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当然啦，在"文革"期间，在内蒙地区搞内人党确实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这类"左"的危害，可能给他的印象太深。于是就要纠正，就要拨乱反正，而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放在脑子里，结果就出了问题。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

2 批《苦恋》和反对错误思想倾向

当时，在文艺界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出现了一些歪曲历史和现实、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被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准备在全国上映。《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件事招来了不小的风波，国内外有些人借题发挥，歪曲批评真相。国内一些人不但不批《苦恋》，反而热衷于批军报的文章，写信给《苦恋》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扬和作协、文联的人对批《苦恋》也不满。后来，经过做工作和说服教育，作协才算写了批《苦恋》的文章。

邓小平对《苦恋》很不满意，他亲自看了电影，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小平同志说："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说："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胡德平特别吹捧这个电影，胡耀邦也支持这个电影。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以往是批“左”为主，现在以什么为主，反“左”还是反右？这是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意黄克诚的意见：不要搞什么公式，有"左"批"左"，有右批右，都要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这一篇谈话的记录加以整理，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内容没有增减。又给胡乔木改了一遍。这篇讲话标题是《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活》，收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里了。

3 向中央反映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我们在社科院时，经济所、哲学所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过渡时期完了以后，还没有进到社会主义，原来搞三大改造搞急了，现在看来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两次讲话，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相比。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中国的现实生活而言，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强凋只有在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基础上，才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出不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应从这种角度来考虑过渡时期的问题。王惠德非常尖锐地提出：从建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从我们取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起，就进人了过渡时期，实践检验表明，一度想把资本主义消灭，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调子就是：拿《哥达纲领批判》的框架来衡量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用这种理论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1980年的这一段的历史进程。这种论调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走的苏绍智也是这样一个观点。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说法和论调就更厉害了。

研究室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书记处，书记处回答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来对此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便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农村发展研究组

恢复高考以后，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学习期间，他们还互相联系。其间，调回来的陈一咨，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他和这批人比较熟，平常也有来往。他向我反映，从农村回来的这些青年，大学毕业以后还想做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因此便考虑，在这些人先后毕业之后，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继续调研农村工作问题。后来搞了个文件，要成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组，放在社科院农业经济所，书记处研究室和这个组发生一定的联系，给他们一些调研上的方便，同时对他们搞的调研材料及时收集、整理并上报。这个决定提交给书记处讨论，原来是想把尽可能多的人收集到这个组里。讨论时赵紫阳提出：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也应该吸收这样一些人，这些部门能有这样的新鲜血液是有好处的，对于他们来讲，能够参加一些部门工作，可使接触面更宽一些。这是书记处的一个议题，后来形成了一个决定，即书记处1982年2月25日决定。我和这个研究组在1981年春节有一个专门的谈话，这个谈话在现在来看仍然站得住。

这个研究组的看法，和当时全党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都是讲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后来只是调研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这一种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个，还强调了包产到户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不能只讲包产到户，不讲土地公有。杜润生后来加了个"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这一条是个基础。开始时，农民想回过去搞单干，搞过的地方，实际证明也搞不通，又回过来搞土地公有。这一条在搞包产到户的几年里可是重要啊，没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风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实际上，农民在搞的过程中也发现土地分了搞不下去，还得回到上地公有。在农村发展研究组存在的期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赵紫阳、万里、杜润生都很重视这个组的调研。后来这个组发生了分化。

5 对妇联工作的一个建议

宋任穷同志要我帮他管管妇联的工作。我提了个建议：妇联应把儿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来。从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学毕业。在这个范围里的儿童各方面工作都应纳人妇联工作。我还就此讲了一番道理，社会生产中，有物质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培养后代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还介绍了一点访问日本得到的认识。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亲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里。虽然这些母亲很多都是高等学校毕业的，但她们也不愿丢下孩子到社会上去工作。这样，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的母亲，知道怎么管孩子，对儿童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儿童的教育，不仅要有社会的、学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这主要靠母亲。我对此讲了一篇道理，我现在觉得还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上讲文件处理和行政后勤工作

中央办公厅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我作为中办副主任，讲了两次话。一次讲如何帮助中央处理文件，一次讲行政后勤工作的意义，纠正了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行政后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讲：按我们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后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反过来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员。为人民服务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人不为人民服务，而是我为你们服务，你们也为我服务。同时，我也讲了后勤工作的社会意义，以及要逐步把后勤工作社会化。并同当时开始知道的第三产业作了比较，说这个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后勤工作、第三产业的人日益增多，当时日本的从业人员中这部分人已占到50％还多。

7 协助经委建立职工教育委员会

当时和国家经委袁宝华那里的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经多次商量，认为企业管理工作要加强，就要加强职工的在职教育，这要成为开发职工智力的重要环节。所以经委建立了一个职工教育委员会，我负责起草了一个职工教育的决定，并就这个问题在职工教育委员会上讲了一篇话。

8 代中央起草关于学大庆的文件

文件主要讲：学大庆起了好作用，中间虽然有点毛病，这些毛病纠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庆的好经验。这个文件对大庆起到了保护和爱护的作用。所以，后来我到大庆去，大庆人说：邓力群与大庆有缘啊。《论总纲》表扬、宣传了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大庆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又替我们大庆人说话。以后，还有第三次，即“渤海事件”，我也为他们说了话。那次把他们的部长都撤了，康世恩也辞职了。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乔木特别激动，说：出了这样的大事情，不能容忍。语气很厉害。后来调查清楚了，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管理上，而是海流和冰把平台撞倒了。在当时的会议上，还不知道是自然灾害，我说：出了这样的事，领导上应该承担责任，接受教训，但不能由此否定大庆油田的经验，还是应该发扬好经验。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常常自己否定自己，这次可要接受类似的教训。后来大庆人讲，邓力群三次保我们。因此，邓力群在大庆的名誉较好。

9 做树立革命人生观报告

在“五四”六十二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做了一篇要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报告，针对当时青年的思想，回答了一些问题。在当时起的作用还不错，现在看当时提出的问题也还站得住。

10 解决中青年待遇问题

这是陈云同志批转的一件事。他提出：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到1981年时，工资收人还只有七、八十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特别困难，要把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两级，达到一百元。他说：只靠评职称解决不了中青年的待遇，因为评上职称的人终究是少数人，评不上、轮不上的人终究是多数，而这些人都是我们工作上的骨干，他们工作和家庭的负担太重，国家和政府应该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便和劳动部门、宣传部门的人合作，把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件事办了。这件事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时增加二、三十元，能解决好大的问题啊。

11 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书记处成立于1980年，约在6、7月问，把中办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合起来，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是主任，王玉清、梅行、林涧青是副主任。从《红旗》挑选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直到现在起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如王梦奎、滕文生、卫建林、卢之超、有林、蒋振云、张云声等。估计了一下，从《红旗》出来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人。当然，也还有从其他部门来的人。彭真同志曾对有林讲，邓力群培养了一批人。平心而论，在几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养干部的。

当时，书记处研究室主要有四项工作。

一是承担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替中央领导同志起草报告，包括中央随时交办的任务，大体上在那时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多数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负责组织起草，也吸收一些别的部门的人参加。国务院的文件，我们一直负责到1983年，不仅赵紫阳1981年的"就职演说"，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我们起草的。1984年以后就由他们自己去搞了。当时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

二是除了军事、外交以外，系统地调查、研究、搜集、整理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三是办了四个刊物：一个是向上的，叫《情况简报》，即经过调研，认为有哪些情况需向上反映，就把材料搜集起来搞成“简报”，铅印发出。向下的有三个，一个是《情况通报》，中央领导或有关重要部门领导的讲话或专题报告不是公开发表的，也没有登正式文件，整理好后，需要向下通气的，一般发到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委一级，这对上下通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欢迎；还有一个刊物是《调查与研究》，是我们研究室在调研基础上写成论文，对材料进行整理，也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个是《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前两个由理论组负责，后一个由经济组负责。《经济问题研究资料》是就经济领域各方面的问题，整理材料，发表意见。

第四个任务是：在调研和学习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接触一点理论问题，写一点理论文章。即把调研和学习马列理论结合起来，考虑一点理论问题。像前面提到王惠德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就写了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当时还起了一点作用。

书记处研究室作为中央的一个机关和中央的助手，在当时的确做了不少事。

1981年9月间，胡耀邦找各个部委谈话，其中他找到煤炭部谈话，谈到《情况通报》(实际上不是《情况通报》，而是《情况简报》)。这里面登了一个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有点保留，对集体化、合作化要坚持的意见。胡耀邦对这事很不高兴，由此引发了他的一通议论。他说：研究室里的《情况通报》采用蒋介石的办法，是以数量压质量，文化人就喜欢搞这一套。我看了他的这段话，就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现在还留着。这封信坦率地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他收到此信后，就叫他的秘书郑必坚来见我，说：他(胡)看到了这封信，认为此信肝胆相照，有意见就说，这很好。这封信，我也没有给研究室的同志看，提也没提。胡后来为了安抚研究室，就找了我们研究室的三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研究室的工作给予肯定，同时也提了一些希望。到1981年底，胡耀邦同志和研究室的关系基本还是正常的。
一九八二年纪事

一 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1982年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里搞起了"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活动。当时我没有参加这个事。我听说：当时黄克诚对其中用的话语有不同意见，黄说："心灵美"是基督教的语言，我们何必搞这套东西呢？但后来这项活动还是搞起来了。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198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并且提出，从1982年3月起，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应该说，在城市里面提倡一点文明礼貌，总还是有好处的。在十二大之后，乔木感到"五讲四美"提法有缺点，就补充了一个"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进去了。从此以后，称之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3月30日成立了一个机构"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万里是主任，邓力群、黄玉昆是副主任。

二 吴江造谣诬陷邓力群收容造反派

1 吴江的诬告信

1982年6月末，我读到习仲勋6月26日批"请王震、乔木、力群、野苹同志一阅"的吴江6月22日致胡耀邦、习仲勋的信。9月中，又读到吴江9月7日给胡耀邦、宋任穷的信。吴江在信中检举、揭发书记处研究室邓力群收容了批造反派。吴指名道姓地讲，这个人是小野心家，那个人是危险投机分子。

这里所谓的造反派，就是在《红旗》造邓(力群)、胡(绳)、范(若愚)的反的人，运动开始时当然也烧了一些编委。其中卢之超原来是吴江的研究生，可以说是吴的得意门生，卢是经吴介绍来《红旗》的。"文革"一来，卢之超认为有几件事吴江做得不对，贴了大字报。事情不大，但上纲高了，由此结了仇。从这事看，吴江这个老师的心胸也未免太狭窄了。当时，陈伯达控制着《红旗》的运动，先整邓、胡、范，后抬王、关、戚。后来王、关、戚垮台了，又把张凛抬出来。后来又不知因为什么事，又把张凛这一茬人搞下去了。最后，陈把一个女校对抬出来，成立了勤务组。①陈和此人关系不正常，在《红旗》尽人皆知，有好几次都被人看到过。张云声、卢之超这些人就在下面议论：《红旗》再没有人，也不应把这样的人抬出来。以这位女士为首的勤务组便整他们，直到把他们下放到干校。整他们的根据就是：反对她就是反对陈伯达，反对陈伯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张、卢这些入被整得可苦了。这时吴江被军代表吸收到专案组，负责邓力群的专案以及上述那些所谓"小集团"的专案，那时批邓、胡、范已经过去了，主要是批小集团。先称之为"5•16"，后叫"小集团"，再后来就叫"反革命小集团"。小集团越搞越大，到后来搞了三、四十人；干校一共不到一百人，结果小集团却占了近一半。专案组的人，一开会，就提供这个人、那个人的所谓黑材料，使大家对专案组又气又恨。

等到九届二中全会把陈伯达揪出来，《红旗》就乱了套，军宣队、工宣队都慌了，搞“小集团”的人(包括吴江)也慌了。这时，由于陈伯达是我的对头，陈一垮台，我也有了一点发言权了。我说：吴江、陈茂仪这些编委可以"解放"。那时陈伯达在台上，吴江等人要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跟陈伯达；所以对这些人跟随陈伯达应该给予谅解：由于我说了这些话，吴江、陈茂仪这些人先"解放"了。同时，我还说，是不是他们认为运动初期是陈伯达把他们"解放"了，所以他们对陈伯达有感恩图报的意思。在这点上，他们是否也有值得检查的地方。这句话把吴江他们得罪了。吴江和关锋都是有仇必报的人，你得罪他一点，他就永世不忘。

在“文革”结束以后，我把卢之超、卫建林这些比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陆续吸收进来，先是在财贸小组，后是到研究室。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后机构一合并，这些人都到了书记处研究室了。

2 我澄清事实的回信

事实就是这样，我感到我有责任说明真相，澄清事实。为被吴江不顾事实一再向中央指控的这批中青年同志说话。于是我草拟了一封回信，把这些情况加以说明——所谓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机分子是怎么回事，张云声是怎样一个人、卢之超是怎样一个人，都做了说明。其中吴江的信中还点名说到滕文生。滕文生在“文革”时帮关锋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来信、内部材料，看了以后选送给"文革小组"看。就是这么些事。

我草拟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给耀邦、仲勋同志和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信遵嘱阅过。

吴江同志曾长期在我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道在五七干校、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审查，自然不会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他及其他原红旗杂志中层领导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我当时都承担了责任。关于我所了解的吴江同志的情况和我对吴江同志的看法，过去向耀邦同志谈过，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时也谈过，如他有一定理论修养，能写文章，但和同志团结不大好，不宜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等等。我仍坚持这些看法，但似应再做若干补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干校，机关运动中的专案组改称材料组，人员也有所变化。比如吴信中点名的许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参加材料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审查对象，运动初期受审查的同志，有的却参加了材料组工作。吴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组工作人员身份和我谈话、核对材料，但对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仍允许我申辩，这是我至今犹记不忘的。

吴称“在干校时遇到的唯一的一桩是非问题，就是参加批判‘小集团’”。吴信所开名单中特意注明“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以及未上名单而目前同样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吴江同志与他们之间同样心存芥蒂的几位，相当一些就曾以“小集团”一案受过吴江同志的批判。这都是原在红旗工作的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红旗》十二期社论经陈伯达修改而陈矢口否认，特别是一九六八年陈伯达公开支持一个叫×××的女人(原红旗校对)出面领导红旗的工作，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严重不满。陈利用×××和军宣队整这些同志，罪名是"反对陈伯达同志"、"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的冤案。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养》一书重新发表过程中如实地涉及到陈，陈说邓专案是"黑专案"，原专案组成员无一得脱(包括吴信点名的徐道河同志、涂先珍同志)。在吴江等同志的批判中，"邓力群专案"被指责为"小集团"的"思想基础"，我也成了"小集团的精神领袖"。除像我这样因"走资派"问题和其他因历史问题一直在受审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干校学员半数左右。参加批判"小集团"的同志多属被迫，但吴江同志和原红旗另外几位中层领导干部确实很积极。陈伯达倒台后，此案已显然无法维持。包括吴江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阻挠平反，反说陈伯达是"小集团"的后台，批判者是上了"小集团"的当。几经周折，才由军宣队勉强作过一个"这是陈伯达的罪行"的结论。这的确是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一桩"是非问题"。在陈伯达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后，许多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怀疑陈伯达、表示不满，吴江同志这样一些担负过领导职务、长期受党的教育的老党员，非但没有和他们共同战斗，却和×××一道整他们，而且长期不承认错误，实在令人失望。我在干校无非是种地、喂猪，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发言权，在这样的是非问题面前当然不能沉默。我为此对吴江同志当时的政治表现提出过批评，即吴信中所称邓力群"批判批判者"。至于我的批评没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小集团”一案已成历史，本来可以不再重新翻腾。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文化大革命”前到红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据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荐调进，有的系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来。其中有的曾是吴江同志的下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觉悟较早，综观十年，表现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普遍进步更快。其后积极参加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两个凡是”，坚决拥护和努力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近年来参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强，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几年来，至少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弃前嫌而专注于工作，并未计较吴江同志整过他们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于党的教育，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理应光明磊落，出于公心，为这些中青年同志的进步感到高兴，理应热情地和善意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理应实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对他们做出正确评价。但吴江同志却一再给中央同志写信，继续指责这些自己整过的同志“写过一些坏文章”(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红旗》社论这样的文章，罪责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这是已成定论的事，不知吴信为什么还要归罪于一般干部)、有"小野心"(不清楚吴信根据什么使用这种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术语)，进而认为这些同志"过分集中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即在吴江同志叙述问题的范围内，有些也不合乎事实。如吴点名滕文生、贾春峰同志"分别任王力、关锋的秘书"，就属子虚乌有。吴自称他在"公平地说"。坦率地说，从吴江同志对待这些中青年同志的态度中，实在看不出公平何在。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以前，红旗及干校的运动一直由陈伯达控制。陈自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就不断向一些同志说我的坏话，"文化大革命"初又说我系刘少奇派来向他夺权。一些同志不了解情况，批判中说过头话，我从未计较。我和吴江同志相识、共事的时间不算短。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比较老的和比较负责的干部，吴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现在向中央写信、和中央同志谈或当面批评我，无论是否事实，无论是否过头，我都认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级的错误亦无不可。但是正因为是共产党员，正因为是比较老的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就更应严格尊重事实，何况有些事情真理并不在吴江同志一边。吴信在中央同志面前点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这些同志尚无在中央同志面前与吴江同志平等地说明情况和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这于了解事实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补救办法。乔木同志建议由中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关同志将此事谈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对自己这封信中提供的情况负责。如看法有错误，请中央同志并请吴江同志指正。

这封信稿写成后，感到给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不必这样具体，故又加以精简。正式的复信于9月18日发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穷、乔木、仲勋、启立、野苹同志：

看了吴江同志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的信，谨作如下说明。

1、据我所知，吴江同志确实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只是1969年6月下干校以后参加了军代表主持的材料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组同志同我谈过一次话，核对我的一些材料，态度不算坏，对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曾经允许我申辩。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吴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时，我曾向他们如实讲过上述情况。也有个别同志向我问起吴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我也如实向他们讲过上述情况。

2、红旗杂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同别的单位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亲自发动和组织全社干部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谈话，说了我不少坏话。本来是他动员我去红旗工作、我不愿意，他又请求少奇同志让我去红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竟说是刘少奇让我去红旗向他夺权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各样帽子都加在了我的头上。他的地位和活动，使红旗的干部很难了解事实真相。在批判斗争我的时候，不少干部说过一些过头话，我也从未有过任何计较。

信中说到，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参加了当时的专案工作。当时，除林杰、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没有列我进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还在一定场合负责地为我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空气下，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3、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初"写过一些坏文章"，"个别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间不少在书记处研究室，认为"过分集中使用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对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乔木同志看了这段后批了几句话，说"这种提法至少不利于团结"。我曾要求，与耀邦同志谈谈吴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谈。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抽空和我谈一次。在我看到的关江同志的这两封信中，他对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一句诚实的自我批评也没作，却对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进行不顾事实的指控。我觉得有责任向组织上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讲清楚。组织部门还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况的同志调查。

邓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还不错，也没再追查。他说：吴江的检举信和邓力群的说明都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