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是，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使满清的统治更见危急，也使曾国藩的毫无民族立场的汉 奸本质更见发展。这就是英法联军之占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胁到清室与整个中国的生存。照常理说，这是满清立国以来的空前巨变，忠于皇室、忠于圣道的曾国藩应该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曾国藩仍旧坚持他的军事计划，自己专攻安庆，江西交给左宗棠，准备从江西入浙江，对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则预定投降、丧辱，悉所不计。他在《奏复胜保请飞召外援摺》里说：“俟该夷就抚。”胜保的所谓外援自然是指湘军，但这个外援这时却不是咸丰帝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内应了！形式上他是说要英法就咸丰帝之抚，但这显然只是要咸丰帝就英法之抚的阿Q式的说法罢了！当时咸丰帝调湘军上谕说：“情形万分危急，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曾国藩却拒绝调兵，直接提出“抚”的办法。他知道对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丧失兵力，破坏反革命的内战计划，不如投降妥协较为便宜。满清昏聩卖国，曾国藩精明卖国，他的才干胜任反革命的内战首魁，因之他也胜任卖国能手。

当英法***派联合的军队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政府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江西、安徽埋头作反革命的内战，连打败仗。中、英、法和议成功，法国、俄国的***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军，美国***派要求从海道运漕米到天津，曾国藩赞成“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尤”。法国刚把他的“皇上”驱逐出北京，还不曾回来，也要“奖而允之，许其来助”以反对太平天国（《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摺》）。他的头脑里，确是除了反对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北京条约》后，英法与满清的勾结进了一步。一八六一年六月（咸丰十一年五月），帮助满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建议进口鸦片每箱加课新税，用税款买外国小火轮及枪炮，法国也愿出卖枪炮并派人传授制造法，咸丰帝很满意，征询曾国藩意见。曾国藩完全赞成，认为“我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丰帝订购洋船未到前，马上先拨给两只从美国租来的破旧轮船使用。在利用外国人力物力以屠杀人民时，曾国藩就全然不管什么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民当作唯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

曾国藩坚决围攻安庆，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一年八月）终于被他攻破，屠杀城中太平军二万余人（老弱妇女在外）跳水图逃的又被水师截杀，“实无一人得脱”。他自称大快“人”（兽）心，向咸丰帝报功，不料这个满洲主子在八月里因荒淫过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恸绝”，说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时候博他一笑。

三 战胜太平军（一八六一年----一八六 四年）

咸丰帝死去后，西太后当权。她知道要灭太平军必须依仗曾国藩，又知道曾国藩是一个十足可靠的大奴 才。她大胆交给他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大权（十一年十月）。他获得满员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权力，在这一时期中，高度发挥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对外关系上，他善于把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相配合，依赖外国来取得反革命内战的胜利。

上海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根据地，李秀成军取江浙，官僚豪绅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为***分子的集中点。一八六0年，上海***分子组织“爱国会”，出资顾用一个美国***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成立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从“人民如海，货物如山”，“关税每年数百万两”一点看，上海是最大的“饷源”；从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发逆”一点看，上海是求外国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径。他看到上海是决定反革命与太平军内战胜败的关键，他就奏请“联络洋人，协力守御”上海。一八六二年二月（同治元年正月）《议复借洋兵剿贼片》里说：“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后面的“不可”却是一时的装腔作势，随后他也就派军队与洋兵“会剿”内地了。初时，英法美驻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绅商向清政府请愿借洋兵，清政府动摇不定。四月（三月），曾国藩派李鸿章带淮勇往上海，准备“会剿”。五月，常胜军联合英法***派的军队攻入嘉定、青浦两城，太平军围城猛击，外国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李鸿章也说：“沪中官民向恃洋人为安危，乃援贼未来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贼大至之后，洋人敛兵不动。”曾国藩看出只有左李军加上洋兵，才能对抗江浙境内太平军，因此，更坚决的主张“会剿”，藉以牵制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军与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财物（抢掠），清军得土地（当然也抢掠），曾国藩主张的所谓“会剿”办法，就是这样无耻的鼠窃狗偷行为。

曾国藩本人驻安庆，一八六二年六月（咸丰元年五月），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至雨花台。九月（八月），李秀成猛攻湘军，血战四十六日，秀成军败退，南京合围。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年十月）李鸿章、戈登陷苏州。一八六 四年四月（三年二月）左宗棠陷杭州。清政府催曾国藩迅速攻下南京，令李鸿章带兵来助。曾国藩拒绝李鸿章，说最好教他带饷银来，李鸿章也就托故不敢来。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最显著的一次矛盾表现，像他那样老奸虚伪，为什么不能掩蔽这个矛盾呢？湘军起初利用饷银招诱破了产的游民当练勇（饷比绿营兵多三倍），出境作战以后，官、兵主要收入是抢掠财物，掳获金币珍宝不可胜计，流行着“军兴不乏财”的谚语。曾国藩在咸丰七年《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摺》里也说：湖南练勇“以以投营为名（官爵）利（抢掠）两全之场，以战阵为日用常行之务；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造成湖南省绅士***痞棍大发贼匪财的热闹场面。抢掠，鼓舞了湘军的“战斗勇气”，也强固了湘军夺取南京的“战斗决心”。因为当时“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摺》）。湘军志在独吞，决不允许别人来分赃。这就是湘军拒绝淮军来助，各营轮流苦攻，不惜任何严重损伤，围城二年以上，病死二万人，战死八九千人，而作战竟始终不懈的原因。

一八六 四年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破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的勇敢，他说：“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韧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从敌人的口中，正显出了太平天国的将领士兵，乃是中国民族伟大的英雄的战士。他们为了反对满清统治者、外国侵略者和汉 奸的联合反革命势力，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社会改革，忠贞不屈，视死如归，悲壮激昂，可歌可泣。曾国藩辈无情地杀 戮这样大量的民族精华，不是穷凶极恶罪该万死的民贼是什么？他大报杀人功，对财物却说“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摺》）。

南京为什么变为“全无货财”的空城呢？原来南京的一切财物，特别是江南民间的财物，已都完全被湘军洗劫一空，曾贼只好说一句“为从来罕闻之事”来掩饰。曾国藩看到《李秀成自述》，畏惧李秀成深沉机智、可能设计分化湘军与满清的结合。如果李秀成到了北京，利用满清政府一向疑忌湘军的潜在裂痕，进行谋略，万一发生作用，对曾国藩将是不利的，所以决定违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处置。这时再也顾不得他一生标着一个“诚”字的假面具，删改了李秀成的自述，匆促地杀了他以灭口。秀成受凌迟极刑，死讯传出，南京居民罢市哀悼这位伟大的英雄。就是他的敌人戈登（C. C. Cordon)也认为他是太平军中“最勇敢的，最富于才情的、最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者”，“他的死亡，是值得惋惜的”。曾国荃抢得宝物金银最多，湘军老将如多隆阿、杨栽福、彭玉麟、鲍超等心怀嫉妒，借不同意擅杀李秀成为由，纷纷向曾国藩告退，曾系湘军几乎闹到争脏火并的局面。反对派左宗棠、沈葆桢又向清帝攻击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事载《湘军志》：《曾军后篇》）清政府本想从审问中查究出金银所在，但在曾国藩提供裁撤湘军三四万人的交换条件下，又看到将领争夺财物，形势紧张，也就追认拒绝献俘，擅杀李秀成为“合法”，把危机和缓下去。曾国荃给李鸿章信里说：“李秀成擒获后，弟遍刺以锥，流血如注，随即传置槛车（囚笼）中。”曾国荃对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简单的为了泄忿，更不是强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李鸿章给友人信说：“沅翁（曾国荃）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当局固无如何。后贤难竟厥施（后来的地方官难于完成恢复的工作），似需百年方冀复旧也。”湘军烧杀抢掠的惨酷，一群匪魁自己供的够清楚了。曾国藩杀李秀成，大裁湘军，令曾国荃称病归家（托辞回家治疥，而曾国藩长着极重的痫，不曾回家医治过）都是为了掩护湘军贼匪的暴行。但国荃在家乡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顷，不纳租税，声名仍是恶劣不堪。

曾国藩入南京，急办三件大事：首先是盖造贡院，当年举行乡试，提拔江南士人（地主绅商的子弟）；其次建筑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发给全饷；同时强力裁撤湘勇（不发欠饷或名义上发欠饷），一部分交曾国荃押解回籍，一部分流落南京，因索欠饷及其他非法行动，又被曾国藩用惩办游勇名义杀死无数。曾国藩不仅消灭了农民起义的太平军，而且也消灭了农民中受骗从逆的大部分湘勇，食战胜之果的只是满清统治者及一批拥护封建旧制度的士大夫，买办和大地主。

四 保守既得成果同时***派内部的各种分裂表面化（一八六 四年----一八七二年）

曾国藩正在江南巩固他的胜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满清的农民军捻军势力又已大张，满清两个大师----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蒙古人）与湖广总督官文束手无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军，一八六 四年十一月（同治三年十月）令曾国藩带兵带皖鄂交界处督“剿”。曾国藩深知满清想在攻捻战争中造成满蒙将帅的威望，对抗湘军将帅，自己再出“立功”，将更招满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继续裁减湘军，一面推荐后起的淮军并湘军的一部分，归僧格林沁、官文调遣，保证各军服从命令。这正合满清的愿望，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原任。

僧格林沁憎恶湘淮军，说他们都不能作战，嗾使安徽地主武装首领苗沛霖杀湘军挑衅，又令部将陈国瑞与湘军互斗，奏劾湘军争功。湘淮军方面，曾系湘军只服从曾氏兄弟（国藩、国荃），左系湘军只服从左宗棠一人，淮军只服从李氏兄弟（鸿章、鹤章、昭庆），曾国藩地位高，指挥淮军，仍需通过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统，更不能统曾系湘军。僧格林沁、官文统率湘淮军，结果引起汉满两系间显著的分裂。僧格林沁败死，满清只好又教曾国藩出来统军，维持北方的危危局。

曾系湘军大部分经曾国藩强力裁撤，又因长官可口军饷，兵勇和下级军官非常愤恨，兵变到处发生。例如同治四年，鲍超部（川勇，在湘军中作战最悍，抢掠也最凶）在湖北、江西、福建兵变，李、蒋、成三军在湖北，训、义两军在皖北，金、唐、朱各军在皖南，相继哗变溃败，再加被捻军击败（攻捻中湘军只残留曾系张诗日，左系刘松山两部），湘军基本消灭了。湘军失意官勇，深抱不满，相率加入秘密反满团体哥老会，影响在营官勇也秘密入会，曾国藩严令“查获哥匪，立予正法”，与湘军士兵形成严重的对立。从此哥老会代天地会勃兴，成为有力的反满团体之一。湘军纪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长毛”的定评。淮军同样“与民为仇”（《批淮军提督吴长庆禀》），曾国藩无法约束，指挥不灵，屡战屡败，只好让位给李鸿章，使淮军享灭捻的军功（刘松山部战功最大，招满清及李鸿章的疑忌，抑功不赏）。攻捻战争中，湘军本身分裂，实力保存无几，湘淮军又分裂，于是李鸿章政治地位追上曾国藩。

捻军败后，满清认湘军为“隐患”（淮军后起，战功较小，兵勇很少参加哥老会，满清扶植淮军，使与湘军对立），定计消灭湘军，令左宗棠带刘松山部与西北回族起义军战斗。同治八年，刘松山部在绥德，高连升部在宜君兵变，起因都是查拿哥老会员。将领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当，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军，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灭湘军，满清与曾国藩意见一致，起初利用落后的一部分农民，消灭革命的一部分，转过来又消灭被利用者，所谓兔死狗烹，统治阶级是惯用这个毒计来巩固自己的权位的。直使得满清在人民起义反抗中得转危为安，曾国藩及其同类大汉 奸们得享受富贵尊荣，自然获利极大。为他们充当爪牙的士大夫，单就湘乡一县说，二品以上文武官将近一千家，这些都是豪绅大地主，占地不缴租税，官吏强迫贫民代缴，造成普遍破产的现象。曾国藩号召为保卫圣道，维持传统文化而战，他达到目的了，封建主义战胜的结果自然是少数人富贵，多数人死亡和破产。

曾国藩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以后，竭力媚满媚外来保守个人的***成果。他替满清制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论来巩固国内统治。认为“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本部堂分内之事”专重在反对革命人民的内战（《批侯选训导计棠禀呈豫中采访记略摺》）；“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遵旨通筹全局摺》）。但如洋人并不与敦和好，共保人财，如英法联军之役，那又该怎么办呢？他认为这里应该从大处着眼：“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元年五月日记）。他把外国侵略者看作救命恩人，侵略是“有德于我”，要联络他“共保人财”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媚外心理，以曾国藩为代表而理论化了。英法联军的藉口之一就是广西人民的仇教案。一八七0年，天津又发生一起教案，因当时各地发生迷拐人口案件，河间拿获拐犯王三纪，静海拿获刘金玉，“供词涉嫌教堂”，天津拿获拐犯王三、武兰珍、安三（教民）等，也“当堂直供，系天主堂主使；此事哄传之后，人心大愤”（萧若瑟神甫：《天 主 教传行中国考》）。人民群众天主堂前与教士理论，法国领事丰大业（H. Fontanier）汹汹来见通商大臣崇厚，向崇厚开放手枪，又向天津知县刘杰放枪，击死仆从一人。人民遂激动义愤，欧死丰大业，焚烧教堂，共杀死法国领事、教士、商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共烧毁法、英、美、俄教堂、洋行、住宅十处。这一类的仇教事件，本质上是人民原始的自发的反侵略运动。法国藉口仇教，又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满清令曾国藩往天津查办。在反对太平军时口口声声大骂天 主 教的曾国藩，这时却力主“和平”办理了，对法使预先保证杀人数目，求其满意，以至连政府中人（包括李鸿章）也不能忍受，群起抨击，说“办案当以供证为凭，岂能预为悬拟，强人就案”。这个人头贩子曾国藩坚持自己的主张，终于重办“滋事人犯”，斩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也办充军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国谢罪。经这次屈辱外 交，曾国藩的汉 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国朝野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诛，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了。他自己也觉得没趣，说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这个汉 奸刽子手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中死去了。

被后来直到现在的一切***派所讴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些本来都是公开的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但是统治阶级却把它隐蔽起来，无耻地捏造另外一套“历史”，竟然把曾国藩说成“圣贤”了。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正是和曾国藩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们不也在装模作样要群众承认他们是“圣贤”吗？客观事实对他们总是那末不幸，他们满以为“圣贤”可以掩盖些自己的嘴脸，结果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们的“圣贤”，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嘴脸。

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 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尽了“继往开来”的任务。他精通极端专 制主义也是极端奴隶主义的哲学----程朱道学，运用在言论上，就是满口“诚”、“礼”、“仁义”、“道德”等字样；运用在行动上，就是极度的残忍，屠杀数千万中国人民，认为“痛快”。他被《天朝田亩制度》骇倒了，要挽救封建统治者的权利，牺牲数千万人生命，说是“卫吾道”，所讲的“道”，只是少数大地主大官僚的“道”，从人民看来，恰恰是大逆不道。

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记）。他有意识地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需依赖外力，必需不惜丧权辱国的条件去交换外力。他规定这个对外公式，也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规定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对国内弱小民族，左宗棠杀回民数百万，席宝田杀苗族一百万，这群人把杀人当作专业，他们杀汉民数千万，当然不会放松对回苗的屠杀。当时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学大师戴望，给曾国藩一类人下了定评，说是“贼盗夷狄，相帅（率）角逐”（《汪仲伊握奇图解序》），真是一点不错。

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他反对太平天国获胜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军自身的错误，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国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练长江水师，洋炮不到决不出战，“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因此得出“尤需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的结论（《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驻军江西、安徽逐步进逼南京，军饷来源多数是上海关卡的税银，主要是鸦片捐税。保卫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参战。没有外国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战胜太平天国。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

鸦片战争压迫中国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军起义揭开了救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曾国藩创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典型。文化方面，坚守旧文化的黑暗面，拒绝外来的进步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却依赖外国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镇压民众，在外国侵略势力保护下，保存封建权利，这样一个典型；中国一天不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统治者一天不放弃这个典型的继承。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无疑地已经极大、极重地打击了满清的统治，动摇了它整个统治的基础，满满 清廷的声威，从此一落千丈了。归根到底，曾国藩之流究竟还是没有救活了满满 清廷，只让他多延长了几天的残喘；而太平天国的人民革命精神也并没有死亡，这种革命精神的种子，经过太平天国英勇的战士们是更深地种下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种在由湘勇发展的哥老会的心中了。孙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国的继承者自许，并终于完成了太平天国推翻满清的未竟之业，这正如他的叛徒们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许，并幻想完成曾国藩消灭中国革命的未竟之业一样，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方面说，曾国藩创湘军，主观上虽是为了挽救满清，客观上却也起了些削弱满清的作用：

满清侵入中国，军队主力是八旗兵，平吴三桂到鸦片战争，主力是绿营兵，两种军队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挥权。湘军、淮军是近代汉族军阀军队，清政府要通过汉族军阀才能使用。这样，满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军起义前，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极大多数是满洲人，咸同两朝，湘军转战全国，督、抚、提、镇（总兵）不得不用湘淮军中人。这样，满清对地方的统治也削弱了。

鸦片战争时，满清独揽外 交权。咸同以来，曾、左、李与上海绅商、买办、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吴煦劣迹昭著，被人参劾，曾国藩奏称吴煦联络洋人，广交洋商，厚结洋将华尔，吴煦的进退，关系英法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换吴煦。左宗棠经买办胡雪严介绍，以一分二厘五毫的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万两，作为出兵新疆的经费。李鸿章身兼官僚军阀买办三种性质，与反革命的洋人关系尤密，满清不得军阀同意，不能单独进行外 交。这样，满清对外关系也削弱了。

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汉满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但这种变化，当然是出乎曾国藩这批反革命汉 奸刽子手的主观意识之外，其结果倒不是加强反革命，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了。历史发展规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