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一 党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转手

1 胡耀邦亲自组织起草的两个文件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耀邦同志组织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远的意见，当然也做过调查。自始至终，没让胡乔木参加。我只参加一般讨论，提提意见而已。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

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在实行改革方面，赵紫阳主要强调了两条，一条叫“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政策，使企业在交税后还有一部分利润。当时这样做主要是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既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钣”，又解决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这一点上，赵紫阳采取的措施不能说全不对。另外一条叫“拨改贷”，除了360多亿国家拨款外，基本建设都用贷款来办。这个措施不好说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拨改贷"搞得太宽、太滥，因而有人提出，对国家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拨款的方式还应多采取一些。我看对赵紫阳强调的这两条，恐怕应该有所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赵紫阳与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传言，说邓力群这个人是反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赵紫阳有一次问我，说：你还坚持你1979年的观点吗？我说：我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啊。这就证明了赵紫阳也知道这种传说。听到此话，我就把1979年我讲商品经济的小册子找出来，①专门送给了胡耀邦。我和他当面说：现在有人说我一向反对商品经济，这儿有一本小册子，是我1979年讲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有圈有点，还划了横杠、竖杠。他看了以后，还转给胡启立看了。这个小册子起码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表明邓力群不是一向反对商品经济的。

2 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

接下来，准备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党代会韵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亲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员还是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等人。按胡耀邦原来的安排，胡的报告，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的发言都由这个班子起草，只有赵紫阳讲经济工作的报告，由赵自己找人起草。

邓小平的发言稿起草出来以后，邓一看就不满意。陈云同志说：我的发言一向不让别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给他起草的发言稿，也不满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陈云在党代会上讲重要意见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在党代会上，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短短一个发言，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如：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文字不多，但内容非常好。这是陈云自己起草的，我们都没参与。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讲话。

4 邓小平发言稿起草情况

这里主要讲一讲邓小平同志发言稿的起草情况。

大约在1985年9月上旬，邓看了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满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约了林涧青一起去的。

（1）邓小平平批评胡乔木、夸奖赵紫阳

见面后，邓小平同志一开口就说：你们知道吗，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

我们没有吭声。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

邓小平说的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可能是指乔木帮助胡耀邦修改《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讲话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专门说到"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说："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嘿'胡耀邦对这次讲话很重视，是他请乔木帮助修改还是乔木主动帮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这段话，乔木改了没有，改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赵紫阳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四项原则，讲得不错，态度鲜明。

邓对此比较高兴，对赵夸奖了几句。

(2)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认识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指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能用。关于四项原则，我有点新的意思，今天找你们来谈，你们就按这个意思加以修改整理。这个意思是：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于四项原则，又有利于四项原则；如果不讲四项原则，纠"左"就会纠到社会主义，纠到马克思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邓和我们谈话中的新认识、新概括。这段话确实讲得好！

小平同志说完后，我要林涧青把谈话记录整理一下，如实地向胡耀邦报告。(3)胡乔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稿起草出来之后，我有意识地帮了乔木一下，想缓和邓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告诉乔木邓对他有意见。我向邓提出想请乔木帮助看一看讲话稿，邓小平没有吭声。胡乔木很积极，他加了一个内容，即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乔木把这个内落作了很好的表述，这一段话加得好。

在整理了邓的讲话之后，我与王忍之合作，写了一篇《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评论员文章，1985年10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除了邓小平讲话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宣传这个思想。在宣传和理论工作者里面，我多次讲邓小平的这个观点。当时，多数人还没有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4)对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点看法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说思想转变，从1984年就开始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根据我与他的接触，不好这么讲。至于他的威望，1984年确实是达到顶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触到的邓小平自己表达出来的思想，好像不能说在1984年就变了。因为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与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有一次谈话，当时穆加贝怀疑中国搞"非毛化"。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③

接下来，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奇怪的是这个《决议》得到了邓的支持。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简要的评论

起草文件本来是胡乔木的专职，但从1985年党代会以后他就受到冷落。在邓小平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满意胡乔木跟着胡耀邦讲反对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原因，使得小平冷落乔木，我搞不清楚。

党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谁来负责，1985年是一个转折。先是转到胡耀邦手里，后来又转到赵紫阳手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以后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胡乔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经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夺。从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时间，由乔木经手的文件，除了个别地方和个别问题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动

当时，尽管我被夹在中间，处境很困难。但我没有被这些苦恼和问题压倒，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了一些事情，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来看，能够选进《邓力群文集》的文章，也还不少。这里，把当年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约略说一说。

1 支持走正路的电影工作者

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应该说这是一篇好的讲话，重中了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来，胡耀邦感觉到文艺界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惹了很多麻烦。这以后，政治空气确实有所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恰好遇到这样一件事。那时，北影厂和电影局进口了一批带有黄色镜头的影片，在内部放映时，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儿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邓大姐为此写了一封信，措辞恳切，也非常严厉，叫做"救救孩子"。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视。有了这封信之后，3月20日，北京电影制片厂17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对电影界现状的忧虑，以及他们对电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经我转给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来信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了。后来，我与朱穆之还同这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在北京从事电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给了一点帮助，表示了一点支持。当然，这些人中也有投机分子，但多数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调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贵州、湖北三省调查研究。在四川走访了十个地市、二十一个县。在贵州走访了四个地市、七个县。在湖北走访了两个地市。在四川的时间长些，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的编写工作座谈会。我提出：编写好地方卷，是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学报告，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各级领导部门要认真做好领导工作。在成都和贵阳听取了宣教部门的汇报。我出去只听宣教部门的汇报，省委书记和省长要汇报，我一般不听，只是和他们个别谈谈，交换一下意见。我通常和他们说：这些事是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门工作，只听部门同志的汇报。

5月6日，听完四川省宣教部门同志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篇话，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二是研究商品经济；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问题。这是针对作协的一些人无条件、无限制地谈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的。

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的一次讲话。现在看，问题谈得有深有浅，在当时总算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调子和看法。这篇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

在贵州的时候，我初次接触了朱厚泽。他是贵州的省委书记。这个人在反右时受到过打击，但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读了很多书。当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提名朱当中宣部长，我投了他一票。

3 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讲话和我的传达宣传

3月7日，邓小平就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发表讲话。念完稿子以后，邓大姐请小平同志即席发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国际问题，一个是国内思想工作的问题。这个讲话让科委整理时，整理者删掉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话。我就把原始记录找来，把他们删掉的那些话又加进去了。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重新强调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重申他过去的观点，认为"一切向钱看"是错误的。他说："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现，比如说，一切向钱看。”④他还说："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⑤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对于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陈云同志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以后说，我们讲问题，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样鲜明。

这样，胡耀邦、邓小平分别在2月、3月讲话以后，虽然各种说法、议论都有，我还在受围攻，但气氛已经有所好转。恰好这时，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讲话。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定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每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⑥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我传达以后，胡耀邦在党校期间的一个秘书，说要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力群。党校也有人听了我的传达，知道我宣读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回去和他一讲，他们准备写批评文章的班子就只好撤销了。

这时，正好召开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上我除了照念稿子以外，我还说：邓小平同志最近有一篇谈话，我给大家宣读一下。把这个谈话也传达了。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后又开了一个宣传部长的座谈会，6月19日，我也讲了一篇话，着重宣传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

7月，我把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和其他几个重要讲话，合起来编成了二个小册子。给薄老看了，薄老也赞成。小册子后来公开出版了，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4 请胡德平转告邓朴方慎言慎行

6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了，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的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鸣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与胡德平的最后一次见面。

5 建议提高中青年表演艺术家待遇

8月，我和文化部合作，为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待遇的问题给书记处提出了建议。他们提高待遇以后的最高工资可达160元，低一点的工资也可达到120元，大致相当于正局长的待遇。这些同志主要在北京，约有80人。我们还建议，依此办法，对全国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工资待遇。这算为这些中青年表演艺术家说了一句话、办了一件实事。
6 辞去中宣部部长以后

大概从四川、贵州回来之后，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启立提出自己不想当宣传部长了。他们也乐得我不当，故而答应得非常爽快，说积极物色人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先是宋任穷提了一个名单，选了几个对象，偏重于朱厚泽。胡启立又专门到贵州去做了一些调查。回来后就确定了，由朱厚泽接任中宣部长。

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确定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干部要实行年轻化，老的要退下来，中青年要提上去。本来中组部的规定是各部委的司局级干部由各部委自己任免，只报中组部备案，不需要中组部审批。可是中组部唯独对中宣部下了一个通知，要求中宣部司局级干部的调整——老的退下来、新的任命要报中组部批准后才能实行。这个决定很明显了，是胡耀邦要控制中宣部的人事权，这是习仲勋、乔石替胡耀邦出面做的。

不当部长这个事情定了以后，我就和部里各司局的同志说：新部长要来了，来了之后首先要了解情况，你们各个司局好好准备一下，把这几年的工作回顾一下，把以后的打算也想一想。按理说，新部长上任之后，总要找大家谈谈的。因此，大家都做了认真的准备。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任命朱厚泽为中宣部长。任命后不久，朱厚泽报到了。我当时在北戴河，就请他到北戴河来。我与他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谈了宣传部总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的一些设想。他来北戴河没几天，我就要回北京。本来我和他约好一起坐车回北京。但他说启立给他打了招呼，让多住几天。胡耀邦和胡启立还要找他专门谈一谈。这样，我就先回来了。又过了三天，朱也从北戴河返回了。

原来我和他讲过，各个司局已做好了汇报的准备，希望你能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谈谈，并且大体定了个时间表。但朱回北京后，采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做法，哪个司局也不找，就找了理论局。当时理论局的局长是卢之超，但朱又不找局长汇报，却找副局长理夫、贾春峰谈了话。卢之超和贾春峰虽然都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调到中宣部的，但贾和卢的意见不一致，关系也不太好。朱还找了理论局其他一些人，由此和王惠德接上了头。

因此，我说胡耀邦和胡启立给了朱厚泽一个路线图，即到宣传部之后，先找谁，后找谁。不找谁。这种做法实在无助于了解全面情况。

由此，王惠德、理夫和贾春峰这些人得到了一个靠山。本来，王惠德在整党期间说自己有病，一直住在医院里。我那时也照顾他，得病的人嘛；会议可以不参加，学习也可以自由一些。整党结束了，王也从医院出来了，但说病还没好，还要继续休息。可自从朱厚泽找到他以后，他就特别积极起来了。

也就在这种气氛下，王惠德这些人就组织对胡乔木和邓力群有意见的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倾向搞自由化的人、向我和胡乔木发难。表面上看这件事很突然，但其由来和背景就是上边所说的。王惠德作为主管理论宣传的副部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老年的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一个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把王若水、冯兰瑞、廖盖隆这些我和胡乔木的反对派吸收进来，当然；参加座谈会的也有一些态度比较端正的同志。

在会上发言最多、调子最高的是王、冯、廖。廖的尖锐语言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从改革开放开始就一直反对改革开放。王若水对我们批评他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发言，说我们批评他的观点怎么错了，他的观点如何正确，为他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

王若水不仅在中、老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也把王若水请去作了一次系统发言，发言的矛头还是针对我和胡乔木的。而也就是在这一年，王若水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所受的批评逐条进行申辩。看得出来，这是有意安排的。

两个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送给我们时，那些尖锐的语言都被删去了，发言时冲着胡乔木和邓力群来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没有写上。我收到以后，请宣传部把原来发言的话全部补齐了，是谁讲的都写上名字。我觉得这样对发言的同志负责，也便于我以后和他们交换意见。

王若水逐条驳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对他的批评。我当时批评他的作法是先引他的一段文字或讲话，然后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为此进行辩护，说他的意思与我指出的意思相反，无非是要证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反驳让我考虑，在个别细节上，我也有批评得不准确的地方。

不了解情况的人，听了王若水的讲话，看了他的申辩书，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王若水是正确的，邓力群对他的批评处处都是歪曲的；王若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批评他的人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王若水的发言稿散布得有多宽，我不清楚，我现在也还留着。如果说当时他还糊弄了一些人，到了今天，王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1993年，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这篇东西，他以前的那些辩护就不攻自破、不驳自倒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从追求到幻灭"，他自己说对马克思主义幻灭了一这不是把自己的面目暴露无遗了吗。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分析共产党里面有没有同路人的问题，的确是对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胡绩伟、李锐这一类人，也都是如此。胡绩伟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他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坚持民主革命时期的观点，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党的看法也还是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他本想用这种辩解来证明自己有理，但适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党的同路人。

说这些人参加革命就是投机，不好完全这么说。民主革命的要求推动他们参加革命，革命越深人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越来越冲突，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用这种世界观来判断和观察一切，以至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当年毛主席讲党内有同路人的意见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

7 落实邓小平干部要学习理论的要求

(1)王惠德与我们的分歧

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讲了干部要学习理论，意思是邓小平提出的，文字则是乔木落实和发挥的。本来，我和乔木都想，既然邓小平讲了要学习理论，那么就应该准备学习理论的书籍和材料。正在这个时候，河北省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个建议：学理论不必要学马恩列的著作，也不用学习毛泽东的书，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可以了。

王惠德是我推荐给王任重的。那时王任重当中宣部长，要找一个管理论的，我推荐了王惠德。王去了以后，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从来都不吭声。他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局长，还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过，有同志认为他从来只是读书本，从来不谈理论要联系实际。要说教条的话，这倒有点像教条主义了，但他的教条也没几条。

河北的信一下子被王惠德等人抓住了。他们坚持说：学习理论就是要按照河北省那个干部提出的建议办，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是理论；因此，干部学习也要按照这个意见来重新安排。

乔木同志看到这封信，也表示了意见。他说：这封信不够的地方有两点。一点，不能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的政策都说成是理论，应该有所区分。基本的方针、政策，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同提高为理论形态的东西，还不是一回事。另外一点，不同意说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他就不要学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乔木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我、朱厚泽、王惠德和理论局的一些人都参加了，讨论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重点先解决在职干部的学习。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本来早就有布置，当时估计还要一、两年才能完成。王惠德这些人提出：学理论就是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原来的计划是否就算了，尽管还没完成，也就停止了吧，现在来重新布置。经过讨论，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确定原来的计划不要停止，学完为止；新的计划还要再研究和商量。

乔木在会上讲了一篇话，中心意思是：学习理论很重要，学习理论不要简单化。他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政策，不能说都是理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包括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一些很重要的话，应该算做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该当做理论来学；但有些具体的政策和规定不能都当做理论来学，应该加以分析。

(2)胡乔木认为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视学习理论，尽管过去在延安规定过“干部必读”，要求读多少本书，但后来忙于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后，又重新出“干部必读地；以后又指定学习30本书，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地读。

乔木的意思是说：相比之下，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附带讲到了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大意是说毛主席对“实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释，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赋予了深刻的新涵义。“实事求是”本来是汉朝人的用语，其原意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乔木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强调从实际出发，本身是不重视理论的，就是从实际本身找些道理出来，如此而已。

乔木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贬低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个认识，与毛主席的解释距离比较大。会上就决定在成都召开一个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座谈会，定了两条方针：原来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不动，将其学完；学完了以后，究竟怎么学、学什么，广泛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这个座谈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这些人的活动，就冒出了不少对乔木、对中宣部的意见，其中突出的一句话，是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3)邓小平问我胡乔木是否反对"实事求是"

这个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有一次问我：乔木是反对“实事求是”吗？我就把乔木的原意和讲话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我说：乔木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引申，乔木还是肯定的；乔木只是讲汉朝人最早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说与毛主席后来的引申并不那么一致；乔木对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意义估计得不够高，甚至于有所非议，我认为这不能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4)我组织编了四本书

在这期间，我和乔木考虑，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学习理论，即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著作呢？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了根据现实生活需要的原则，编几本马列著作选读。这个原则定了以后，我组织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编译局和有关单位，分头负责。大体是1985年8月后，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原来计划要编三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想到有必要编一本书，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样就成了四本书。

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学习用的马、恩、列、斯选集都是苏联版的，这次我们编的四本书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把马、恩、列、斯对我们特别适用的一些著作选辑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就把《资本论》三卷中的精华部分都编进去了，马、恩等论科学技术的内容也编进去了。现在来看，这一套书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这四本书，从1985年11月开始组织编辑，中间有些反复，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个编辑方案，然后就把编辑四本书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这四本书，不仅看自己的，也看别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弥补，又能使内容互相衔接，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分工，内容更科学了。

在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性格。王惠德这些入得到了朱厚泽的支持，提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不学了。他们出来说只要学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我和乔木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读，但马列的书也要读，不能不读。认定了这一条以后，我不管你刮的风浪有多大，反对的办法有多少。当时，闲言碎语、挑剔的话多了，但我硬是要把这件事情搞起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了党的工作需要，我就坚韧倔强地做下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这样，最后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把初稿调整好了。之后，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同时还有些技术性的工作，如注释、排版、校对等等。

真正出书大概是1986年底，当时耀邦已经要下去、赵紫阳要上来了。实际上，这套书只作为教材发给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只有一两期的学员学习了。"八九政治风波"后，这套书又再版了。据说发行得还可以，但也是一阵风。这套书没有真正地利用起来。8月23日，在玉泉山统稿快结束时，我讲了一篇话，除了讲这四本书的调整问题以外，顺便也澄清了几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马丁事件"。理夫这些人，包括于光远，利用这个事情攻击乔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了。

还有就是把学理论还是学政策以及所谓乔木反对“实事求是”的情况也说清楚了。我说：“胡乔木同志用历史来说明学习理论的重要。他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没有坚持下来，多次停顿。他还讲了理论问题不要简单化。他举了个例子，例如‘实事求是’，单这四个字，孤立起来，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胡乔木同志谈这个意见时，有位同志还接了个话，说资本家才最讲实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则他就要破产。‘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古人说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引用‘实事求是’这句话，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改造为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实事求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作过阐述，归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讲'实事求是'，有我们的特定含义，就是讲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乔木同志讲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实事求是'简单化了，不能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简单化了就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本意，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了。"⑦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乔木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看。3月3日，赵看后有几句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领域里反自由化，赵是积极的；而在经济领域里批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以至于后来保护《世界经济导报》。

这是赵紫阳表露出来的一个意见，但这种思想究竟是来自赵的，还是来自邓小平的，当时我没想到这与邓有关系。到了“八九政治风波”以后，赵像是有苦难言，流露出这么一个意思，即对有些问题的主张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源于上面的压力。那么，1986年批示秦柳方的信，究竟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来自于别人的影响，也可能在1986年还是赵自己的观点，而到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从1992年南巡谈话看出，邓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清楚了。

8 一项极不正常的任命被收回

1985年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书记处成员局部调整后的第一次会议，胡耀邦同志在说到要给中青年同志压担子时，突然提出：力群是不是就不当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了，让王兆国同志兼任。遇到困难问题可以找力群同志谈谈。

我在会上谈了其他问题后说：王兆国同志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问题，耀邦同志事先没有跟我商量。在这次会上提出来也好。

我当时还是想积极配合的，所以接着又说：我同意耀邦同志意见，做如下补充：现任正副主任一起下，现任副主任，林涧青同志、梅行同志退下。不是离休退休，都还可以做工作。如果他们二位不一起退下来，王兆国同志的工作很难做。至于副主任提什么人，干部调整，机构调整，我准备以后同启立、兆国同志商量。

接着我这个话，胡耀邦却说：“我是提个意见。”出席会议的其他同志，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表态。

当天，我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说明我对林涧青、梅行退下来的意见。同时，我还表示：“书记处研究室领导是否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邓力群的思想体系是否'左'？从中央让我当宣传部长以后，我的讲话、文章，经手的文件和材料，还全部保存着。如果中央需要审查，请随时通知，我将把材料送上。其中包括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的九次讲话。"⑧

1985年9月29日下午，我忽然接到28日中央下发的一个文件：《关于邓力群、王兆国同志兼任职务变动的通知》。《通知》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书记分工时确定：邓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继续协助胡乔木同志负责思想政治和宣传战线的工作；由王兆国同志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

这个《通知》发出后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又宣布收回。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陈云同志看到了这个文件后，立即制止了。显然，变动职务的事，没和当事人谈，也没有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是极不正常的。

9 到意大利休养

10月12日至25日，我和罗立韵去意大利休养。这是罗立韵第一次和我出去。休养好像是胡启立有意安排的。在党代会以后，政治气氛有所好转，胡启立有意安排我出去休息一下，带有一种安慰性质吧。别的意思也许还有，我就搞不清楚了。在意大利休息时，我把它的著名城市、著名建筑统统看了一遍。每到一地，我把画册也都收集了，这是我在外国旅行时最高兴的一件事。

从意大利回来，写了一个报告，没有多少意思。

10 在两个思想政治工作会上讲话

11月下旬，我去了"二汽"，在十堰市开了一个企业思想教育工作的座谈会。25日，我讲了一篇话，宣传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思想。在"二汽"调查时，我还发现他们与其他企业不同，有一点创造吧，别的地方是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二汽”不仅是党委在做，他们还要求厂长也做。党委和厂长同时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成效很明显。这个经验对我们有启发，我们肯定了这个经验。“二汽”的厂长是陈清泰。

12月，又在上海开了一个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年会，在会上我除了讲十堰会议上讲的重要问题以外，又讲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应该经常研究，还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分配问题，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关系问题，企业的领导制度，干部的以身作则和批评自由化等问题。

召开这两个会，贯彻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总结了好的经验，对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两个会上，我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都收在《邓力群文集》里面了。可以说，尽管我还受到围攻和压制，但自己还是争取讲了一些想说的话，批评了当时的错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