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四人帮”垮台后政研室继续受压

1 出乎意料的处境

“四人帮”垮台以后，在政研室外部，形势仍然很不好。总的说是“四人帮”在台上时受压，“四人帮”垮台后照样受压；内部出气了，外部还是受气。

毛主席去世后进行遗体告别。一般机关负责人都安排到那里守灵，研究室没有份。少数负责人分批到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去了，乔木就不准去。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就找我商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有个机会给主席告个别，可是一直不准，怎么办？这事我们也报告了，批下来不准他参加。我说，你写封信吧。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就成了一个把柄。

开追悼大会，正式通知每个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上天安门搭的那个大台子，政研室推了胡乔木和我。报上去以后，纪登奎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不要上台了。我们也就忍了。结果，研究室去参加追悼大会时限定名额，胡乔木还是不让参加。我参加了，在广场上站着。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们站在广场里头，非常不平。我那时已经61岁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

2 宣布解散但没有散伙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开会，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么原因呢？就是乔木写的那封信。说主席去世后，乔木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经过汪东兴转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帮"。乔木为什么写这封信，前面已经讲了，主席去世后的追悼大会，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可以上主席台，但研究室的人却不能上，纪登奎还打电话要研究室照顾大局；胡乔木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主席去世后却不允许他与主席的遗体告别，更不允许他去守灵，而各单位都是轮流派人守灵的。至于信的内容是不是效忠信，后来我和于光远问过他是怎么回事。乔木说，他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此事原委是这样的：在转刘冰的信之后，政治局开了几次会，乔木都参加了。批判胡乔木时，江青讲，你胡乔木这个人对毛主席是忘恩负义。乔木信中那句感谢的话就是指此事说的。胡乔木那封信的意思就是想到主席跟前和主席告个别，有那两句话确实不好，但也不能说成是效忠信。

参加宣布要解散政研室的那次会的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和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政研室的负责人参加那次会的有于光远、胡绳和我。会上宣布到阴历年的年底，政研室的人从哪个机关调来的，回到哪个机关报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政研室现在还有一些事要做，我们要把运动搞完，还要做一个总结，还有，同批评我们有关的两个地方，一个大庆，一个大寨，我们没有去过，要参观一下，看看我们的宣传哪些对，哪些不对。吴庆彤听了，说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对啊，这些同志应该到大庆、大寨看一看。还有，计委写了驳“四人帮”批《工业二十条》的文章，中国科学院写了驳“四人帮”批《汇报提纲》的文章，人家也批了你们的《论总纲》，你们是不是也要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啊。我说：对啊！这样，宣布了解散而实际没有散伙。

在这次会上，胡绳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胡乔木，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胡乔木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罗而已。我与胡绳是好朋友，在这事上我同他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会上下来以后，他说：老邓，你怎么那么尖锐呢？我说：我知道你那些话是代表谁来说的。你回去以后，把我的意见告诉李鑫，我就是这些意见，我当他的面也是这些意见。胡绳还讲，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我说，谁都知道嘛，胡乔木受“四人帮”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四人帮”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他说，我们谁给他施加过压力？我说，我就给他施加过压力，批判过他。我说，还有批判更厉害的。他说是谁啊？我说，就是李鑫嘛！李鑫说胡乔木不是个玩艺儿，我总算看透你了。胡乔木确有错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这怎么能同“四人帮”的小帮派联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

3 替胡乔木说话

因为主席去世后胡乔木受到那样的待遇，加上“四人帮”把胡乔木揭批邓小平的那个材料印发了，看到胡乔木那个材料的高级干部，对胡非常不满意。我就替他说话。

首先到陈云同志那里，说他那个材料，事实没有捏造，但上纲有过头的地方，出现这种过头的话不妥当，但也确有当时来自内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压力。建议陈云同志替他说说话，办法呢，陈云同志最好同胡乔木同志见个面，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陈云同志接受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同胡乔木谈了一次。

王老给我讲，唉呀，你的那个乔木啊，叶帅也不满意啊，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我又把情况给王老说了，王又把情况给叶帅说了，取得了他们两个人的谅解。

余秋里见了我说，你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样子。我也给他解释。后来先念、陈锡联也找我们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我又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解释。我也同先念同志谈了政研室的处境，我们还要做总结、写文章，要到大庆、大寨去看一看，政研室还不能解散，先念同志也同意，支持我们。

罗瑞卿同志出来工作，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专门把我叫过去，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这样干。我又给他解释。他说，既然这样，你应该出来说话。我的确是到处给他说话。

耀邦那里，我没有去，是朱佳木去的。他和耀邦同志很熟，平时到耀邦那里去，耀邦讲，老邓这个人打太极拳打得很好。原来耀邦对乔木意见很大，经解释也表示理解了。这一段，凡是谁提到他，我都替他说话。这些事情乔木生前我没有同他说过。

这中间，因为外面对乔木多有微词，乔木的夫人谷羽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谷羽说，你看，对乔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邓”时受压，“四人帮”粉碎了还受压。她给我讲了乔木批邓时写那篇揭发材料的情况。她说，胡乔木写那篇东西，写了一两个月，也不给他们看，送出去也不告诉他们。到后来发下来了，他们才知道。家里人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呀。胡乔木讲了原因，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听说胡乔木在邮电学院挨批斗了，就给身边的人讲，胡乔木怎么挨批斗了。去看看。那时天安门的红卫兵人挤人，主席非去不可。一个路线走不通，又绕一个路线。到了他家住的地方，南长街123号，敲了他家的门，没有敲得开。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还听说主席讲我不去心里不安，周总理就打招呼，以后谁也不能批斗胡乔木。从此以后，胡乔木就被保护起来了。

我们也找胡乔木谈，我们替你说话，特别是要到小平那里去说话，你得交给我们一个底呀。他说，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里的信任。他看到主席下决心批邓小平了，就写了那份3月2目的材料。

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还是受压，处境不好。1976年11月，我到王老那里说，我们室的处境还是不好，准也不理我们，受到冷落。他说，我去一下，我还是一个副总理呀，研究室是国务院管的，副总理来联系一下研究室。11月13日，王震同志专门到研究室来了一趟，召开了20多人的会。王老表示了一下，说，你们还是同"四人帮"作了斗争的；对胡乔木呢，说我们是朋友，我们的友谊很好啊，还说了他们两个个人之间的交情。王老这次来，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研究室同志讲，总算还有人知道我们。朱佳木把王老谈话的意思整理成文广为散布。

现在来看，解散研究室是对着胡乔木，也是对着邓小平来的。用过去的语言说，这是剪去邓的羽翼，使邓即使出来工作，也没有人帮助他。

4 为邓小平保存理论队伍

后来，政研室一分为二，李鑫领着吴冷西、胡绳、熊复去了华国锋那里。当时还想把其他一些人带过去，例如，曾多次让丁树奇过去，但丁树奇说，我不愿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去；还曾让滕文生、苏沛、郑惠过去，这些同志也都没过去。本来《红旗》干校解散后，胡绳要搞近代史研究，从干校要了两个人，即苏沛和滕文生。到此时，他们两个人都没过去。后来又把郑必坚、龚育之调到了华国锋那里。没有到华国锋那边去的人，面临政研室解散、人员分散的问题。乔木几次讲：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现在又一分为二了，剩下的人等于是一个个细胞啊，如把这些都搞掉了，以后就难办了。保留一个细胞以后就可不断分裂，理论队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不断扩大。我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

12月先传来消息，接着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去《红旗》当副总编。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李鑫正式劝我，你就去吧。我一直不愿意去，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这点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可以继续帮他做点事情。同时，那时我们正在写"四人帮"怎样砍掉"百花齐放"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修改定稿，本来《解放军报》登，后来不知谁出了个主意，送《红旗》登。送到王殊那里，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文章里头引的主席的不少话，如"双百"方针是我们长期的方针等等，大砍大删。对他这个做法实在不佩服。我想，给这样的人当助手，就不如和胡乔木合作了。这样我就拒绝了去王殊那里。

六 反对“两个凡是”

1 向王震反映"两个凡是"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留下的乔木、于光远和我，我们总想把邓小平抬起来重新工作。这期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在到王老那里去谈话前，我还把《联共党史》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整理出来。我跟王老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我建议他看看上述结束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后来，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这是经过王老反映上去的。

2 邓小平的三个动作

邓小平听了王老的反映，采取了三个动作：一是给中央写了封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二是在李鑫和汪东兴去看他时，他直接与他们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三是让王老和我去看他，讲了一篇"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前面两个当时没有传出去。后面与王老和我的谈话，我回来整理出来，给了王老一份。我只在研究室内部传，没往外传。王老收到我的整理稿就广为散发，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垫了个底。这次谈话的部分重要内容后来分为两篇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

在此期间，华国锋接管了党校。他亲自兼任校长，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汪东兴向胡耀邦说了我一通好话，并说让我到党校去当教育长。耀邦为此找我谈了一次，他还说这不是他提的，是汪提的。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去党校，对汪东兴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愿在他手下工作。这样，总算把研究室剩下的力量保存下来了。这些态度和活动，其中心就是相信邓还会出来，等他出来后，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工作。

七 邓小平复出

再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的工作会议。会前，陈云、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发难，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分组会上，陈云和王震都讲了。在他们讲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找我去看稿子，征求意见。我看后表示完全同意，文字上没提修改意见。王老在讲话的头天晚上，也找我去看他的发言稿，并让我帮他修改。他的中心意思很清楚，但文字还有重复和不太顺的地方，我在保留他原意的前提下，对他的发言稿用心作了修改。两个人的发言，反应强烈，很受欢迎。陈云所在的那个组，组长是赵紫阳，采取了一个很滑头的作法，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如实上报，也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就报上去了。王老所在的那个组，有个电子工业部的王铮，当时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也不简单，听到反映后，立即召开分组长联席会议，说：我们这个会要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认真讨论，对于那些敏感问题(举了例)，希望不要涉及。这个招呼一打，胡耀邦就不讲了。后来他与别人解释：我还要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这时还出现一个问题：即陈、王的发言是否发简报。汪东兴主持的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二位说，只能发摘要，不能发全文。实际上这是华、汪的意思。陈云当时说，要发就发全文，摘要不发，我就收回了。王老也是这个态度。结果其他组都不知道陈、王的发言。

八 邓小平五月二十四日谈话

1 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揭发不介意

邓小平约王震和我去见他，我们有一个重要意图是要保胡乔木。其目的是为了在邓小平同志出来重新工作后，有个笔杆子。

王老告诉我们，小平同志愿意见我们政研室的人。我们就建议乔木写封信，做自我批评。1977年5月24目上午，王老同我一起去见小平同志，带上了乔木的信。

一见面，我就向小平同志说，乔木同志委托我带来一封信，作自我批评，向你认错。邓小平同志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我就讲，乔木在事实的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小平同志说：

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那样讲。比如台阶论。最近我就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

小平同志要我们转告乔木同志，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

2 邓小平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枝笔

谈到对乔木同志的估计。我向邓说：对乔木这段错误的看法上，我们这些留在政研室的人与李鑫他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治上动摇，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重点不应是整造反派，重点应是批胡乔木的政治动摇。在这点上可看出邓的高明，他说：

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他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陆定一，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

谈到整理《毛选》五卷，邓小平同志说：

《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选》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早发表了。这篇是新发表的。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

小平同志还告诉我们：

我对方毅、李昌讲，要给黄昆捎个口信。说是我给他惹了一个祸。让他受到压力。他批我，不批怎么行。这些违心的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嘛。捎信给他，解除包袱。张孝骞写批我的文章，我也请他放下包袱。小平同志对我说：

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上。

保胡乔木实际上帮了邓小平。如果那时把乔木一棍子打死，那么以后十年(1976-1985年)邓小平主要著作的文字就不会是那样的面貌，《邓选》的面目可能完全两样了。意思可能还有，但文字、道理可能就很不同了。现在收进《邓选》的那些著作，主要都是乔木主持下帮助整理的。在这方面，没有比乔木更强的人。

3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

小平同志同我们谈了他对汪东兴、李鑫谈批评“两个凡是”的情况。他说：

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曾经来看过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用手比划着说)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主席就讲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得乱七八糟呢？改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改，这就证明以前犯过错误。主席讲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这回事情。

说到毛主席对邓小平有三七开的评价时，邓小平同志说：

毛主席说，能够有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毛主席说，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主席这么说。马恩自己没有说过“凡是”。列斯也没有说过"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说。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我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看待。

邓小平同志又跟我们说到他的工作问题。他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要我继续管外事，不那么想干，太累，当然重要的外事活动还可以参加，不想大部分时间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