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