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前言

1975年7月，我离开石家庄市郊滹沱河畔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奉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此后，曾相继在国务院财贸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工作，直到1987年十三大中央委员会落选。这十二个春秋，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我有幸直接经历许多重大事件。

经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人们，扮演着这样那样的角色。这些年来，看到不少亲历者对这段历史或其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回忆文字。写历史、有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看法。看法可以各种各样，但是历史却客观地存在着。

我少年时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北平求学，志在报效国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目睹民族败亡的残酷现实，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从参加“一二九”运动到奔赴延安，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奉派参与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其后则在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直到“文化太革命”。几十年经历，由于党的教育，深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解放、国家兴旺发达的指导思想。其间工作调动，世事变革，个人起伏，但是过个信念一旦树立起来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诚然，个人的遭遇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说明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却是对党和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1996年3月至12月，我对1975年至1987年十二年我在中央工作的经历，比较系统地讲述了十六次。2000年以来，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又反复进行整理、补充和修改，历经四、五年，形成了这部自述。这里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邓小平、陈云，如胡耀邦、胡乔木，如赵紫阳、陈伯达。我如实地记录同他们的交往，也写出对他们的一些看法。

总之，我希望这本自述，真实地记录下我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包括我在其间的感受以及对人、对事的理解和认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至于臧否是否公允，则有待读者的评判，更有待历史的检验了。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设立国务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经过

1975年7月5目，国务院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通知全文如下"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事情，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江青一伙恨之人骨。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造谣说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私自搞起来的，诬蔑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为政研室七个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说清楚。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邓小平同志就开始酝酿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了。

按照毛泽东主席1974年12月在长沙作出的关于中央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主席要总理组阁，不让"四人帮"掌握最高权力。那时总理病重，主席要他开过四届全国人大后专心养病，工作让邓小平顶。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确，要邓小平同志来接班。

1975年初，经过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同志在党、军队和政府中就任三个重要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这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由“四人帮”控制。中央的“两报一刊”①，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是他们直接控制的。中央部门，一个文化部，一个体委，还有北大和清华"两校"，也是他们直接控制的。两个地区，一个辽宁，一个上海，都是他们直接控制的。"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这些地方和单位，只会抵制，不可能贯彻执行邓小平整顿的一整套办法。邓小平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知道，要贯彻执行自己的一套，没有舆论工具不行，没有人替他宣传不行。及时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帮助他搞调查研究，起草文件，进行宣传，非常必要。所以，他一上任，就着手酝酿此事。

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1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邓就找胡乔木同志谈组建这个写作和参谋班子的问题。胡在"文革"中受冲击、审查多年，刚在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上露面，虽然算是"解放"了，但还没有作组织结论、正式恢复组织生活呢。

邓小平把胡乔木约请到自己那里，跟他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②。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还提到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邓小平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人们关心的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还交代胡乔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只是同你交换意见，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

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危难之时受命担负党政军领导重任之际，在着手部署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到加强思想理论工作的问题了。已经准备为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里夺回来而组织力量了。组织这样一支队伍，是同“四八帮”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展开斗争不可缺少的。

邓小平同胡乔木的这次谈活，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来讲，是一次重要的酝酿。不过，名义、机构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任务也只是从成立像六十年代前期写“*********”那样的写作班子写文章这一方面着眼。事实上政研室成立后，在整顿中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得多，大得多。这时，邓小平还没有把此事提交党中央、国务院讨论。他只同李先念商量过。李先念很支持。哪些人当负责人，名单也是邓与李商量提出的。

到1975年6月上旬，邓小平抓住机遇，把组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一方面，整顿发展到那时，成立一个政研室这样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更加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已经进一不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成立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这样一个机构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首先是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并把铁路整顿的经验在钢铁、煤炭和整个工业交通战线迅速推开。经过短短三四个月的整顿，国民经济面貌已经有了显著改观。与此同时，落实下部政策的工作取得进展，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6月中央发文件推广江苏淮海地区整顿的经验，开始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总之，中国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第二，在进行整顿、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围绕着所谓“反经验主义” ③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四人帮”进行丁一次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以“反经验主义”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在这一次较量中取得了巨大胜利。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被迫检讨。会后，王洪文离开中央到浙江、上海调查、工作，党中央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就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向深处发展，创造了颇为有利的条件。

按照邓小平的部署，6月以后，整顿要进一步向面上铺开和引向深人。进就势必要进人"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所有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会议，邓小平在这些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中央文件，在报纸刊物上都得不到宣传，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正确主张在报刊上得不到反映，几乎没有什么舆论宣传。党内只有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文件或听到传达的人，才能知道中央的这些新的精神。甚至形成这样种情况，报刊上宣传的东西同党中央进行的工作，是两股道，互相打架，这里说要安定啊，那里说还乱得不够。当时，邓小平心中的大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四人帮"进是进行他们的阶级斗争。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进一步的斗争，这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简而言之，邓小平手里掌握一个能够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能够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班子，是把整顿继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

第三，就在这时，胡乔木被毛泽东再度起用，成为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契机。组建一个写作班于的迫切需要有了现实的可能。胡乔木被起用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中央把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而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康生已病人膏肓。毛泽东探知，整理他的选集，胡乔木是最佳人选。而胡乔木的所谓“历史问题”，经过几年反复调查，证明纯属子虚乌有。既然胡乔木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遂亲自指示，让胡乔木参加《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1975年4月4日，李鑫便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第一批需要编辑整理的毛泽东文稿交到胡乔木手里。这样，乘整理、编辑《毛选》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由胡乔木等作负责人，条件已经成熟。"四人帮"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拦了。

6月8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关事宜。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选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关于政研室的组成成员，就是1月谈话时提的吴冷西、胡绳、熊复和原来在康生身边整理毛选的李鑫。在商量时，邓小平同意胡乔木的提议，增加于光远，但是坚决不同意找"革命造反派"。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选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分管学部"，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对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立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领导权，将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

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后，邓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联名向政治局写报告，提出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毛选》第五卷"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选》六卷也要编出目录草案"；毛主席还批准了胡乔木同志进行这项工作，成立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件小组)负责。陈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同志参加进来。同时，邓小平还在为递交这个报告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小平写道："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议一件，请提政治局审议批准。“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间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人，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国务院政治研宠室就正式成立了。

邓小平报上去的负责人名单是六个人，没有邓力群。我的名字是后来加上的。我是谁提的名，不清楚。吴冷西西说是他先提的。据后来胡乔木在挨整时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邓小平提的。邓小平说，加一个邓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领导成员都称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这样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续，免得节外生枝，好立即上马办事。

二　我到国务院政研室之前的情况

从“文化太革命”开始，我就受到陈伯达打击。不久，又被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长期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接受审查。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垮台，我的处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

“解放”我时，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返京回家，仍旧呆在干校。当日我有一个心思，以后做研究工作吧，别的事情不想干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论上作点准备。这个准备可以说从隔离审查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了挨批斗以外，我总是抓紧时间读一点书。书有限，就反复读。主要读哲学书籍。我在干校五年，每天晚上大体上争取读三个小时书。五年下来，确实读了我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许多书。我去干校时带了五大箱书，比谁带的书都多。《马恩全集》、《资本论》、《马恩列斯文选》、《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和《资治通鉴》、《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带去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一段看那么多书，而且看了过去想看而没有看的书。其中《资本论》读了三遍，读的过程中，每一段都反反复复地思考。《剩余价值学说史》三本都读了。《马恩全集》中的经济著作全部看了，哲学著作也都看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恩全集》、《列宁选集》中的有关部分又都重读了。从被隔离到被解放，《毛泽东选集》反复看了二十四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凡有专门的著作，都认真重读。哲学方面，不仅把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干校也好，我反反复复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宣布“解放”以后，我在干校又拖了半年，把《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搞成了一个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房维中给胡绳说，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整理一下。不知什么缘故，胡绳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后来房维中、王忍之到我家里来，说现在有这么个意见。我说，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他们说，那好，你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准备同几个人一起搞一搞。这样，我又搞了两遍，包括过去整理的和过去没有整理的。以后是计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说是纪登奎有指示，据说是周总理的意见。后来胡绳、吴冷西、于光远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来、交上去以后，小范围里头印发了。发给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础上，我又搞了一个论点汇编，又整理了一个毛主席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示。这样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学习、整理毛主席的东西，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对我来讲，收获确实不小。

其时，胡乔木那里组织了几个“隐士”，所谓“请隐士，举选民”吧，搞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材料。以此为纲，分头读一下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著。要求最好分类整理出一些材料来。我在那里工作，参加胡乔木那里工作的有陈禹、冯兰瑞、王仲方，还有总工会、共青团的人。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搞成了一个材料——《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

我获得“解放”后做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写成《<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批注和谈话》，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怀着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去做的。不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毅力。这三件工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从马恩到列宁又结合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理论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以后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搞政研室，但做了这三件事，确实为政研室成立以后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后来，在写《论总纲》的时候，我向几位台作者讲怎么写，以至口授文章的内容，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观点和语言。他们很奇怪，老邓怎么对毛主席的东西那么熟习啊。就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着毛泽东思想对它们的发展，做过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乔木讲他另有任务，由我继续组织这些人把他出的题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务，就是要他去帮助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这批人中间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冯兰瑞。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1)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报告，经政治局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同意。中办发了我开头所说的那个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约7月初，胡乔木就找我们六个人谈这件事。人分两部分：一部分搞《毛选》五卷，在中南海怀仁堂西边的西四院办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办公。于光远和邓力群，就管武臣殿这一排。一边工作，一边调干部。后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总共有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图书资料室，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和骨干有王子野、陈道、苏沛、滕文生、丁树奇、林涧青、徐道河、王飞、冯兰瑞、李之敬、高兴国等同志。人员来自中宣部、红旗杂志(调了四、五人)，还有新华社也来了一些人。图书资科室是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图书馆拨过来的。那个图书馆原来是由田家英等办的。

国务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说一说。

１《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学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经搞了。什么时间开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周总理他们领头筹办，下面有个办事机构，李鑫负责。那时机构社在中央党校，党校有三四个人参加，中办秘书局搞文件的有三四个人参加。政研室成立以前还加上了邓小平，由周、康、邓他们三个人总负责。周、康两人都病了，实际上就是邓负责。后来就吸收了胡乔木。胡乔木属于他们几个人这一层，还是在他们三个人之下，不清楚。据李鑫后来讲，确定胡乔木参加以后，到康生那里谈过一次话。康生说，我们这里有个摊子，筹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过去负责的是李鑫，你加进来以后，希望称帮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意思胡乔木是协助。但从邓小平、康生联名给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来看，组成《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的三人是“康、邓、胡”，胡乔木是属于上面总负责的一层。

政研室成立以后，实际上《毛选》五卷编辑工作由胡乔木负责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个吴冷西。这个机构搬到西四院里办公。我们七个人中，经常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实际上他们五个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后，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加快了速度。邓小平采取一个办法，每篇文稿经过修改，补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后，由邓小平召集我们读一次。地点在三座门军委。通读、讨论，通过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还要到政治局讨论。政研室的这种讨论当时叫做“读文件”。大体是两周一次。文章有长有短，长文章一次读一篇，短文章一次读两篇。7月9日第一次读，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读了七次，大概有十来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整理加工是满意的。当时议定，这两篇可以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了以后，不必等选集出版，先公开发表。

在《论十大关系》讨论通过后，邓小平7月13日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乔木写的《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说明》，就圈阅同意。随后，主席又把《论十大关系》读了一遍，写了以下批语：“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西四院在修改补充定稿过程中间争论不小。争论主要是在胡乔木、李鑫之目。具体内容现在记不得了，大致是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得少一点。更主要的，胡乔木主张讲阶级斗争的部分要讲得准确一点，周到一点。李鑫主张保持原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胡的意见占优势。“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矛盾暴露出来，李批评胡的意见就多了，说这里改的不行，那里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乔木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对阶级斗争，胡乔木一窍不通。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被挤出《毛选》编辑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担负这项工作。到那时，胡乔木提的修改意见大部分给否了。有同志主张毛主席原来怎么写的，就保持原样，一点不给他改，甚至错别字也不改。这件事情，公道一点讲，胡乔木的意见不能说每个都对，应该说，对的多一些。胡乔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经验，从《毛选》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对胡乔木不高兴，除阶级斗争观点之外，还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康生给我们说的是让你帮助我们做工作呀，结果你参加进来以后，喧宾夺主了，不是帮助我们，成了指示我们了。他们的矛盾，实质是在这里。

胡乔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从《毛选》五卷编辑工作中排挤出来。后来，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编辑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是李鑫，就没有胡乔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才重新负责编辑毛主席著作。

2 意识形态领城里同"四人帮"的斗争

先念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负责人的名单是他们两个人提的。他说，他当时担心，被“四人帮’看成是同他们唱对台戏的班子。事实上，这个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要不然就不会成立这个研究室了。全党的工作，党中央、国务院的经常工作是邓小平管，意识形态领域是“四人帮”管，“四人帮”干“四人帮”的。是当时的这个局面，斗争的需要，促使邓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作的决定做点宣传，能够帮助了解一点情况，起草一点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实际上就是拉开了一个架子，准备同“四人帮”唱对台戏。

当时毛主席在批评“四帮”的错误，他想进行一些揭整，如果没有这个形势，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毛主席也不会同意成立这个政研室。

从3月以来，关于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关于钢铁整顿的13与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里，由主席圈阅下发。那时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邓小平谈话，他的脑筋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邓小平就给胡乔木说，毛主席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对这方面情况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后，你们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这样，政研室一成立，我们就做这件事。

(1)上送报刊上删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

我们搞了两个材料，一是经过查阅报刊的文章，证明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提了，确实是事实。这个主要是王子野他们几个同志看报，看刊物，从当时查到的材料中，选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话中的"百花齐放"删掉了。这个材料证实了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仅文艺工作实际情况是如此，而且文艺方针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给邓小平以后，邓说，这个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以后，他在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头就说，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说吧，过四句话是比较完整的，这些年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话。后来查出来是姚文元定的调子。

在此期间，我记得和北影的李晨声他们有了接触。李是电影《海霞》的摄影。他们也是从报刊宣传中看出来，“四人帮”不仅把“三突出””当作样板戏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而且推而广之，成为艺术领域，文学领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创作原则。我让理论组整理了一份《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也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也转给了毛主席。

(2)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

我记不清楚，是我们的材料送上之前，还是送上之后，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个多方面说到文艺政策要调整的谈话，其中讲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改变现在缺少小说、诗歌、散文、文艺批评的状况，并且说到了，对于作家要团结大多数。其中讲到周扬的问题，说：如果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这样一种作法是脱离群众的。并且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这次谈话涉及的面比较宽，例子也比较明确，说明他对“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意识到不对头，不满意，需要调整。

这些谈话，当时没有全文传选，邓小平通过胡乔木已经告诉了我们，促进我们收集过方面材料。我们更有信心，同时找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了解情况。文艺界有些人分别地给我们那里通消息，反映情况，或是直接写信。

1975年2月春节期间，影片《创业》公开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压制了几个月，到4月上旬，罗列了十条罪名，不让《创业》公开发行。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胡乔木曾经找李季谈过一次话。李季是诗人、作家，又长期在石油系统，要他写信反映关于《创业》的不同意见。后来李季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熊复和王子野约李季谈，记录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后签名发出。胡乔木看了不满意，也就算了。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说过是秘密串联，捉刀代笔。

在此过程中，《创业》编剧张天民写了一封申诉信，一式两份，通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走两个途径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写下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个事情批了江青，惹恼了江青。江青后来当面斥责张天民：“告也娘的刁状。”张春桥竭力抵消毛席批评的分量，说：主席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此片无大错”，没有大错，还有小错、中错呀！

(3)转送《海霞》主创人员给毛主席的信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文艺界奔走相告，精神为之振奋，“四人帮”狼狈不堪，等于抄了文化部的家。在这个期间，我同《海霞》摄制组接触，胡乔木知道后，给我讲，在这个形势底下，你要找《海霞》导演，让他们向中央写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声、惠宏安同志谈了几次，后来谢铁骊同志来我家一次。当时精神有些紧张，车停得很远，然后走过来。他诉说一番《海霞》受刁难的苦处，对文化部、“四人帮”的作法深为不满。我主要是传述了上面关于文艺调整们信息，还说，你们的争论我没有发言权，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话，以及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论述，你们觉得你们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你们就写信，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作法与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们就不要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