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补充采访的内容）
就仲达村而言，德钦巴莫的丈夫贡保南嘉，是全村最穷的，开始他也四处奔走，到处斗人打人，但不知什麽原因，念名单抓人时他也在其中。仲达村除了在战场阵亡或逃脱者而外，在郭雄、木雄和当雄一带被俘虏的几乎没有一个人活著回来，另外一些因走投无路而自动投降的不少，当时中国人将麦斯八庄的这类人全部集中在仲达村，（麦斯八庄是增达村、仲达村、塘达村、塘隆村、拉午村、麦斯村、拉达和格斯村）其中仲达村有益秀家的僧俗兄弟俩、我丈夫的哥哥、仲达家的舅舅等四人，还有其赖，本是结古人，入赘到仲达村，他妻子一家是积极分子，不是队长就是主任，但不知为何，他还是和贡保南嘉一起被捕。塘隆寺有翁泽多杰、桑杰以及从郭雄回来的额塞家的两兄弟；塘达村有诺杰家的两个僧侣和一个俗人儿子（他们家四个儿子无一幸免，另一个是後来抓的），更久大叔的兄弟索扎在中国人的缝纫店里干了一、两个月後被捕。总之那些自动投降的人集中到仲达村后，进行庆祝，让我们跳舞，让他们也跳，不管老头还是老太婆，都让他们手拉手地跳，摆了很多饭菜，那些老僧则让他们干一些拣草等轻活，三、四天後开始批斗他们，斗争者除了原有的妇女老幼和零星几个男人，就是投降者当中的那些无产阶级，接著就是逮捕，结果凡是投降的，不管是斗者或被斗者，几乎全部被抓，增达村有一个叫尼玛贡保者，那几天拿著木棍到处斗人打人，忙得很，结果那天还是被捕，尼哲家一个瘸腿的儿子以及一个叫洛嘎者也被抓，当时抓了许多，四、五百人中，大约有二、三百人被抓，当中也有不少麦斯八庄以外的人，我不认识，我认识而被捕者当中，也有许多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也抓了一些妇女，如白日家的母亲等。在仲达村只有桑杰嘉家中的男人没有抓，他家有一个叫松嘉的人，原是塘隆寺僧，中国人要寺院主管前去开会，主管不敢去，就让松嘉代去，松嘉就留在结古，回来时已经成了中共干部，极有权势，说抓谁就是谁，但除了他家几个当队长等的兄弟而外，其他人被抓他也没有办法保护，他家的女婿（妹丈）被抓，翁则扎西喇嘛被抓时，他远远跟在後面，用藏袍裹著头暗自哭泣。托他的保护，他家的桑杰嘉、曾珠、诺珠、图朵四兄弟虽然也是逃亡後又自动投降的，但都没有被捕，曾珠是牧场场长，男人全都逃光时，桑杰嘉的妻子是队长，他回来後就由他当队长。

除此而外，如更嘎扎西父子三人（其中一子为僧）、吾瑟家二子等都被抓。在增达村，有大约五个从寺院回来或从外地回来的男人，其中江永松保开始到处斗人，後来也被抓，和格扎一起被捕的雍珠洛嘎之弟秋日洛嘎等全部被捕，总之，增达村剩下两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两人是後来大饥饿时饿死的。

在麦斯耶格塘开荒时也抓了一批，还有一次记得是秋收时期，抓人都是先开会，然後念名单，念一个抓一个，一个个捆起来连成一串，有时也不捆，排成一行押走就是了。在耶格塘抓人那一次，阿克久尼玛的另一个弟弟是会计，那天他还在主持会议，结果，他在那次由他主持的会议上被捕。对了，那次被抓的还有扎果仓且瓦，他後来活著回来，并成为那个同样幸存下来的女队长的丈夫。那次被捕的当中，还有康玛仓的儿子和一个尼姑，珠格家的母亲当时三十余岁，她後来活著回来了，他的丈夫可能战死了。

当时，该村有一个叫列吉仓的，他家的几个儿子藏在山上修行者修行的山洞内，平时偷宰牛羊後偷偷送给家人，後来中国人知道他们在山上，从我们仲达村（当时乡政府在仲达）去了许多的军队，结果人没有抓到，中国人用马驮著一个叫才扎西的翻译的尸体回来了，这几个兄弟後来也没有消息，跑远了或是死在其它地方，他们是最幸运的，没有相信中国人而落在中国人手里。

那次逮捕，秋扎家的两个儿子、嘎嘎家的儿子还有格斯村仓巴家的儿子，是一个医生，极慈悲，真正的菩提心，人们都只尊称他为拉杰（神医），我也想不起名字，他们都是那次被抓，被抓的人排了很长的队（名单略），我和大家一样，提心吊胆地等著喊自己的名字，佛祖保佑，塘隆村有一户人家，叫索南旺次家，他本人和家中母亲（即他的妻子）卓嘎才措、叔叔扎拉、还有二十岁左右的女儿等四人，开始都是积极分子，斗人打人，该村有一户人家叫才秋家，才秋平时经商并贷款给人，中国人不喜欢这类人，因此，他们一家四口人冲上去，说才秋家剥削和压迫过他们，一家四口人又哭又闹，把才秋家的母女俩在地上拖来拖去，打的很惨，事後才秋家的母亲被捕，卓嘎才措则被任命为队长，但没过多久，一家四口人都潜逃了，结果被迭达村那些主要由还俗僧人组成的民兵在山上抓获，那些民兵平时不坏，除非不得已，打人较少，但听说那天把他们一家人打的很厉害。才秋家母亲被捕前後，才秋本人和儿子以及他家一个叫图登的僧人、歇平叔叔等全部被抓，後来都没能活著返回家乡，凡是被抓的，除了我前面讲的几个回来者而外，其余全部都从此一去不复返，索南次旺一家被抓，拉希家的两个父亲（兄弟同娶一妻）中，小父早被抓，大的就是我上次讲的在途中跳河自杀的那一位，我记不得他的名字，其实我们两家还沾亲呢！其它如阿旺扎西是在此之前被抓的（名单略）。在麦斯村有个叫索南卓嘎的，原来很穷，还有珠格家的母亲以及一个叫仲波的女人，她们几个後来活著返回家乡，索南卓嘎和珠格家的母亲现还健在，除此而外，麦斯村被捕者当中好象再没有一个人活著回来的。

塘达村则只有乌格家的女儿活著返回家乡，她现已病逝。阿克久尼玛家四个兄弟，阿克久尼玛和其幼弟未抓，其它两个兄弟和父亲都被抓，其中父亲已经瘫痪，被架上马抓走，那天被押走时，在村外宝塔边，他父亲让马打回转（藏俗，出门远行时，在村外或寺外时要调转马头，以示还有回家之时）并高呼"佛教胜利"，中国人无可奈何，当时也没有打他，唉！真是可怜，白发苍苍的老头，那里还有回家的机会。还有江央索南、拉西仓果瑟等等，我记不清了。

塘隆村被抓的人当中，囊喀旺德家的三个兄弟是一开始就被捕的，结果三个都活著返回家乡，现仍健在，除此再没有人活著回来，被抓的人象先後被捕的拉撒父子、还有贡保敦珠、索南旺德一家人（即先斗人，后潜逃而被捕的）等等，还有那些？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是什麽年代呀？！那麽多认识的人、熟人和亲戚，都被抓走，从此就杳无音讯，也不知被带到什麽地方和死在什麽地方，是怎麽死的？临死前也不知受了什麽样的罪？还不如死一条狗，又没有宗教，也没有人给他们念经超度，三宝啊！……

对了，结古布扎雅家的索南松保是我的亲戚，他有一个兄弟到格斯家入赘，我被带去开荒，他是一个病人，双腿肿的厉害，已经走不成路，从格斯到仲达来治病，我记得很清楚，我临走时将分给我的一碗菜汤端过去让他喝，等我回来时他已经被抓走，听说是从卫生所被拖走的，格斯仓有一个喇嘛和一个医生，早已经被抓。康玛仓父子三人，父亲叫康玛桑才，在该村也算是能干的人，两个儿子阿旺才仁和一个叫释迦什麽来著的全部被抓。他们家有一个尼姑，那一次没有抓，但後来抓人时还是被抓走。

麦斯村的嘎玛家等部分逃人在半路上看到大量被其它逃亡藏人丢弃的牛羊，於是，他们每家占有百余头牛，竟然待在那里做白日大梦想经营牧业过日子，结果全部被赶回，然後从中抓人，大部分都陆续被捕，刚才谈到的索南卓玛就是从那里抓回来的，按成份也是赤贫，回来後开始还当队长，可是不知怎麽回事，後来念名单抓人时有她的名字，她後来活著返回家乡。後来在唐达抓了四个女人，当时恐怕可以逮捕的青壮年已经所剩无几。当时被捕的才秋家（又叫才格家）的母亲，曾被派去劝丈夫和儿子回来投降，当时男人都去打仗或出逃，中国人让剩下的女人前去劝丈夫和儿子回来投降，才格家的母亲就是由于有人揭发说她不仅不劝丈夫和儿子回来投降，反而要他们远走高飞，走的越远越好，千万不要回来投降。但才秋他们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或是留恋家乡妻女，反正一直在家乡附近转悠，结果还是被俘，听说被俘者当中就有人揭发才秋家的母亲劝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不要回来投降，结果一家父子母女全部被抓。

当时有一个经常被我家雇来打短工的女人叫索南秋仲，她也在被派遣之列，她回来後偷偷告诉我她见到我的儿子和丈夫，她劝他们不要留恋家乡和妻儿，要逃远一点，千万不要产生投降的念头，我对她很是感激。她对中国人汇报时则说她告诉认识的逃亡者，中国非常强大，你们无路可逃，希望早日回来向中国人投降，结果被那些反动派栓在马尾巴上拖过河去（当时劝降者和男人们隔著一条河，我的丈夫和儿子过河将她接过河）等等，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不由中国人不信，其实派去的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背地里劝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远走高飞。她有一个女儿，和我同名叫卓玛拉莫，她和才巴藏（又叫玛央，原是赤贫，曾任队长，并不凶狠，宗教复兴以後，变卖家产，携带独子逃到印度，在印度去世，其子听说现在尼泊尔）等许多女人被征去随军，当时各村都有许多女人被派去跟随中国军队，主要是赶牧缴获的牛羊以及在战场上喊话让同村男人们放下武器投降，凡是随军的女人，由于中国人将俘虏或尸体上的好藏装剥下来分给她们穿，因此，她们回来时都穿著贵重的藏装，可是因为她们只有那一身衣服，不管劳动休息或风里雨里的都一样，因此没过多久，这些贵重的衣服全都变得破破烂烂，一钱不值了。索南秋仲的女儿回来後给我送了一些中国军队发的干肉和她自己织的毛线帽子，对我说每次看到中国军队押来战俘就心惊肉跳，眼中流泪，也担心你们家的父子会在其中，佛祖保佑，是否在战场上阵亡我不知道，但被押走的战俘中没有见到你家的父子等等。但不久她成了积极分子，有了权力就变了，说不愿与反动派家属同名，结古有一个叫达波连长的马步芳军队的军官，其妻子是藏人，其子叫桑杰嘉措，这时已经改中国名字叫「李使命」什麽的，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官员，他到仲达后，给她起了一个新名字叫「玛麻松玛」（直译为「红军卫兵」之意），於是她就改名玛麻松玛，现在她已经老了，小孩子们故意喊她玛麻松玛，她恼火不已，不停地诅咒，说该死的，谁是玛麻松玛，我不认识。有时候则装糊涂，说我叫卓玛拉莫，不叫玛麻松玛，谁是玛麻松玛呀？等等，在未变成积极分子之前，她们一家只有母女俩，没有人参加反抗中国人的战斗，因此，她们母女俩对我们多有照顾，但以後就不行了，她有了一个私生子，又诬赖我儿子，想和我儿子结婚，我们不敢说。是一个大队干部吓唬她，说作为积极分子怎麽和反动派家属私通？她才不啃声了。

发生饥饿的情况是，秋收刚结束，男人们就跑了，接著私人拥有的粮食全部被没收，然後就是中午一小碗糌粑，下午一碗青菜汤，肚子虽然饿，尚不至于饿死人，那年到播种的时候，将粮食撒的满山遍野都是，接著粮食开始紧张，到秋收时，收成不太好，不久就更缺粮了，也就开始饿死人了，之前已经饿了许久后才开始死人，可是一旦开始死人就快了，开始说病了，接著就死了，那时，只有中国人和极少数几个队长有吃的，其它不分阶级都一样，在中国人单位的院子或厕所内，偶尔有时可以拣到一些如洋芋块什麽的食物，那时根本想不起脏不脏，捡起来擦一擦就吃进去。在有些时节，如打让巴草或秋收前後，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偷吃，当然不容易，干活有人监督，收工或休息时要检查，检查的很厉害，最常见的是检查口腔和手掌，看口腔是否有吃过食物的痕迹，看手掌是否有搓过麦穗或冉巴的痕迹，如查出来要批斗，我说不清时间，反正饿了很长一段时间，接著就是允许自己做饭，并给私人分了一些土地和牲畜，我们一家七口人，一个月可以分到一小袋糌粑，大约十五斤吧，加上拌著野菜吃，就再也没有人饿死。在此期间，那些原来的穷人不好好饲养，分得的牛又丢了或死了，於是又来要饭，不敢不给，白天来要饭还和颜和色，晚上开会批斗时还是和原来一样。即使如此，我也不敢不给，我稍微表示不满，婆婆那疑神疑鬼、提心吊胆的样子让人不忍心。

当时待我们较好的一些干部後来倒霉时，我们也可以暗中帮助他们，如背土时，他们没有干过重活，我们可以代劳，批斗他们时也比我们惨，他们在当红走运时与其他人结了仇，我们和任何人没有私仇，所以民改乃至文革期间，批斗我们时又打又骂，批斗他们则是吊起来，然後点燃麦草用烟熏他们等。

至於其他村的，如在我们上游的噶拉寺，有一个著名的舍利子，摧毁寺院时被寺僧丹央保存了下来，後来中国人不知怎麽好像知道了这件事情，反正是逼丹央交出，丹央在此之前已经伪造了一个舍利子，它将真的舍利子交给侄女保管，将假的交出，干部和民兵让他捧著装有舍利子的盒子押往仲达（向政府所在地），途中丹央抱著盒子跳河殉教，因此当时人人都知道噶拉寺著名的舍利子已经随著丹央沉入通天河。自然就没有人追查，因此真正的舍利子就保存了下来，目前供奉在噶拉寺，否则在当时他的侄女也没有办法将舍利子保存下来。

当时逃亡者中也有一些运气比较好的，比如当地有父子俩，父亲叫多荣曲咖，由於父亲重病，他们一直躲在荒野中，其子十五岁，枪法很好，他不仅靠打猎救活了父亲，而且也帮助了许多逃难的乡亲。他们躲了一年多才投降，之前中国人早已经将村里的绝大部分男人送到监狱去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太抓人了，因此他俩竟然没有被抓，是运气最好的。

还有唐达村的然格达瓦和更噶江永等。是後来才逃的，更噶江永是我家的邻居，我将自己的金手镯托他们带给我的丈夫和儿子，结果也是得病而未能走远，一直躲在山洞中，最後全死在洞内，我想他们不会是饿死的，因为他们走时都带著「布然」枪。他们虽未逃出，但没有死在监狱，也算是善终吧。其子现为唐隆寺的汽车驾驶员。

也许是唐隆寺的护法保护，我丈夫他们逃走时，大雾把一切都遮住了，否则肯定逃不掉。中国人已经过了通天河，我们女人们外逃并遭到中国人从唐隆寺边河对岸的机枪扫射时，他们就在山上，幸而得到三宝佑护，他们逃掉了。中国人过河全部用羊皮筏子，就是宰杀羊时不开膛，而是整个皮剥下来，里面充气，几个 皮袋连在一起，或　上木板就是船。很容易就过了河。

称多本的女儿当时应该是32岁，反正年龄和我差不多，她的丈夫是寺院的堪布，她被批斗时是将鼻子穿孔，串上绳子像拉旄牛一样游街示众。

亚若家的母亲，当时50岁左右，年龄已经大了，和我们家沾点亲，在斗争中手臂被拧断，腰被打折，以致以後一直弯著腰。

还有果沃家的女人，其丈夫是「阿沃」（大哥之意，相当于根布），并不富裕，但在斗争中她的手臂也被拧断。相对于这些，我算是幸运的，手臂虽然被拧的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伸不直，但没有被拧断。丈夫和儿子也没有遭到很大的苦。其他人就没有这样幸运。想刚才说的亚若家的母亲，她的丈夫是和拉卜寺的僧人一起被活埋的，把活生生的人埋在地下，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是那时第一次听到这样惨的事情。像拉卜寺，根本就没有造反，我丈夫他们去结古时，寺院的上层全都去了，结果全被扣留，索南泽莫活佛就是那次被捕後坐了二十几年的牢并活著回来而不在活埋之列。其他寺僧没有跑的全部被抓，在把他们押走之前，堪钦仁波且说是要回经堂拿东西，中国人可能以为我守著门，你也无处可去，因此允许他一个人返回经堂，结果堪钦仁波且在经堂中虹化了，中国人气急败坏，拼命殴打其他的僧人，也要他们飞，随後中国人押著僧人和部分俗人（其中就有亚若家母亲的丈夫，他是索南泽莫活佛的同父异母弟）前往称多，从拉卜寺前往称多需要翻越一座山，那座山叫宁格拉，翻过山口以後，中国人强迫僧俗在那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後将全部被捕的僧俗男人推进坑内活埋了，听说有很多人，我也不知道具体数字，现在去挖的话应该还有尸骨，其中卡登活佛被反绑者双手推进大坑时腾空而飞，因此那次被杀的拉卜寺僧中有两个喇嘛是飞走了，中国人未能加害于他们。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拉卜寺剩下几个僧人而已，好像是逃出去的。其他未逃的人无一幸免。那些当时在场看到活埋情景的女人，很久以後还说『那土还在动』并哭个不停。当时一些女人也被带去，她们大多从称多放回，那时战争刚开始，她们回来後哭个不停，说那地方的土可能还在动。我家的一个女人是更嘎（儿子名）的姑姑，是个尼姑，後来饿死了。她本是土登寺的庶民，她的几个哥哥在我的丈夫和儿子离开後不久逃来了，他们说长兄（也是寺僧）死也不肯离开寺院，我们则逃来了，还说东西没有带来，装在一个大铜锅里埋在地下，他们土登寺僧全是从上往下逃来，又过了河，我和婆婆天天念叨，如果我丈夫和儿子碰到他们，他们个个精悍能干，肯定会用得著，但後来他们并未相遇，土登寺僧过河後就杳无音讯，也不知全都死在什麽地方，留在寺中的大哥等则全数被捕，由于她家距拉卜寺近，也被带去，但不久就放回，她回来後哭著向我讲的。 那时，仲达乡和拉卜乡互相派学校舞蹈队演出，我被征去看守戏装，是在那里碰到她的，除了她以外，也听许多人讲过，这件事情家喻户晓。其他人被捕後不知押到什麽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麽死的，但拉卜寺却在家乡被活埋，全寺未逃跑者当中只有一个叫夏迦的老僧没有被抓，逃跑者当中还有一些逃到印度，投降的全部被活埋了，啊！三宝啊！度母！挖了个大坑，全部埋到里面去了（流泪）。

其它如现在在称多的亲戚土登巴松有两个父亲，大父亲出逃後又回来，听说和其它十几个人一起被活埋在某条河边，我不知是那条河，不是我家乡的河流。

拉希和帕拉家的两个母亲（好象是诺杰家的女儿）被抓可能是由于他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抓了，帕拉家已经没有男人，拉希的两个丈夫早已被抓（一个即是半路跳河的那个），她被抓後，几个孤儿还是活下来了，现已长大成家。

有关批斗的情况，这怎麽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反正就是打人，各种各样的打法，也不知道是怎麽想出来的。象塘隆寺孩子的叔叔被批斗时，一些人上去揪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揪，然後一洒，那斑白的头发纷纷扬扬，象寺僧翁泽多杰之弟弟一棒子打下去，打的眼球都曝出来，当时竟然命大没有死，还有久秋佩的耳朵中被捅进木棍，木棍抽出来时上面全是血，当时竟也没有死，人要饿死很快，要活活地打死是很难的。

仲达家的老僧是我婆婆的哥哥，他和孩子的叔叔被带走时，婆婆不敢去看，孩子的叔叔很胖，原来从家里到寺院要换骑两匹马才行，可是那天被捆绑时，叫他起来，他就可以起来，他们被绑後，不叫也不喊，有叫尺仓的僧人，却一直不停地在呻吟，并将身子靠在旁边孩子他叔的身上，我旁边慈嘎仓的女人不忍地喊：不要压靠老僧，我悄悄将膝盖顶住我旁边泽普村的一个僧人被反绑的双手，可以看出如此使他轻松不少。在被押走时，孩子他叔自己站立起来，再怎麽打也不吭声，反而是那些年轻的僧侣则叫唤个不停，让我们在旁边的女人揪心，婆婆除了哭不敢来，我则拣了一些牛毛送来给他们做鞋垫。那个耳朵里捅了棍子没有死的僧人，平时不怎么样，但人不可貌相，那天，中国人打一下，他就「喇嘛多杰琼列巴」地念诵一边上师喇嘛的名号，旁边的人劝不要这样，他充耳不闻，疼痛或被打时，诵个不停，真是难说。

我手上有一个年轻时套上去的象牙手镯，已经取不下来了，但他们不管这些，硬是取下来，我的手仿佛要断了一样，都是那些打旱獭或不久前才流浪来的那种人最心狠手毒，为了当时的权力而完全不计因果报应，象这类家庭在我们村有三户左右，其中如嘎玛南嘉家，是一个靠杀生打旱獭维生者，他没有被捕，但她的女儿因偷了一点肉而被捕，未能活著返回家乡。他家的女婿叫嘎拉孜，挖空心思整人，经常半夜在各家外面偷听里面的谈话，有一户人家叫更嘎扎西家，平时做点小买卖，较富裕，五八年後，父子早已被抓，留下母女和儿媳以及一个小孙子，她们曾在屋内挖坑埋了一些东西，饥饿时，儿媳首先饿死，有一天晚上，剩下的祖孙三代人临睡前说，这几天嘎玛南嘉的女婿在附近乱窜，是不是已经发现我家私藏了东西，结果这句话恰恰被在外面偷听的

仲达有一个外地来的叫南嘉，担任会计，经常训人，斗人很厉害，一次，牧人来见他，见之就哭，他问怎麽回事，牧人报告说死了几只羊，他故作豪爽地说：几只羊有什麽了不起？毛主席也会死，结果被戴帽，结束了斗人的历史。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在往後还有文革期间 -------略。

附录：班禅喇嘛谈被捕藏人的死亡问题：
在『在关押犯中，除去在西藏军区关押的一部分上层和一般监狱内有少数关押人员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执行外，其余大部分监狱中对关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其主管这类问题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不关心，加之看守员和干部对那些人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恶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蓬、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上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死亡。对年在五六十岁，体制衰弱，已接近死亡的年老关押犯，也让进行十分苦而重的体力劳动。当我来回走动之际，看到这种痛苦情景时，虽然心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悲愁，和想『难道不这样不成吗』的怜悯之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总而言之，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曾向我们指示的：由於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比如叛乱头子拉鲁和罗桑扎西不杀也可以。………

但事实与此相反，到处关押著没有好处反而招惹麻烦的犯人，和出现了许多不应当得死罪的犯人的尸体，这会使千百户人家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十分悲伤，眼泪不断这是不用说的；加之不管是否有无罪过和罪过大小，把那样多的人关押起来，并且由于管理不善，致使有很多人非正常死亡。对此，西藏广大人民不仅不欢迎，并且产生了不喜欢、遗憾、惊慌、怀疑、不满，并可怜那些关押犯。』「 1」

『如我上述，在专政中许多关押犯悲惨地遭到无故死亡，其责任则在於我们。总之，几年来，藏族有大的损失，各地人口均有不同程度一定的减少，比较严重的地区一看居民就能很清楚理解到只剩下许多妇女和老幼，青壮年和知事通理之人减少了，这对我们藏族自己来说，是个危险的问题。』「 2」『广大的农牧乡村中，对积极分子自不用说，基本上说来，除去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壮年男子以及当地通情达理的人，在有些村庄的大部分，有些村庄的不少一批被草率地逮捕关押了，这是敌快亲愁的很不应该很不好的大事。叛乱後在藏族中被捕的详细人数，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从现象上来推测关押犯人的数字，每个地区都达到万把人或万人以上，因此如果说这些都是敌人，那麽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对于那些没有好处而招惹麻烦的被关押了的千万个犯人的看管等，比我们西藏还差。特别是有意把那些犯人弄到水土不服的地方，千万人遭到了非正常死亡，造成犯人的尸体埋葬不完的现象。因此遭到非正常死亡者的几十万个父母、妻子、儿女和亲友，悲痛至极，泪如泉涌，嚎啕痛哭，遍及各地，这一情况，难以告人。』「 3」

『平叛问题在青海等地搞及更是糟糕，要是把这些拍成一部电影，都会感到惊奇的。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　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并架起了机关枪，在那不管参叛不参叛把机关枪一扫，牧民的帐蓬都打下去了。

说实在的有少数地方叛乱了，康区叛乱的多一些，但大多数地方没有叛乱。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里地区的牧民等早已把部下的几千只枪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戴上了红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有个老头子，他也关押了几年。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情况很糟糕，十多个二十多个当场枪毙。……青海地区一个部落有一千到三四千户，人数四五千不等，每个部落里抓去的人数达八百到一千不等，在狱中死的三、四百人不等，将近占一半。据去年复查，出个别部落参叛以外，大多数部落都没有参叛。我原来上书里面写了被抓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五。当时我知道被抓的人数达到百分之十到十五，但是我当时没有胆量写这个数字，只写百分之五。当时把我批的差点死去。经复查被抓的人数达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所以说藏族地区的问题很严重的。』「 4」

有关藏人大量死亡的纪录摘要
在果洛，宋日玛部有600余户人家，约3000余人，其中有百分之四十饿死。在阿竣贡玛部所属的嘎突温隆有1500余人饿死「 5」。在黄河与冬曲汇合之处，因饿死而抛入冬曲的尸体使冬曲滞流的情况更是众所周知。中共在贡玛德然仓的戚然塘修建的学校中，众多的孩子饿死，总之当时整个地区饿腐遍野。

在监狱中，特别是送到柴达木的犯人到1961年还活著的不到百分之五。能返回故乡的更是寥若辰星。「 6」

大量战俘和被捕藏人送往西藏北部无人区挖掘硼砂，结果不过几年，绝大多数藏人都死在那里，其中一个地方曾押来全部是从西藏北部羌塘地区被俘或逮捕的1600名藏人，结果只剩下36人活下来，其余全部葬身荒野。「 7」

注释
1.见第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第六个问题『关於专政』篇。

2.见第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第八个问题『关於民族』篇第四个小题『西藏人口方面』。

3.见第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谈论西藏自治区以外情况的第一个问题『关於民族』篇第二个小标题『关於专政』。

4.见班禅喇嘛於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内容，引自《七万言书　　班禅文论选集平》 107　 109页，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 1998年，达兰萨拉。

5.党秋巴桑著《果洛史》449页，在第 462页记载旺青松日玛部落的一半人口饿死，大都是在才吴多、结堪布多饿死的，一段时期，死人太多，竟致野狗鸟狗不吃人肉。不知两个宋日玛是否为一部。又，有关果洛的人口，《中国人口 .青海分册》承认从 1954至 1964年间，果洛人口减少百分之七十八点九六，也就是说果洛只剩下老人和儿童。所有青壮男女几乎完全被杀光了。

6.党秋巴桑著《果洛史》463页

7　《中共暴行实录》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