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面：徐光启一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刚才几位教授分别都谈到徐光启医生的事业。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做的每件事情，效果不一样，有一些事情是非常利国利民，但是效果不一定十分明显；有一些事情想做没有做出成效。徐光启一生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算算。提倡农学引进番薯。这是一方面的事情。练兵是另一方面的事情，译《几何原本》是第三方面的事情。组织编纂《崇祯历书》可以算第四方面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的效果不一样。

　　比如说番薯，我们大家现在吃番薯，现在不一定想徐光启的事情。有人说，引进番薯以后，使中国人口大大繁衍，如果真是这样，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我们还可以讨论。

　　练兵——徐光启虽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因为朝廷官僚机构的互相推诿，使他练兵的努力最终不了了之。所以徐光启的练兵不能算有直接的成效。

　　徐光启译了《几何原本》，这是大大的功德。这一点刚才周教授也阐述过。不幸的是他没有译完，再说《几何原本》毕竟是篇幅比较小的东西。

　　这样看来，徐光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有成效的事情，应该是他主持历局修订和编纂《崇祯历书》。因为这个事情最后有了一个完整的成效，并且有了至少两百多年，将近三百年官方天文学的待遇。最起码我们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说，徐光启完成最好的事情应该是主持编译《崇祯历书》。
　　
　　第二个方面：《崇祯历书》编纂的过程
　　从1629年开始，徐光启领导历局开始编写，到1934年编完，徐光启本人在1633年病逝。因为大部分工作在徐在世的时候，都已经规划好并且完成，所以他去世之后，继任人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历书编完了。所以这件事情圆满完成。

　　徐光启领导的历局，当时是有压力的，因为当时围绕立法改革有很多争论。起码有四个机构并存。其中“钦天监”当中就有两派，另外还有民间反对引进西学的势力，即所谓“东局”。徐光启所组织的耶稣会士及中国助手们则组成“西局”。“钦天监”有讲中国传统历法的，即明朝的《大统历》，还有讲伊斯兰天文学的，即所谓“回回历法”。

　　徐光启的西局是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先后共有四个人，其中比较重要或者是最重要的当然是汤若望。还有邓玉函可以提一下，他是当时欧洲天文界有名望的人，他和伽利略都是当时的山猫学院（可以类比于英国的早期皇家学院）的成员。徐光启以四个传教士为骨干，另外召集了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让他们接受培训，这些人在历局成为四个传教士的助手。整个历局的运作都是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徐光启本人不太懂天文学，我们在徐光启留下的著作当中，看不到他对天文学直接进行的论述。他主要领导历局，是做一个组织工作。当时组织工作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要顶住各种压力。
　　这就是历局大致的情形。

　　第三个方面：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编纂的时候，正是欧洲近代天文学确立的阶段。当时哥白尼提出的日心学说还不到100年，此后伽利略这些人都赞成了。但是《崇祯历书》体系的基础，是地谷（Tycho）的天文学。这个体系让我们地球仍然是宇宙的中心，让太阳绕我们地球转，同时让五大行星绕着太阳转。由于在描述太阳系中的行星运动时，地心、日心这个东西从数学上说完全是等价的，在说明我们太阳系的天象时，这些体系都可以在一定的精度上完成。所谓太阳系天象，就是说我们对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任何时刻的位置，给出一个预测。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也可以完成这些预测。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地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当时采用了地谷的体系。因为当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怎么样说服我们相信西方天文学好。因为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几何体系的传统，所以我们对于金星在什么位置、我们也有办法推测。但是我们的办法是用周期性的函数来推算它，带有一个很大的经验色彩。因为地谷的体系精确，所以《崇祯历书》采用的地谷的体系。

　　《崇祯历书》这个名字，是因为名义上是崇祯皇帝下令编纂的。
　　我们中国古代的历书，是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数理天文学方法，也是推算在任意时刻，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什么位置上。但是不包括宇宙怎么构成等等。中国古代的历法，我们可以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上看到。至于平常所讲的历书，是根据历法编算出来的月历，其中还提到什么适宜嫁娶等等的东西，这是最终端的产品。而历法是天文学家自己用的一个理论。

　　《崇祯历书》是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它的第一部分包括了西方天文学的各种理论。第二部分是根据这种理论而编算出来的各种天文表。这种天文表在中国传统的历法里通常是不记载的。它是放在“钦天监”的办公室里面的，所以一般老百姓也是不能看到的。

　　《崇祯历书》在1934年编完之后，并没有被皇帝颁行。为什么没有颁行？是因为它的优劣一直在争论。中国保守的力量仍然反对。他们反对将它颁行天下使用。于是双方一直争论，这个争论持续了10年。在这个争论过程当中，发生过8次中西天文学的较量，这8次较量的内容，都记录在《明史·历志》中。

　　这8次里面包括日食、月食、木星、水星、火星的运动。每一次都是让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方面各自推算，看谁的准确。如果这种天象在北京看不见，那么还需要通知地方官员让人观测，然后再汇报过来。我们考虑明的《明史·历志》纂写者是对中国天文学非常偏爱的人，那时候的气氛是很想为我们中国人说话，因此这8次记录，如果他们做得过分一点，他们完全可以把这8次记录删除掉。但是他们还是保留在这里。所以这8次记录我们应该相信是比较真实的，它们应该不是在受到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之下，故意保留的对他们有利的结果。因为这个事实结果对中国人不利。因此，这个细节能够说明，《崇祯历书》确实比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要好。
　
　　第四个方面：《崇祯历书》与哥白尼学说的关系
　　曾经有一个说法，认为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人隐瞒了哥白尼学说。所以《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地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指出了，《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地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只不过耶稣会传教士们觉得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地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第五个方面：《崇祯历书》的命运及其作用
　　我刚才提到，《崇祯历书》编撰完成以后，用了10年时间争论。我们知道皇帝自己是不懂天文学，你们几个不同的人，都说自己好，到底谁好？崇祯皇帝是不可能判断。最后经过8次较量之后，崇祯皇帝最终相信西方天文学确实比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更好，1644年他下令颁行天下。但是他诏书刚刚下去没几天，李自成的军队就打进了京城，颁行《崇祯历书》的命令还没有实施，明朝就崩溃了。

　　李自成的军队打进北京之后，过了没多久清朝的军队又打进北京城。一下子换了几个政权，在这个快速的变化当中，当时在北京城里留守下来的是汤若望。
　　当时处在全国各地的耶稣会士有不同的选择，有一些南方的耶稣会士选择了跟占据南方的南明政权合作，但是汤若望他决定跟满清政府合作。他不和南明政权合作。他把《崇祯历书》做了删改，献给满清政权。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政权都希望得到一部新的历法。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政权采用一种新历法，就是一个象征，表明现在我们改朝换代了。谁愿意用这个政权的历法，就表明谁承认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周边的小国家，很多都曾采用中国的历法，这就表明他们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汤若望把一部新立法献给满清政权的时候，满清政权觉得非常好。并且由顺治皇帝给题写了书名，命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将这个历法颁行天下。明朝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修成的这部立法，竟变成了送给清朝的一个政治礼物。

　　因为汤若望成功地说服了清朝的领导人，让他们相信西方的天文学是最好的。所以汤若望就被任命为“钦天监”的负责人，也就是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而且此后将近200年，中国的国家天文台台长，都是由耶稣会士担任。即使在“礼仪之争”之后，传教事业受到很大挫折的时候，耶稣会士钦天监的领导地位也一不直不变仍然保留下来。

　　汤若望确实是一个非常会搞上层活动的人，他最终可以在清朝宫廷里如鱼得水，让皇太后、很多贵族们都入了天主教，最戏剧性的是他能够让顺治皇帝叫他“爷爷”。关于这个说法以前有很多人有怀疑，事实上这是真实的。

　　关于《崇祯历书》的作用，我们谈谈两方面：
　　虽然《崇祯历书》获得了很好的评价，但清朝仍然把天文学按照中国的传统，当做政治巫术在那里使用。清朝也继续编它的皇历。所以天文学的性质在清朝仍然没有改变，唯一有改变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天文学在中国的“皇家禁脔”的地位被改变了。两三千年中国的传统是老百姓不许“私习天文”，如果违背者可能会流放、甚至杀头。但是从明末开始，这个传统已经有所改变，老百姓已经可以学习天文学。到了清朝，学天文学是什么样子？因为《崇祯历书》它已经在世间流行，到了清朝1645年又印行了《西洋西法历书》，结果整个清朝时期，中国民间都可以学天文，而且都以学《崇祯历书》为时尚。在当时你如果还在学习中国传统的历法，那是非常过时的、不入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崇祯历书》还是在整个民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王锡阐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他在家乡听说北京已经被满清沦陷了，他就自己跳河自杀，他觉得不能活了，天都塌下来了。他在他写的著作里面，故意不写清朝的年号，那也就是移民们精神上的小花样，小寄托而已。王锡阐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王锡阐属于逆历史潮流，他心里总觉得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不比西方天文学差，只是因为没有人好好研究，未能发挥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潜力，也就是说没有人把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他其实是以这个自命，就是希望由他来发挥潜力。关于王锡阐的《晓庵新法》，我十几年前做过研究，我的结论是，它实际上还是不如西方天文学。

　　《崇祯历书》对中国天文学整体上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它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天文学作为政治巫术的性质。我们知道《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