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一 思想政治工作三件事

一九八四年除了前述有关反对精神污染这件事之外，日常工作也做了不少。简要叙述于下。

1 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及遇到的障碍

在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几件事。我写了一篇《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①这里面也遇到了困难。本来书记处同意，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调查以后，起草一个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为此，教委做了很多工作，经过好几次讨论，也准备了一个方案，即文件的起草方案。可是，到1984年4月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胡耀邦和万里却突然提出：现在高校不是什么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而是改革的问题。事先他们也不通气，在会上突然提出来，弄得我和教委的同志一点准备都没有。原来准备的都不算数了，而是提出一个高校的改革问题。究竟如何改，我们固然没什么准备，他们也没提出什么成熟的意见。

我写的这篇“三个面向”的文章，是根据我当时的理解，结合高校师生的情况，作了一个估计和设想。共讲了六个问题：一、对邓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初步理解；二、对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应该怎么样估计；三、对教师队伍，包括党政思想工作人员队伍的分析；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五、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六、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条：实行校长负责制；建立和健全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制；党委应该摆脱行政事务，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现在重看这篇文章，觉得对当时的情况的确讲了一点自己想讲的意见，还是有点价值的。

2 学习三明经验，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抓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在福建三明召开的，1984年4月就开始做准备。福建三明是一个小城市，城市精神文明工作做得比较好，是一个典型。6月18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在这个市召开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我在会上有篇讲话，题目是《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②讲话中还总结了一下三明的经验。主要是：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科学地、客观地估计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和趋势，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城市建设的规划，包括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我们经过成功与不成功的比较之后，得出的二个共同的认识。三、旧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设，做规划的时候，用人、用钱的时候，都要把绿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此外，讲听了三明市的经验我提的两点意见。一点是，卫生保健工作本来做得好，但是介绍经验的时候，怎么样做工作，做了一些什么工作，起了什么好作用，讲得很少。另外一点，今后设想中没有说到儿童少年工作。他们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少年宫。建议三明的同志更加强调为儿童少年多做事，做好事。从那以后，在城市里面学习三明的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在东北三次讲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问题

1984年7月在延边开了一个城市改革的宣传工作会议。那时，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的研究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的问题，起草了一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的研究提纲。当时这个东西没拿出去，也没下发。最近我重新看了一下，应该说，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多种经济成份有关问题第一个进行比较系统研究形成的材料，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我在延边、哈尔滨各讲了一次，后来在吉林又讲了一次。主要内容是：一、城市经济改革，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经过这次会议，我们自己，并且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影响周围的同志，共同来增强信心，提高本领，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新水平。，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基层、深人人心。我们要靠这条思想路线取得城市经济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三、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不仅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支持、指导和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发展，积极引进外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壮大。四、全面准确地理解、执行和宣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以后回来，又整理了一点东西。前前后后，在这一年里有关这个问题(包括反映情况)及如何改进这方面的宣传，做了一些调查，大概写了五六篇东西(包括反映情况)：《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宣传提纲》(1984年6月25日)、《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经济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月31日)、《宣传部门需要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8月9日)、《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1O月1O日)。现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里。

二 研究雇工问题

1 邓小平说：雇工问题看两年再说

关于雇工问题，1983年，邓小平说：要看个两年，如果出了问题，下个命令取消就行了。邓还说：农业上归根到底还是要搞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意思，小平同志说过多次，王瑞林还给我写过条子。前面我已提到了。

2 陈云说的几段话

1982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云声不赞成发展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写了一篇《到处出现雇工剥削引起的思考》供领导同志参考。万里看了很不高兴。我送给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说，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如果党内鸦雀无声，党就处于危险的状态。

1982年12月3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983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时发言说：“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这段话讲得很好。现在陈云的这个讲话稿还保存着。

同时，陈云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说：“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7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妥。"

3 对雇工问题的调查受到胡耀邦、万里的指责

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两个组下去调查，一个去西北，一个到南方。回来后写了调查报告，征求意见。对这个调查报告，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就有争论。林子力、吴象等人不赞成这个调查报告的讨论稿，把稿子送到万里那里。万里看后大发脾气，骂了一通。当时写调查报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万里说调查材料是“左”；另方面是研究室内部也有人表示不赞成。我说：对于雇工问题，中央决定看两、三年，这就是说要了解情况嘛，要做调查研究嘛，况且这个稿子本来就是提出来征求意见的，让大家摆事实、讲不同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雇工要分清有没有剥削，多少雇工算是小业主，多少算是私营企业的雇工。胡耀邦则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带着问题到实际中去做调查研究，怎么会变成了从概念出发了呢？当时，我们曾设想召开省、市、自治区研究室主任会议，讨论对雇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曾编发了一个简报。简报送到胡耀邦那里，他看了大发脾气，说：这样做会使下边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变了。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很难理解，我认为，进行调查研究正是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实施情况嘛。

4 我的意见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见说，不要在报纸上公开宣传。1983年11月：，书记处讨论雇工问题和一号文件，规定雇工问题不公开宣传。上面已经说了，到1984年7月在延边召开城市改革宣传工作会议，我在会上的讲话，基础就是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问题，起草的那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研究提纲。

当然，那时雇工、私营经济、对外合资才刚刚开头。虽然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些都是补充，但其消极方面的东西没有充分暴露。所以这个研究还是肯定，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之下，多种经济成份要允许发展，对公有制给予补充。实际上上述研究是维护这个政策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没直接和我讲，却到总工会去追查，问延边开会究竟谈了什么问题？开这种会议有无必要？而且要王兆国调阅我在延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胡耀邦把这些东西拿去以后，没找到任何毛病，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多种经济成份说好话的。

三 我与胡耀邦同志关于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触到一些文物方面的问题，为开文物工作会议做一点准备。

这里又要说到胡耀邦。因为那时文物保护法刚颁布，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如何贯彻？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汇报、送材料，提出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也同意了。那么就按照预定程序开会了。一开会时，人家讲文物工作的重点是首先要保护。他马上就讲，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奇怪，原来听文物工作的人员讲，和他谈得好好的，怎么到了会上突然调子就变了。有的人在会上甚至还提出以文物养文物，这样一来就要准备卖文物了。在会上懂得一点文物、了解一点文物的人要算谷牧。我当时希望他出来说公道话。但谷牧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便于出来说话，没吭声。这时，我只好出来说：利用当然要利用，但不保护好，怎么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没法利用了。但这说不说得通胡耀邦呢？这样就触发我讲了一次文物工作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1984年10月31日，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题为《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我讲了十二个方面的关系：一、文物保护和文物维修。二、文物的保护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三、文物保护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文物保护和城乡建设。五、占用的古迹、名胜(包括古建筑)保护问题。六、文物保护和宗教寺院。七、文物保护和园林管理、建设。八、文物保护同旅游。九、文物保护和文物市场、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击文物盗窃和走私活动。十、文物保护和文物事业的经营。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权或者职责划分问题。十二、文物保护和涉外关系。讲话最后说："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又慎重的方针，眼界要更宽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不是孤立地谈文物保护，不是单纯的守摊子思想。在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摆正文物保护工作的位置，处理好各种关系，建设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护。""这是个前提，文物不保护，还有什么经营？""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因为文物珍贵，就采取消极保护的办法，不论什么东西，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看，谁也不许知道，这也不利于文物保护。” ③

在这之前，即当年的5月6日，我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类似的意见。我讲的题目是《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我在讲话中，我介绍了夏鼐同志说的话。因为郭沫若同志主张挖武则天墓，以便早点揭开历史上的一些奥秘，解答二些疑难问题。夏鼐同志说，你这个发掘的愿望很好，可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对发掘出来的东西，还缺乏保护的办法，就算发掘出来很多好东西，没有把握用科学方法保护，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很难弥补：与其这样，不如继续让它留在地下，我们自己看不到；让我们的子孙有把握挖掘的时候看到，也是可以的。郭老一听，这个道理比他那个道理对，就撤销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学习他们两人的态度。

四 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

由文物工作的讨论，引发了我要编辑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我在1984年4月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会议上讲过两次话。4月14日我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遗产过去没能让全国人民全面了解。现在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是美术界多年的愿望。这件工作开始了，应该努力做好。""用画册来进行形象教育，不但培养美术工作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都要进行这样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我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就是其中一项。对学生进行教育：除了概念的东西，还要有形象的东西。" ⑤1994年美术全集60卷出来了，分类全集也做了规划、定了型。

这个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其中包括计委拨了一点钱。房维中讲得很好，他说：这类书册的出版，等于开了很多的博物馆。几千年的文物，取自各地，把其中最好的选出来，编成60卷尊一个地方或图书馆买一套，看了以后，就知道全国文物的情况。所以计委表示支持，经费上也给予帮助。

如果胡耀邦不批评我们，我还可能想不到办这个事，也是坏事变成好事。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倒引出了一个美术全集和一个分类全集。由此也可看出我这个人的性格。分类全集出完，那是前无古人了，实际美术全集就已经是前无古人了。分类全集要出400多卷，最好的东西都收进去了。在出版局来说，就成为他们的重点书籍。这件工作总算是坚持下来了。后来在1986年我与邓小平同志说：我要退下来了，以后还有几件事情要做下去，其中就有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这件事在邓小平那里是备了案的。

五 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另一件编书方面的大工程，便是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当代中国》丛书于1984年开始出版。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件事是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的。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为落实这一倡议，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陈述编书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规划和组织领导。就在这个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批示由中宣部转发党政军各部门和人民团体，并组织实施。我，还有马洪、武衡担任丛书编委会主编，正式开展工作。1984年9月，《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出版。到1990年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4卷。成立当代中国出版社以后，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继续出版。一直坚持下来，坚持了10多年，1998年出到了150卷。这套丛书是跨越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的重点出版项目，动员了10万人历经15年精心编写的一套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史。也是出版总署的重点书籍之一，是撑门面的书籍。出了美术全集，又出了《当代中国》丛书，从这两件事上来看，也反映了邓力群这个人有股牛脾气。尽管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还是憋着一股劲，干点能够干、也应该干的事。

六 适应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改进宣传工作

这年年底，开了个宣传工作会议，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在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讲话中提出了几个供研究参考的问题：1、这个《决定》同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治原则、思想原则的关系。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3、公有制经济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4、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5、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还讲到今后进行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时要处理好几种关系：一、服从大局、顾全大局。二、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三、理论工作者要密切联系实际，实际工作者要重视理论。并且提出"宣传战线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经济建设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要改变为相适应"。为此要抓住三件事："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最后谈了一下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

七 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 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处讨论时，万里就说：周惠来电话了，说王忍之反对雇工。让这样的人当《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们不放心。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没说话，但从另一方面说话，他说：我这个人还算搞过新闻工作，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王忍之以前也没搞过新闻工作，一下到《人民日报》，工作很难接得上。这样，原来的调人方案就搁浅了。后来，我问王忍之：你是反对雇工吗？王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会上只讲过，包产到户以后，很多户都有剩余劳力、剩余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户、重点户积累了资金，有钱；因此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出现雇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

后来，我专门把会议记录找来，从记录上看，王忍之确实没有反对雇工。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一直不怎么成熟。后来乔木去了杭州。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4 书记处研究室内部的矛盾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进入对照检查阶段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发生争论、发生分歧。表现出来的是：梅行管的经济组，有林当组长；林涧青管的理论组，组长是林子力。开始时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慢慢地争论得越来越厉害，其中尖锐化的就是雇工问题。突然有一天，理论组有一个书面的发言(支部书记朱述先)，我收到这个发言后，就问朱述先，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支部的意见？他说：这是代表我们支部的。后来又问林子力，他说这是他们的共同意见。这个书面发言提出四个问题：一是深圳特区问题，二是雇工问题，三是精神污染问题，四是对于张云声的个人问题。总的结论是：书记处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实际上，在此前此后，理论组的一些人就在陆陆续续向习仲勋反映研究室内部的情况，其中包括对我的意见。收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对这四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了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发言。事先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再讲，讲完后又整理成一个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这个时候，林涧青有时候说有病，有时候说他参与中指委工作脱不开身，因此不来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写了封信，公开出面支持那个书面意见，其中说：你(邓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对你的歌功颂德和当面吹捧。另外一个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组里面针对我发言，他说：耀邦同志在与各个部委的谈话中间多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室领导的业务指导思想不端正，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实际上这是胡耀邦把整党的主题换了，整党是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纯洁组织、加强纪律。统一思想是要在四项原则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来统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倾向，这是统一思想的含义。胡耀邦开始还讲这个，到后来讲着讲着，统一思想就成了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这又和赵紫阳发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决策权归了财经领导小组。整党一来，胡耀邦用整党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谈、听汇报，实际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来搞整党。实际上，上述活动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认。王愈明还要他所在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小组的名义往上报，其他人说：你个人有意见，你个人讲，你要以我们党小组的名义往上报，我们不同意。

这样一来，林涧青、林子力、吴象和理论组的同志经常嘀咕这个、那个。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习仲勋召集会议，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涧青和其他室务委员、顾问林子力、吴象、张云声等人找去开会。在开会之前，习专门和我讲：在这以前，只听了林子力他们的意见，只听了这一方的意见，这次会是要听听另一方的意见，他们没讲，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张云声。他说，你就不要参加了吧？我说：好啊。结果一开会，习就讲了一通，根本没让王玉清和梅行他们发言，这个讲话记录还留着。然后，胡启立也讲了，讲完以后，问：你们有什么意见？王玉清讲了几句，林涧青就和他吵了起来。王说，让我讲，三个钟头也不够。林说，让我讲，五个钟头也不够。这样，习只好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其中决定的一条是，整党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问题、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一概不动。这就剥夺了邓力群整改的权力。

这事有点什么因由呢？原来理论组办了个《调查研究》，经济组办了个《经济研究资料》。在整党过程中，吵着吵着，理论组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批评梅行他们的意见。我发现了，认为这样不好，决定梅行他们办的刊物停办，理论组的刊物不归他们办，由室里来办。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意，就反映到习这些人那里去了。这样，内部的调整_和内部的工作分工变动都一概冻结了。，这里要顺便讲到宣传部。本来部里的司局干部是由部门任命的，报组织部只是备案。这个期间；组织部特别给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你们的司局级干部不要变动，要变动就得得到组织部的同意。这个时候大概是乔石当组织部长。

后来，习等人召开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现在一看到这些话，我说：你们讲是讲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下发？如果往下发，我就有话可讲啊。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们的这种讲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们的话让大家都知道，我的话也得让大家都知道。这时，胡启立只好说，这个东西不往下发。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许。

5 胡耀邦三次批评书记处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报告，说书记处研究室用书记处的名义向有关单位要大米，这件事情不能允许。他这段批语印在中办系统的整党通报里。这个事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后，就写了一个说明：我们是用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向军队里有关单位采购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们的价钱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没有用书记处的名义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办通报上登出来，结果胡对此置之不理。

过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个检举信，说书记处研究室到湖南什么地方压低价格采购桔子。这些事都是梅行他们管。后来，梅行说：采购桔子确有其事，但我们是按当地出售的价格付的钱，没有有意去压低价格。有人告诉我，那个写信的人是奉命检举。这些事说明，胡耀邦对书记处研究室的活动盯得可紧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东北一个省和中南一个省的简报，上面说苏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绍书记处研究室的经验，张德成也和哪个省介绍类似经验。胡耀邦看到这两个简报后，又来了一个批示，大意是：这样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这个、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要捅出乱子。这时，我不在机关，梅行他们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苏、张两人谈，让两人写材料，两人都写了。他们说：他们自己当时讲的和简报上说的有些出入，其中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书记处研究室参与的、帮助搞的、多少有点关系的分成几类，合起来占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东西都是书记处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举一动都在耀邦同志的监视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紧张，感到无所措手足。

所以，实际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问题，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总起来说，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关系，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后，就出现这个事、那个事，磕磕碰碰，特别是进入整党以后，在胡的印象里，书记处研究室成了他的一个麻烦和心病。

6 "一室两制"

而研究室内部呢，后来人家说，是“一室两制”，林涧青、林子力这些人是一套办法，其他人又是一套办法。梅行这个同志也有毛病，说话不谨慎，脾气也大。比如，他发表一些意见，反对农民经商，对包产到户初期工作的评价有片面性。这些说法确实被人抓住了一些辫子。后来，研究室的矛盾越来越多了，研究室也确实难以为继了。所以，后来赵紫阳要解散研究室，我当时也觉得解散了也好。实际上，解散了以后，好处很大。其中之一，我们的干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浓。我曾一度设想一部分当“长”，一部分当“员”，但实际上当了“员”以后，他还想当“长”。室委会原来都是老一点的人，想提点年轻的、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都很难提上来。当了“员”以后，有些人应该提上来当室委，也不行，老家伙不赞成、通不过，要比资格。所以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对我倒是一个解脱。而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注释：

①邓力群：《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页。

②邓力群：《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页。

③邓力群：《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页。

④邓力群：《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页。

⑤邓力群：《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