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本人在北京，信为什么经邓小平转？这样责问，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前面说过，在此之前，经小平转主席的信已经有好几封了。对那些信，都没有生气，而且都有批示。而这封同样经小平转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同样是转信，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邓小平办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够容忍，而有些问题，他不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邓小平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邓小平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邓小平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对刘冰信的批示以后，接着就是组织措施。这个批示首先给邓小平看了，有没有在政治局内传阅，当时政治局开会没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就专门开会，又把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几个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且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这事胡乔木当时没有对我们说。

过不几天，就开政治局会议，批评胡乔木他们几个。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胡乔木会后给我们讲了。据胡乔木讲，毛远新对胡乔木批评很尖锐，江青更厉害，训了胡乔木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胡乔木实在接受不了。

当然，当时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对象还是邓小平。传出来的说法，会议开得非常激烈，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批得邓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别让邓小平不高兴的，是有一个列席会议的同志，系统揭发，批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很恼火，听不下去，几次跑出去上厕所。

在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的同时，又把毛主席对刘冰等信的批示让吴德到清华去传达，在清华大学开展丁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接着又写了一个报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2月14日，中央发文件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就不但在上层而且在基层把问题揭开了

二 传达“打招呼”会议情况

从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范围逐渐扩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传达批示，开展所谓"大辩论"。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是11月24日开的。会后，中央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

这次“打招呼”会，政研室去了三个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会后，就在我们七个负责人的范围里进行了传达，实际就是宣读23号文件。

我问开会的情况。他们讲了一些细节。据他们说，到会的有130人。坐定以后，政治局的同志出场。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后面。会议也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会上发的稿子，还是另外说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多说。邓小平讲完以后，点着名字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没有了。邓小平说：以文件为本传达学习，散会。我所以要问这些细节，因为关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听下来，觉得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批了，作了检讨，就过去了，还是继续主持工作。

23号文件是11月26号下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是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讲话要点有三段话。第一段，讲刘冰等人8月、10月两次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讲了清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师生中进行辩论。"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评刘冰等人来信的那段话以后，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下面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传达后的当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觉，心情非常复杂，用一句成语来说，是悲喜交集。感到难过的是，用总理病很重，没有希望了；毛主席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亲自出场，预示着这两大历史人物要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么地方，讲了一些什么话。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些，黯然神伤。觉得高兴的是，从这次会上的情况看，邓小平继续管事，还是他接班。犯了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工作还是他主持。认为邓受到主席批评，在政治局内，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过关了。我这个人，往往有点盲目乐观。当时虽然也有点担心，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总的觉得这事就是这样了结了吧。讲话要点中方针说得很明确，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嘛，三个正确对待嘛。小平同志过关，我们这里也应如此。尽管主席、总理两位老人不行了，有邓小平在，中国党还是有希望，中国的事情还是有希望。全国的经济形势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发展的。

三 胡乔木挨批

传达打招呼会议以后，我们七个人先后开了几次批评、自我批评的会。我们几个人开完会后，在政研室传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印象深的是，这时批评胡乔木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几个都跟着李鑫的调子说。他们在西四院的争论，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会上大发脾气，说康生叫你来编毛选，说是协助我的，结果变成你为主了。还说胡乔木对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骂胡乔木“是个什么玩艺儿”。批得胡乔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几位，受李鑫的影响吧，也都批得比较厉害。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给他一段时间。在这种会上，我没有讲什么话。有时说一点要心平气和啊这一类他们不爱听的话。总之，我们几个负责人在对胡乔木的问题上明显是两种态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这一段紧张的时间里，有一次，别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乔木。胡乔木对我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挚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不讲朋友了。从此以后，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都向我诉，在我这里寻找一点同情。他的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同我有关的事情，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四 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我们研究室同全国人民一样，同声哀悼。研究室的每一个^都多次到天安门去，但后来追查，谁也没有在台上讲过。在此期间，我多次坐车到王震那里去谈天，每次都经过天安门，看到广场上有很多花圈，很多人。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都出二、三本，全世界哀悼、怀念周总理，全世界对周总理都高度评价。一个共同的说法，26年的贤宰相，中国历史上设有过，世界范围连续二十多年当总理的，也没有。到中国来访问过、见过周总理的不少人，都写了文章，回忆周总理的风范。许多人发来唁电。"参考资料"都登了，持续的时间很长。当时，我把新华社发表的这些文电都看了，非常感人。比如，日本的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女的，周总理知道她不能生孩子，专门请她到中国来，请医生给她治。走时祝她能生孩子，有了孩子一定捎个信来。

总理去世以后，全国陷入悲痛之中，谁来代替周总理呢？全国都关心。当时传说很多，我的想法，理所当然是邓小平。尽管他犯了错误，但已经检讨了，过关了。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人们的意料，选定的代总理竟是华国锋。2月2日，中央发了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我们感到华国锋政治上可能弱一点，但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心想，选的对还是不对，看一看吧。

对此，有的人是十分反感的。张春桥读了1号文件后，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表达了"四人帮"的心理，代表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立场。不仅反映他们对邓小平、华国锋的不满意，而且也反映他们对毛主席的愤恨，同时也暴露了张春桥要争夺领导权、当国家总理的野心。"四人帮"确实有这种心理，邓小平没有资格代替周总理，被我们打倒了，你华国锋有什么资格接替他？邓小平垮了，怎么选来选去又选了华国锋，就没有看中我们？张春桥说，"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的一号文件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今年的一号文件是由华国锋任代总理。"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咬牙切齿，真所谓满腹冤仇，一腔恼恨。然后讲，"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你邓小平搞了一个七、八、九，而你华国锋也必定如此，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邓小平一年垮了，你华国锋也长不了。完全是一种憎恨、讽刺、诅咒的语调。他还引了宋朝王安石咏"元日"的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讲出了他们想篡党夺权的野心。

五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下发和思考

1976年3月3日，中央发了4号文件，印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所作的多次重要谈话，说是经过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中共中央通知》说："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四人帮”粉碎以前已经听说，毛主席这个时候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只能靠长期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型来辨别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最近反复看了这些重要指示，虽然有一些不准确的东西，但基本思路还是主席的。

1 邓小平的看法

小平同志也说，从主席的这些讲话里头可以看出，主席的思路已经乱了，前后不一致了，逻辑也不通了。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然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怎么好说错误只占三分呢？没有道理。过去批王明就是打倒一切，成了路线错误。有些说法比较矛盾。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错误具体讲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打倒一切”，又说其中一部分是打对了，例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先不讲刘是打错了，许多同志有错误，但也不应该打倒啊。讲“全面内战”，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这样讲就有点文过饰非，对自己发动的“文革”粉饰太平了。

2 毛主席的思路同"四人帮"的区别

但从这些指示也可以看出来，毛主席的思路和“四人帮”的思路是两回事。

如对老同志，主席提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抵触，不理解，甚至反对。可是到了“四人帮”那里，就是另一种说法，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一个讲的是一部分，一个讲的是整体。主席对老同志还有原谅的方面，他说，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些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四人帮”则是完全对立，凡是不跟他们走的，都是他们的敌人。

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主席说的是大量的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到了张春桥那里，知识分子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对象了。

对青年干部，主席说，年青干部中有坏的，如蒯大富。“四人帮”对跟他们走的青年造反派，则是全面肯定，一概保护。

特别是对邓小平同志。这时批邓也升级了，老帐也翻出来了。说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讲到“三项指示为纲”，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的确是主席的思想。还说，小平从来不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谈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这同过去讲的政治思想强，会打仗，会反修等不同。可是底下主席还讲，他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说邓愿作自我批评，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而“四人帮”对邓小平则是彻底打倒，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发以后，“四人帮”的舆论就是接过毛主席的话走到极端。当时他们鼓吹两个论点，大造舆论。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另一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对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这一段，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面地批驳。他们掌握了舆论阵地，只是一种声音。几个报刊都是他们控制，别的都不让出。报刊上一个调子，舆论一律。什么事情都上纲。铺天盖地，很厉害。他们总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话大做文章，讲他们极左的那一套。

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就在全国鼓吹所谓资产阶级三阶段的理论：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说什么垄断资产阶级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共产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既然资产阶级发展有三个阶段，成为规律，那末，理所当然，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全面专政开头是借毛主席的名义，是发挥毛主席的论点，到后来，干脆就说是张春桥的思想。过去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现在呢？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无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吹嘘这是“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为此，国务院政研室写了一篇《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的文章，同他们辩论。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哪里，在党内，是什么意思呢？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共产党内，并不是整个党都是资产阶级。

毛主席的理论指示是1976年2月底下发的。到1O月粉碎"四人帮"，时间不长：只7个月。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界限，他们打着主席的旗号，贩卖的货色是他们的货色。为分清这个界限，过去做了一点工作，看来现在还要继续做。1979年叶帅的国庆讲话和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划分，现在看来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3 毛主席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看到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会不会有人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愿望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有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因素在里头？1983年整党时叫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对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这一套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统统彻底否定。讨论《历史决议》时，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些思想里头，它的本质的东西，是不是预见到了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从"文革"十年的经验。加上"文革"后十几年的经验，共二十几年，不仅国内的，还有国际范围里头的经验，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历史还要发展下去，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无法回避。

同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要依附于国际资产阶级。第三世界国家，不用说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奇怪。

六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会议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全国上下，黑云滚滚，形势非常严峻。部门也好，地方也好，原来在职的干部也好，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也好，凡是积极推行邓小平同志这条路线，积极进行整顿的，统统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②搞复辟啊，就是这些老同志，这时都挨批、挨斗，都受压，压得很厉害。其中如陈丕显，他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让他先去云南，后来回到湖北。据说，邓小平这时已经被隔离了。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发了通知，在叶帅休养期间，陈锡联代管军委日常工作。还发通知收回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认为这两个讲话是错误的，不要执行了。这样一来，叶帅实际上靠边站了。当时，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员长，兼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实际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财贸工作了。孙健是副总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门，王震实际上也靠边站了。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人物，纷纷挨整。政研室不用说了。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教育部整周荣鑫，整到当场昏厥，当天夜里死掉。迟群不仅管清华，还实际上管了教育部。刘西尧在那里主持工作，被迟群架空。国防科委整张爱萍，张住院，带着氧气袋参加批判会。铁道部原来的副部长郭鲁，纠合一伙人整万里，把万里挤倒。计委整余秋里，余就请病假。房维中只好到干校去躲风。外贸部整李强，说是卖国部。

地方就是“翻烧饼”。最厉害的是杭州。开始把谭启龙扶起来，造反派坏头头张永生调到河北王国藩的公社，在那里劳动锻炼，翁森鹤抓了起来。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复，原来河南是纪登奎在此起家，在整“双突”时他回去整过一下河南的问题。当时万里分管铁道部，纪分管地方，还是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河南有一个反复。地方反复大的特别是铁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郑州、太原、兰州等。

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面，华国锋于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打招呼会议，要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干部"转弯子"。这时的简报等，我没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华国锋主持十七个省市来京同志座谈会，讲话，打招呼。这时，政研室已经发生了农伟雄告状的事。因此，国务院政研室参加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人，除胡乔木以外，还有一个农伟雄。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先念、纪登奎等国务院的同志，对政研室的问题很注意，问农伟雄是谁通知他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他们不知道，很显然是"四人帮"通知的。

这次打招呼会议，也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会议比，当然是升级了。那个会没有点邓小平的名，而这个会呢，点了邓小平的名；那个会批邓小平是三个"总是"：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个会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了。华国锋传达毛主席的话："错了的，中央负责。"接着说，"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并说："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华国锋强调："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整个运动的部署，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并提出"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过华国锋的这个打招呼讲话，就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批邓”联系在一起了，邓小平的错误性质也从“右倾翻案风”升级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政研室因为出了一个农伟雄，直接参加了打招呼会议，运动就由和风细雨变成紧张激烈，整个气氛使人缓不过气来。从此，政研室专门揭发批判，什么工作也不能干了。我们几个负责人，专门作交代、揭发，作自我批评。
七 国务院政研室的“批邓”

1 "四人帮"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评邓小平转交刘冰等人来信以后，形势就逆转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给乔木同志说，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评，听候中央处理。有一段时间，政研室成了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谁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找谁管。到了农伟雄告状，主席批准开打招呼会议，政研室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四人帮"控制了。

这里讲一下农伟雄告状的事。

1976年2月7日，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信，请姚代转2月3日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语转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伟雄曾经说过，他的信是新华社的人让他写的，可是后来他否认了，说是他自己酝酿了很长时间写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经过什么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给农伟雄写了一个条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几个什么问题写清楚，给我报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会议不知是什么人直接通知了农伟雄。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他"亲切"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姚文元当着农伟雄的面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又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实际就是要胡乔木靠边站，让农伟雄夺权，来管政研室的运动。

胡乔木开过打招呼会回来以后，把会议精神，就是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这个东西传达了。运动的领导，请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名义上胡乔木当组长。胡乔木提名让农伟雄当副组长。农伟雄对胡乔木讲，你要交代问题，一些活动、会议由农主持。后来，又把我和胡绳加到领导小组中去。领导小组成员为胡乔木、农伟雄、邓力群、胡绳、秦宝来，按这个顺序排列。以后，又把我和胡绳两个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闹得不可开交。“三少”就是农伟雄、赵乾德、周锡荣，一老是王飞。

这次打招呼会以后，姚文元从新华社派来两个记者，人民日报也派了记者，常驻政研室，找人谈话，出席会议，实际是监视我们，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写汇报。一方面，国务院领导不管我们，另一方面，姚文元通过内部扶植起来的农伟雄、外面派进来的记者管我们。打招呼会议以后，实际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运动。姚文元说过，从打招呼会议后，政研室的简报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华社范围里头，曾两次表扬农伟雄。说农伟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们这里默默无闻，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想想，很可悲。农伟雄算什么人物，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资料员，钻营投靠“四人帮”，那时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挥一切，控制一切。

他们除了用合法途径，整简报，通过新华社上送材料，还私下里分头给“四人帮”写信。7月2日，农伟雄给张春桥写信。华国锋任总理之前，农曾评价，华国锋这个人没什么理论著作，张春桥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论。9月6日，给姚文元写信，报告工作，请求接见。有一个材料写得很肉麻，用"是你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口气，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给江青写信，表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讲，我的生命和整个的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人是小个子，功于心计，脸上不露春夏秋冬，当面撒谎不脸红。确实想从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赵乾德，张牙舞爪，内心的东西不加掩盖。农伟雄不动声色，但很动脑筋，各种部署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两个人成为鲜明对比。中央党校来的周锡荣是军师，替农伟雄进行战略分析，分析我们几个负责人。排在正确路线一边的，是李鑫同志。犯错误严重的有三个：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王飞说，运动一来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么坏点子也说不上，只能是敲一敲边鼓，有时提示一点年轻人不懂得的要害问题。

2 胡乔木的揭发没有实质内容

农伟雄与“四人帮”接上头，并实际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

先是揭、查所谓政治谣言。把我们在会上传达过的毛主席的话，引用过的毛主席的话，“老九不能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园丁之歌》说是“香花”，等等，都说成是政治谣言。

然后，集中揭发邓小平。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这样，我们的调子也就不能不高起来。乔木的日子日益难过，实在过不了关，在会上有几次发言。接着，乔木写了十几条，揭发、上纲，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相信在乔木和邓个别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不会少，但乔木一件都没有揭发。胡乔木3月2日的揭发交代，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这份材料里讲了他同邓小平的20多次会见，包括邓同我们一起读毛选，同他单独见面，没有出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