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手工业中的工匠，经常在三十万人左右。这些工匠主要的是从元代的匠户沿袭下来的。

但是在明代仍有不少的手工业者，甚至非手工业者被划入匠籍，这以住坐民匠最为突出。永乐时，“成祖北迁，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南京]减户口过半”。考南京的匠户，绝大部分是洪武时代江南富户的壮丁。太祖鉴于元末豪强恶霸横行乡曲，造成了社会的不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证农民的生产，曾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起取苏淮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局充匠”①。至于南京龙江船厂的工匠，“皆洪武、永乐年间取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边江府县熟于造船者，挈家于提举司隶籍”②。此外又有“招收”的③，罪犯习匠的④和籍充的⑤。

至于军匠，有不堪征差的军士被令习匠的⑥，有征调的⑦，有民匠犯罪被籍充的⑧，有招选的⑨，此外各卫所有幼匠之设置⑩，这些幼匠长大之后也就成为军匠了。

③《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载：“成化间，住坐民匠额存六千余名，自后招收，过倍原额。”

④《皇明纪略》载洪熙元年吕震奏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显戮，其家属初发教坊、锦衣狱、浣衣局，并习匠为功臣奴者，悉宥为民，给还田土。”

⑤《明会典》卷一七二《工律》：“凡民间织造违禁龙凤文、芝丝、纱罗货卖者……机户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

⑥《明会典》卷一九二《军器》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令天下都司卫所各置局，军士不堪征差者，习弓箭、穿甲等匠，免致劳民”。

⑦《明会典》卷四○《赏赐》有不少“调去入伍军匠”之语。

⑧《明会典》卷四一《月粮》有“洪武……二十一年，令民匠充军者，月支粮八斗”之记载。《宣宗实录》卷六三载：“逃匠全家充军当匠”。

⑨《嘉靖实录》卷三○三，甘为霖有“不论军民招选一千人”为军匠的建议。

⑩《明会典》卷四一《月粮》载：“成化二十一年(1484年)，令永清等卫所余丁幼匠，月支米五斗。”

据前述，早于洪武二年清理户口时，王朝就下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同时命令各处漏口、脱户的人，许赴官府自首，“免去本罪，收籍当差”。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又“令户部榜谕天下军民，凡有未占籍者许自首。军发卫所，民归有司，匠隶工部”①。这里已经把户籍分为军、民、匠三类，并指出它们不同的隶属机关。户籍的分类，就此确定下来了。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攒造黄册，仍按这个分类，并规定全国人民“毕以业为籍，人户以籍为断”。从此以后，凡是原报匠户的手工业者，都被束缚于匠籍，子子孙孙提供手工业劳动力于统治阶级，不得转业。

工匠被编入匠籍之后，不但在服役时间内的工作自由完全丧失了，即居住的自由也随时有被剥夺的可能，有时甚至连全家大小都要听从统治阶级的调配。比方工部内织染局织罗匠役，如遇缺乏，得申工部行文南直隶、浙江抚按于苏州、杭州拣选“年方少壮、艺业精通”的织匠，“随带家小赴部审实送局”②。至于北京、南京的住坐工匠，都是从各省起移而来的。

此外，统治阶级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巩固对工匠的剥削制度。为了防止工匠隐冒脱籍，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③对于逃亡避役的工匠，惩缉很严。《昭代王章》“逃避差役”条规定：“若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逃亡者，一日笞一十。每日加一等……”宣德以前，凡逃匠则全家起发充军当匠。《宣宗实录》卷六三载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的奏文称：“昨山东禹城县木匠告有弟充匠逃回，今全家起发京卫充军当匠，缘家口众，不能赡给，乞令以弟充军供役，而释其余，以待后继。”结果宣宗以“逃匠充军，用示警戒，全家起发，则使之失业。即从所请，与之分豁，事同者皆如之”。这才废止了全家起发充军当匠的残暴规定。

明又规定：“凡造作不如法者，笞四十。若成造军器不如法，及织造缎匹粗糙、纰薄者，各笞五十。若堪用及应改造者，各并计所损财物，及所费雇工钱；重者以坐赃论。其应供奉御用之物，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又规定：“凡各处额造常课缎匹、军器过限不纳齐足者，以十分为率：一分，工匠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笞五十。”甚至连“监临主守官吏，将自己物料辄于官局带造缎匹者”，被迫造作的工匠也要“笞五十”①。为着便于追究，有些制成品还强迫工匠留下姓名，如永乐十三年(1415年)，“令各处造车务用干燥、坚壮木植，依降去样车成造，就予车上编号烙印，附册开写看验提调官吏并匠作姓名。日后有不坚固者，照名究治”②。外织染局“岁造缎匹，俱令腰封编号，开写提调及经织造官吏匠作姓名，不堪用者照号问罪，责其赔偿”③。

明代工匠时间的划分首先表现在轮班办法的确立上面。轮班工匠，自洪武十九年到二十六年(1386—1393年)，一般规定三年轮流赴京服役三个月；到景泰五年(1454年)后，则一律改行四年轮班三个月。据此规定，班匠每年只有二十二天半的时间在封建主控制之下，其他三百四十多天的时间名义上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了。在自己的时间内，只要他们不脱离匠籍，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自由。就是被剥削比较严重的住坐民匠，其服役时间，每月也只有十天，每年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工匠自己的时间。这和元朝统治下的工匠比较起来，显然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以占全部工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轮班工匠服役时间为最短，他们有较多的时间从事自由劳动，这对于明代手工业的发展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明初工匠的境遇，较诸元代是改善了一些，但他们所受奴役的痛苦还是相当严重的。先说班匠。班匠服役的期间虽然不长，但因往返京师操作，极受苦累。景泰五年(1454年)，六科给事中林聪等奏称：“天下各色轮班人匠，多是灾伤之民，富足者百无一二，艰难者十常八九。及赴京轮班之时，典卖田地子女，揭借钱物、绢布。及至到京，或买嘱作头人等而即时批工放回者，或私下占使而办纳月钱者，甚至无钱使用，与人佣工乞食者。求其着实上工者，百无二三。有当班之名，无当班之实。”①

住坐民匠也受严重的摧残。《宣德实录》卷六十三载：“近年在京工匠人多有逃者。盖因管工官及作头等不能抚恤，又私纵其强壮者不令赴工，俾办纳月钱入己，并冒关其粮赏，止令贫难者做工，又逼索其财物，受害不已，是致在逃。及差人勾取，差去之人，又逼取财物，工匠受害，弊非一端。”住坐民匠每月除提供十天的正差外，还要遭受额外的剥削，如成化六年(1470年)“令京城官旗匠役之家，丁多者皆坐铺”②。

至于残暴官吏对工匠人身的伤害，尤不堪言。嘉靖十四年(1535年)，礼部尚书夏言劾奏管工员外郎胡思忠云：“忠管工二日，而箠伤工匠十三人，诸役不胜其苦!”①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还有，工匠服役时间虽有规定，但官府仍可依仗封建特权强制工匠延长工作时间。如景德镇御器厂的工匠，有“服役二十余年未得停止”的②。

工匠们因受定额的与额外的剥削，一般生活都很穷困，上举林聪报告班匠的情况，已是“富足者百无一二，艰难者十常八九。及赴京轮班之时，典卖田地子女，揭借钱绢布”。龙江船厂的工匠，“既无恒产，率多贫弱，能不累衣食者仅什一耳”。这就迫使工匠不能不于自己的本业之外，兼营他业，借以糊口度日。从许多零碎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一般工匠都和农业相结合。《明会典》许多有关工匠的法令中，常常涉及逃匠遗留田地处理的问题。嘉靖《仁和县志》也有军、匠、灶人户田土“例皆开报户下”的法令，林聪也说班匠轮班时有“典卖田地”之举。工匠兼营农业最典型的材料莫过于龙江船厂的匠户。据南京工部督造主事李某呈称：龙江船厂原堆竹木地方广大，尚余未垦荒地一半有余。为着弥补造船岁用油麻地课之不足，建议交给所属匠户开垦，岁办油麻，以舒公帑。呈云：

提举司所属匠户，俱系先年起取外京人民来京造船，原无恒产工资，生齿日繁，贫不能给。……该司油麻官地，理应比照各卫所屯田止许军士领种事例，通行分给匠户，以为恒产。然召佃之时，每为有力者夺去，贫匠束手无策，自甘穷饿，良可悯。……今未开垦之地，合无候本部委官勘明，查审各匠丁力多寡，量分承佃，不许豪家如前霸占。其原佃过田地，候有事故更佃之时，改给匠户，渐次更张，使归画一。③

这一段材料，说明在此之前，匠户已有佃耕船厂土地之举，然“每为有力者夺去”，并建议今后所有田地，“通行分给匠户，以为恒产”，“庶使积荒无用之地，既得以裨国用，而贫不聊生之匠，皆得借此为业，而不至于流散矣。”很明显的，分给匠户一点土地，其目的并不是给工匠“保证”生活资料，而是给封建主“保证”劳动人手。这从手工业发展前途说是不利的，因为这对手工业的独立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工匠除经营农业外，也有经营其他行业的。龙江船厂的匠户，好些都是靠着撑船载运来补贴生活的。

工匠既因生活困难，不能不兼营其他行业，这就逐渐丧失了原有技术。龙江船厂的工匠，“原系起取赴京造船匠人，今(按指嘉靖时)多不谙祖业”，“知艺者百无一二”①。复因“船政督察近苛，虽宿弊渐除(?)，而匠作不乐其业，率趋他役以求脱。赖版籍素定，罔敢辄改，虽有力量，亦莫行其志云”②。官手工业的破坏，到了这种情况，已到达严重的境地了。

在强制劳役下的工匠们，其社会地位也特别低。工匠因为世代不得转业，永受奴役，所以极受歧视。他们除非获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特许，不能脱籍，超登仕流。永乐时有一个五墨匠，名陈宗渊，和中书舍人二十八人在翰林院学书，他的字虽然学得很好，但仍日跪阶下临拓，不能和中书舍人为伍。后来成祖知道了，觉得很可怜，才下特旨削去他的匠籍，升作中书舍人③。明代的工匠，像陈宗渊那样脱离匠籍、超升仕流的还有些人，如永乐时的蒯祥“位至工部侍郎，子孙犹世工业。弘治间有仕为太仆少卿者”。天顺八年(1464年)，修隆善寺工竣，英宗授工匠三十人官；弘治时“匠官张广宁等一传至百二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圮等再传至百八十余人”①；正德时，“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②；嘉靖时，“官匠赵奎等六十八员名，内升职五十四员，冠带一十四名”。这些人大都是具有高度艺术天才的优秀手工业者，他们在祖国艺术工程上完成了许多卓越的创作；但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工匠，所以受到一般官僚们严重的歧视和攻击。如弘治时李纶等八十余人以“内降得官”，吏部尚书耿裕、给事中吕献等都上疏论争，认为不合。嘉靖时，胡世宁的《乞停工匠等升赏疏》，反对工匠赵奎等的升官。他的理由是：“自古国家建官分职，下至百工技艺之人，皆有月给俸粮，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至于升官，止惟武职论功，盖因用其死命，其余则皆遇缺抡材铨补，非以酬劳也。今赵奎等岁人官廪，成此工作，乃其职分，岂应更加升赏?”③这里所说的“成此工作，乃其职分”，就是官僚士大夫们用以反对工匠做官的唯一理由。经这一反对，到嘉靖九年(1530年)居然有“宣德年后……以技艺勤劳传乞升职世袭者俱查革”的法令④。嘉靖十年(1531年)甚至规定：“匠官升级，悉照见行例支与半俸，奏扰者治罪。”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又补充规定：“匠官加俸后又升级者，止照今品级支半俸，其节次所加之俸，不许重支。”⑤这说明了工匠们虽经特许脱籍，超登仕流，但仍不能享有一般官僚们应有的待遇。工匠们社会地位的低下，由此可见。工匠之特许脱籍，甚至超登仕流，这是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而已，至于永被束缚于匠籍中的工匠，其社会地位如何，更不难想象了。

明代工匠斗争的主要形式有怠工、“失班”、隐冒和逃亡。南京龙江船厂的工匠，怠工表现是相当突出的。《龙江船厂志》记载该厂修造船只的情况：“夫战舰自裁革之后，仅止二百只，以常期计之，每岁所当修造者不过二十只耳。然工役之兴，靡有宁日，是何其成之难若此耶?!盖迟速无期，勤怠莫别，于是愒日避劳者得行其私，而一船之工，至有经岁未报者。”结果，致使“江防小警，辄有缺乏之忧，至以马船充数”。“偈日避劳”，这是怠工的主要表现。此外，对于工作则马虎从事，使制成品不堪应用。工匠们“视船为官物，无诚心体国之义，如闷头之内，严堂之下，查看所不及；虚稍等处，波涛所不至者，皆舱其外而遗其中……则一经振动，灰皆脱落，水即入之”②。至于军器的制造，也粗糙不堪。万历三年(1575年)，兵科给事中赵世勋疏言：岁造盔甲弓箭，“给散诸军，直为弃物”③。万历九年(1581年)，“上谕兵工二部，近年两厂(盔甲、王恭二厂)所造盔甲，俱粗糙不堪，徒费钱粮，无益实用。著照昨营中式样另造五千副给与官军披戴”④。军器工场怠工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是避不当班，即所谓“失班”。失班情况到宣德时已很严重。宣德六年(1431年)，“工部奏准：差官查理浙江、南直隶、苏、松等府失班工匠……其丁多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以上，并前后不当班者，送问罚班。”⑤其后，随着政权的腐败而更趋严重。嘉靖以后，班匠改征匠班银，工匠则改用抗缴班银的手段对封建主继续进行斗争。

再其次是隐冒。隐冒的现象是很普遍的，隐冒的目的在规避匠役。成化年间，据统计全国僧道达五十余万人，其间有大批的工匠，所以马钧阳上疏说：“军、民、匠、灶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其几!”①至于“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赘婿、乞养子归宗另爨者听异籍；惟军匠有清勾，以异籍为规避，禁不听”②。景泰时，工匠冒民籍的更多，所以明政府不断发出命令，禁止军匠户的分户，凡军匠冒民籍者发还。

工匠们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逃亡。远在宣德元年(1426年)，工匠逃亡的人数就有五千余人之多③。宣德五年(1430年)就有“近年在京工作匠人多有逃者”的记载④。正统以后，政治更加腐败，工匠逃亡也就更严重了。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令山西、山东、湖广、陕西等府、州、县造逃户周知名册，“备开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军、民、匠、灶等籍……”“原系军匠籍者，仍作军匠附籍。该卫缺人则发一丁补役。该轮班匠则遣一丁当匠”⑤。正统三年(1438年)，各处有司逮捕逃匠四千二百五十五人⑥。景泰元年(1450年)，逃匠总数达三万四千八百余人⑦。由此可见当时工匠逃亡现象的普遍。从此以后，逃亡情况日趋严重，这可以从下面两件事实中看出。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军器局军匠金福郎报该局工匠逃亡情况时说：“正统年间，本局官军民匠共有五千七百八十七员名……近年以来，人匠逃亡、事故，止余二千余名。”①龙江船厂的造船户，洪武、永乐时共有四百余户，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只剩下二百四十五户。官府“视户责役，贫者不能堪，流亡日甚，至三十年而户不及二百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