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被磔死罪名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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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

议和在袁崇焕看来是可行的，因为皇太极表面上是非常想求和的。皇太极本来要学完颜氏的金国让明朝贡，但崇祯是绝无可能接受这种和议的。后来皇太极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比察哈尔的蒙古林丹汗高一等[4]。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很谦恭。皇太极原信的开篇是：“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写得有些过于谦卑，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并未称帝，此改动过于明显。袁崇焕回信的开始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后来袁崇焕死后，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完颜氏的金国的子孙，开始是称为“后金”的，当时却为了求和，放弃了这个。

皇太极的这种谦恭，可以认为是因为他对灭明并无信心，求和是他当时的上策；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成熟的外交手腕，就在议和的时候，皇太极出兵攻降了朝鲜，使之臣属于女真。和与不和，对其无重大到生死存亡的好处和坏处。

但对明而言，若和女真议和，则很容易和宋朝“靖康之耻”时代左右的几次卖国议和联系起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袁崇焕自己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说明他是知道这一点的。程本直评论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

袁崇焕的议和，他自己是看到了道理，但是即使议成，也无法约束皇太极，所以是有争议的，不为主流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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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毛文龙

毛文龙原是都司，镇守辽阳。被派去援助朝鲜时败退到皮岛，建东江镇，功到左都督、总兵、被赐尚方宝剑。毛文龙善于骚扰，一直派兵深入女真腹地袭击。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在皮岛以阅兵为名，召毛文龙并祭出尚方宝剑斩于帐前，开列罪状如下：
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
全无战功，却报首功；
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侵盗边海钱粮；
自开马市，私通外夷；
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
劫赃无算，躬为盗贼；
好色诲淫；
拘锢难民，草菅民命；
交结近侍；
掩败为功；
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其真实原因并非列举的十二条，和袁当时要和皇太极议和、毛和袁争夺粮饷却不听号令继续我行我素、袁欲以刘兴祚兄弟代毛从皮岛攻女真、毛在官场上的后台王化贞、毛对朝鲜见死不救以至于袁也要为朝鲜降清担当责任等事件有关。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以后上疏请罪时说：“臣自到任，即收拾关宁兵马，未暇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翼其改也。至关宁之营制定而此事可为矣。于是乎设文臣以监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饷臣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也。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借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矣。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为文龙者，束身归命于朝廷，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非，则有生无死。”

也有说有证据毛文龙当时要降女真，但证据不足。按袁崇焕上疏，毛文龙死前六个月早已无生(除非接受袁崇焕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叛国。毛文龙被杀后有徐尔一[5]等人上疏为其鸣冤。 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己巳之变”，清军兵临北京城下，明庭大臣们多归因于毛文龙死后女真无后顾之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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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蒙古束不的私粜通敌

“己巳之变”是皇太极勾结哈刺沁（“哈刺沁三十六家”，即“哈刺慎三十六家”、“朵颜三卫”）苏布都（即朵颜一部首领“束不的”）经过蒙古朵颜部地盘破喜峰口长城而入的。哈刺沁蒙古三十六部最初是林丹汗察哈尔部名义上的臣属，在天启年间尚尊林丹汗为蒙古大汗。后于崇祯元年（1628年）正式反叛林丹汗，但被林丹汗大败。林丹汗在崇祯初年控制着现在相当于内蒙古的地域，随时可以威胁明朝由蓟镇至甘肃的整个北方，崇祯不会冒着触怒林丹汗的危险去支持跟林丹汗对立的哈沁刺部落。束不的是哈刺沁三十六部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得不到明朝的支持，所以于崇祯元年十月投降女真，是谓“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

崇祯二年（1629年），女真发生严重饥荒[6]。谈迁《国榷》：“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袁崇焕开粜于前屯之高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同时，王怀达、陈国威二人又预料到了指出了皇太极的军事行动：“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但袁崇焕当时没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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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惹恼京城皇帝、大臣、百姓

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攻入喜峰口。次日，袁崇焕在宁远得警，马上令山海关总兵入援遵化，锦州总兵祖大寿入关后继。十一月初四，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袁崇焕率兵至山海关。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进入蓟镇。十一月初六，袁崇焕到达永平，得报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被攻陷，巡抚王元雅被杀。袁崇焕在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获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

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达顺天府蓟州。十一月初十，袁崇焕进入蓟州，以关宁兵布防蓟州西部各地，并令昌镇总兵尤世威回昌平、保定总督刘策回密云协防。并上书崇祯宣称：“必不令越蓟西。”这个布防和宣言后来看是有问题的。当时孙承宗指出应该守蓟州三河一线，否则皇太极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十一月初四，袁崇焕获报，皇太极已经蓟州穿越而过，袁崇焕被动急追。十一月十六夜，袁崇焕到达北京左安门。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祖大寿领关宁兵及京营二万人（据《清史稿·阿巴泰列传》）和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带领的后金白甲护军及蒙古兵数千人大战于广渠门。后金军伤亡数百后退去。同时皇太极带着代善、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领白甲护军、蒙古兵在德胜门和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战于德胜门。

以后的守战之中，袁崇焕军经常按兵不动，而满桂军却极力征战，并且满桂本人被袁崇焕军的流矢射伤[7]。十二月一日，崇祯以‘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将袁崇焕下狱[8]。祖大寿听说袁崇焕下狱，怕被牵连，抑或愤怒，逃回山海关。

皇太极在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立即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迫近永定门。满桂出战，力战而死，该部全军覆没。崇祯不得不重新依赖关宁兵，祖大寿被袁崇焕修书召回，欲以战功救袁崇焕，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皇太极退回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