶端，让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也存在着一种在不同等级之间流动的机制，这种制度的存在让中国社会具有了一种更强的稳定性，也把人民的聪明才智吸引到儒家的伦理学说中去，而不能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创造之中。
　　同时，由于“军事—政治权力”对社会与人民的全面控制与超经济剥削，各级官员不可避免的腐败与任意妄为，使得中国社会长期无法存在独立的受保护的私人财产权。中国的商人阶层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真真独立的阶层存在过，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阶层要么脱胎于官僚阶层，本身就是利用官僚阶层的权力来进行垄断贸易，要么就是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冒着随时被官员任意盘剥的风险而从事经济活动，而这样的商品生产者几乎永远无法达到大规模商业生产的程度。反正不论如何，这两种情况下的商业组织都是缺乏创新精神的，即使有时能冒出一些发明创造出来，也缺乏将这些发明创造有效地转化为生产的机制，因为商业生产者任何时候生产的大多数财富都属于官僚体系，并不属于其自身，这大大压抑了商业生产者的创新精神与欲望。

　　7、极权下的公民权利意识
　　这最后一点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是对前面六小点的内容总结。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由于中原地理条件的便利，使得武力这种最野蛮最恐怖的人类力量具有大展身手的舞台，把全国境内的一切反对者从肉体上消灭成为有利可图并且完全能够成功实施的一项丰功伟业。在这种舞台主旋律之下，中国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建立“军事—政治”极权的历史，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由于统治阶级的严密组织体系，也由于统治者刻意使用的愚民与分化政策，中国人民在与统治者的斗争过程中总是失败，不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异族入侵，最终建立的依旧是“军事—政治”极权，只是换了一个皇帝和一批官僚而己，其他的什么都没变。
　　 整个中国的历史就成为一个（军事—政治）极权的更替历史，旧的极权帝国——全面腐败——人民全面反抗——旧帝国瓦解——诸侯分裂割据——强者出现——统一中原（全国）——建立新的极权帝国——全面腐败——人民全面反抗——帝国又一次瓦解……。
　　既然每次革命都不会让人民作主，都不会使人民获得一点点更多的权利，那么中国人的普遍的现代公民意识是很难在这种本国的历史循环中培养出来的。中国人的普遍的公民意识必然是来自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做的示范。这种历史背景也注定了中国人不会是人类中第一个步入现代民主国家的民族。

　　九、中国的曙光
　　虽然不能成为人类历史中第一个步入现代民主自由国家的民族，但也不表示中国就永远不能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欧洲人民己经率先进入了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这为中国人演示了一种更高级的人类生存方式，一种每个智慧生命都获得尊严与自由的生存状态。这种有尊严与自由的生存状态对每一个智慧生命都有着深深的吸引力，它也必将唤醒潜伏在中国人心中两千年的民主自由精神，摆脱套在中国人整体上的极权枷锁。
　　 如果某一天，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批评政府了，那么中国变了；
　　 如果某一天，中国人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思想了，那么中国变了；
　　 如果某一天，中国的政权不再依靠军事暴力进行更替了，那么中国就彻底变了；
　　 如果某一天，中国人可以自由地组建政党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么中华民族的神圣复兴就到了。
　　
　　 ——自由与民主是中华民族神圣复兴之路！
　　 ——自由与民主是中华民族永恒昌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