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5年09月13日 作者：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军事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军事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与相对薄弱的状态，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影响微弱，也表现为军事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存在着种种欠缺，严重影响了军事史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质与质量提升；更表现为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名个分支发展上的无序性与不平衡性。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军事史研究被学术界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进而制约了历史学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漠视军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规模并不大但却在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首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对军事史研究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本期刊出的几篇笔谈，正是会议学术信息的部分反映。我们的目的，是期望能激发人们更为关注军事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作为历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军事史研究在当前我们国家的学术生态中，处于明显边缘化的境地，呈示不景气的局面。这既表现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稀少，也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滞后，更表现为研究理念的失语。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迎来中国军事史研究的转机。
　　　　
　　　　　　一　军事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绐终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就是军事史研究理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必须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这是由军事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演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性质所决定的。就中国范围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分裂统一，新旧王朝的代换交替，政治集团的斗争倾轧，下层民众的反抗起义，中华民族的融汇整合等等，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战争这个途径来实现的。战争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是历史演进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大的范围讲，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其中的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和标识。具体地说，首先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示领导性的意义。换言之，最先进的工艺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方面，最优良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军事领域，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于军事实践。这种情况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所谓“美金以铸刀剑，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斤且属，试诸壤土”（《国语·齐语》）；所谓“聚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论百工之锐器”（《管子·七法》）云云，都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乃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泰汉以降，军事技术这种标尺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战船制作水平的提高，筑城工艺技术的进步，火药火器的使用，钢铁铸造武器装备的突破等等，都是历史上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到了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提高的火车头作用。
　　　　　　　　
　　　　　　其次军事在历史演进中的中心地位同样也体现在政治领域。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强化，各种制度建设的完善，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往往以军事为主体内容。所谓的中央集权，首先是对军权的集中，这从“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再到清代设置“军机处”等制度设置和行政措施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规章，也往往是在军队中首先推行，然后逐渐向社会推广。如军功爵制滥觞于春秋时期赵简子的铁地誓师辞：“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什伍连坐法”、“二十等爵制”等等，也是逐渐由单纯的军中制度演变为社会控制与管理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先行者，军事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引导的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军事为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如商鞅变法中“尚首功”，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将兵”，张居正改革中的整饬边防等均是具体的例证。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更是完全以军事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
　　　　　　　　
　　　　　　最后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怀疑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凯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长征记》，也大都是军事史著作。这一传统得以长期延续，使得在当今欧美国家的历史学界，军事史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在那里，有关战争、战略、军队编制、作战技术、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人物、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成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杰弗里·帕克主编的《剑桥战争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并总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　中国军事史研究面临的危机
　　　　　　　　
　　　　　　与国外相比，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军事史研究仍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说得重一点，它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中国军事史研究长期低迷不振的现实，直接带来的后果至少有两点：一是使西方学者菲薄蔑视我们国家悠久伟大的军事文化传统；二是一般社会读者对军事历史“戏说”的合理化予以认同。
　　　　　　　　
　　　　　　中国军事史研究严重滞后萎靡不振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第一，军事史研究被边缘化，长期不能进入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即成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相比，当今军事史完全是一个敲边鼓的角色。不仅研究成果数量单薄，质量恐怕也不敢让人恭维。其他学科几乎都有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但这在军事史研究领域却似乎难以列举。第二，在有限的研究领域中，军事史不同分支的研究状况也不一样，发展很不平衡。相对而言，兵制的研究稍为成熟，如蓝永蔚的《春秋时期的步兵》，谷霁光的《府兵制考释》，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等，均是学术价值重大、学术影响深远的著述。然而学者对于战争、军事技术、作战方式、兵要地理、兵学理论的研究却显得远远不够。第三，战争史作为军事史的主体，研究思路与方法严重缺乏创意。许多战争的考察与评析，仅仅局限于宏观勾勒的层面，满足于战略的抽象概括，只讲到进步或落后这一性质层面的东西，而很少能进入战术的解析层次，未能围绕战法这个核心展开我们的研究。因此，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肤浅的，不同的战争分析到最后，结论看上去都大同小异，千人一面。第四，学术研究与政治文化宣传的界限经常被混淆，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不究其是非对错，人云亦云，“百犬吠声”。像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为和平防御的同时，对历史上曾经大量存在的穷兵黩武现象却视而不见；仅能看到“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的一面，而忽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另一种事实。看问题总是停留在平面、直观的层次，而缺乏立体而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研究结论流于平庸，缺乏学术上的公信力，而反过来又损害了整个军事史的研究。
　　　　　　　　
　　　　　　中国军事史研究之所以面临困境，乃是有其多方面原因的：一是学科设置上有严重缺陷。在国家学科划分上，军事史隶属于军事学（其研究只能在军事机构内），连历史学的三级学科都不是，研究者申报课题困难，取得研究经费困难，又不能授予军事史方向的学位。影响所及，一般院校绝少有军事史研究机构，基本不开设军事史课程，这些都影响到军事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二是军事史的内涵界定与研究范围不够清晰。如学术界经常把军事制度混入政治制度的研究之中，把军事技术归入于科技史的研究之中，把军事法规并入法制史的研究之中。结果是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很多本应属于军事史研究的问题，使后者只剩下兵役制度、军事谋略等，导致内容过于空泛，这也制约了军事史研究的发展。三是受制于文献记载上有关军事史内容的不足。古代文献中有关军事史战术层面的内容十分单薄，这与西方军事史著作有很大差异的。西方的军事史著作对战术层次的内容记载相当详尽，像在记述汉尼拔指挥的著名坎尼之战时，就详细描绘了双方怎样排兵布阵，步兵、骑兵如何配置，何为主攻，谁作牵制，战斗的具体经过又是怎样的等等。反之，我们的古史记述，多侧重于战争酝酿阶段的纵横捭阖、　逐谋斗智，而真正描述战争过程的往往就简单的几个字，如“大破之”、“大败之”云云，一笔带过。我们概不知道双方是怎么胜败的，没有一些可操作性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就为我们从战术层次上深化军事史的研究带来了重重障碍。四是我们的研究人员在专业素质上还存在种种缺陷，不能完全适应军事史研究的特殊要求。军事史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渗透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一特点决定了研究者最好能具备历史与军事两方面的专业素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复合型研究队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这不能不使我们的军事史研究存在着先天性不足。
　　　　
　　　　　　三　军事史研究的转机在哪里
　　　　　　　　
　　　　　　危机同时也意味着转机，困境同时也意味着坦途。中国军事史研究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它的繁荣和发达也并非没有指望，关键是我们如何寻找到赢得转机的途径与方法。
　　　　　　　　
　　　　　　第一，要求我们对军事史研究予以主观上的更大重视。大家应该形成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悠久军事文化传统，不善于从以往的军事历史中借鉴得失，启迪成败，那么就不可能拥有与理解完整的历史，就没有资格侈谈什么军事理论创新，也不能建树真正有价值的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更遑论在世界大变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施展自己的影响。一句话，不珍惜传统，肯定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漠视历史，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基于这样的共识，则军事史研究必将获得最大的动力，因为研究者的责任感与取得成就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正比共生的关系。
　　　　　　　　
　　　　　　第二，要求我们在思维模式、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扎实的工作，开辟新的道路，提升新的境界。这包括：对军事史学科的内涵外延要有一个科学而清楚的界定，确立起军事史研究的主体性，树立问题意识、自觉意识，使军事史研究的独立性得以完全体现；对军事史研究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军事与历史两张皮，　搞历史的不熟悉军事、谙军事的在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方面偏弱的情况；尽量调整军事史研究领域内各个分支不平衡的局面，在继续加强兵制史、兵书研究的同时，积极开展以往相对薄弱的军事技术、作战方式、阵法战术，兵要地理等分支学科的研究，使整个军事史的研究能够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各个分支方向既独立推进，又互为补充、互为促动。
　　　　　　　　
　　　　　　第三，要求我们从事军事史研究，在充分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尽可能借助于军事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注重从军事的角度考察问题，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军事史研究讲求科学性、学术性的必然要求。如面对军事制度上的疑难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参考现代军制的原理与方法来协助解决。如“偏”是先泰时期车战的战车编组形式，但是一偏到底有几乘战车，文献记载说法各异，有九乘说，十八乘说，二十七乘说，八十一乘说等等，莫衷一是。另外，象先秦军队既有“军、师、旅、卒、两、伍”六级编制，又有“三十人乘制”、“七十五人乘制”，彼此关系又是怎样。如果花大力气去求证，由于材料的限制，结果很难如愿。但如果我们了解现代军队编制特点的话，那么也许很容易就掌握解决问题的钥匙。军队编制在平时管理和战时配属是两种方式，一支军队可以有平时隶属体制、战时合成编制、临时战斗编组等多种编制。先泰军队就平时隶属编制而言，可以有六级；就战时合成编制而言，即为“乘”；就临时战斗编组而言，又可以有“九乘”“二十七乘”等大小不同的“偏”形式。这就是参照现代军队编制以深化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例子。
　　　　　　　　
　　　　　　再如，我们以往研究韩信破赵时部署的背水阵，一般只关注到军心士气问题，即韩信之所以部署背水阵，乃是为了激发士兵的战斗意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几乎是数千年来人们的一致看法，韩信自己也是如此表白的。但是，我们如要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背水阵”其实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战术作战要领。韩信设置背水阵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诱赵军前出攻击，变换主客。如此，本来是处于攻击地位的韩信军队反而变成了防御一方，而在军队作战中，防御和进攻所需兵力是相差很大的，这叫做“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信通过背水阵的设置，改变了双方的攻守地位，弥补了自己兵力的不足，在一次进攻性战役中，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作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有主客变置的关键因素，再加上布列圆阵、兵分奇正、置于死地然后生等战术要领，背水阵才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个例子更为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军事史研究离不开军事学的要素与方法。总之，军事史研究只要真正回归历史，回归军事，那么就可以超越过去僵化的模式与平庸的论调，而把握住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