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邓小平与我的一次重要谈话

(1)9月18日邓小平谈话实录

9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一直记着这次谈话。1989年在烟台休息时，回忆那几年的情况，我把谈话内容仔细地谈了一次，由赵少坪做了记录。好一阵子，东找西找，一直没找着这个记录稿。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时，把这个记录稿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邓小平同志与我谈话的记录。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一进门坐下。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邓小平：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

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邓小平：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工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个稿子现在在全党好几千人的范围里面讨论，北京的各机关也都在讨论。参加或者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委以外，我还分送了几个同志。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台湾现在讲，一国两制，他们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要我们在宪法里头去掉四项基本原则。

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于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地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石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复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谈谈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以后，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理论工作简报刊登了赵紫阳谈话)。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于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先前我曾经向中央同志几次提出，希望退下来。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这一辈子当助手，十二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作为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烦人，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倦政情绪。

邓小平：倦政？

邓力群：我不愿意卷在这里头，已经提出过四五次了，诚心诚意，不想再干了。退下来后不会偷懒，需要我继续做的还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当代中国》丛书，一个是《中国美术全集》，要负责到底，全部出齐为止。我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顾问，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这两个顾问，要我顾就顾，不要我顾就不顾了。

邓小平：(谈话结束时，邓力群再次说到退下来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这次我和邓小平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也必须说明我和邓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我走的时候，邓还起来把我送到门口。这就是政治家的涵养啊！但是很明显，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我，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⑦

(2)对邓小平，我做到了三点

协助邓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也是近年来我反复思索的问题。仔细推敲和审视我的所作所为，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点：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7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和《决议》的通过

(1)概况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有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插话，最能够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2)争论经过

开会后，先由工作人员宣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宣读后，胡耀邦同志问：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请发表。

陆定一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是苏联提出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曲化"做什么定义。

陆定一接着又说，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通知》撤销所谓"二月提纲"，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搞的，是背着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说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现在觉得，这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别的我都赞成。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讲“文化大革命”中间，“四人帮”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打击我们党里面的许多好同志。他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原话是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其他同志也用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的比较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曾经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现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少数。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这样那样错误主张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错误的，同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等量齐观，不妥当。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万里同志接着发言，说只要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

然后，杨尚昆、余秋里主张保留。薄一波说，会前，定一同志就劝过他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他考虑，写这一句话，和定一同志讲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他又说，他还代表宋任穷，都主张维持文件原来提法。
(3)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4)常委的表态和《决议》的通过

赵紫阳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陈云、李先念同志认为应当保留。胡耀邦同志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

彭真同志发言认为，名词本身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党统一领导。他赞成维持原案。

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5)胡耀邦的讲话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8 实践的检验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注释：

①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文艺报》1986年8月23日。

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54页。

③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页。

④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页。

⑤1986年9月7日，邓力群致启立并报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⑥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第11页。邓小平删去的一句话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

⑦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