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卫团原副团长邬吉成披露1970年往事

庐山会议的一些细节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作为这次不寻常会议的保卫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央警卫团原副团长邬吉成的回忆披露了与会高层领导的一些细节。
　　
　　林彪批准在庐山修建飞机场
　　
　　汪东兴曾在会前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他到准备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发现住所上边的山顶正轰隆隆炸石头，汪东兴问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汪东兴感到意外。“这块地方大，飞机起降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飞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马上追问：“你是什么时间接到的命令？”“前天刚收到。”

　　汪东兴到施工现场看了一下，见工程已经完成过半。他对程世清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

　　返回毛泽东身边时，汪东兴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汪东兴也不知道。“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毛泽东吩咐。

　　周恩来马上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因为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飞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林彪。

　　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汪东兴，修飞机场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东兴随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九·一三事件”后，有把修庐山飞机场和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相联系的说法。邬吉成颇不以为然：“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我到那个机场看过，就那么一点点大。修了以后谁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机场大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了传送个紧急文件；一个是为防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如老同志突发病症，需要抢救什么的。”
　　
　　江青过问毛泽东安全保卫问题
　　
　　江青上庐山，住的是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她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邬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对毛泽东的行动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江青吩咐：“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

　　邬吉成当即乘车下山，到九江宾馆找到吴法宪。吴法宪先是告诉他：“主席已经上山了，安全没有问题。”随后又说了一声：“我也不知道。”邬吉成立即折回山上，与警卫值班室一联系，那边说：“你下山的时候，主席已经在庐山水库游泳啦。”

　　因为毛泽东的安全警卫，是汪东兴直接领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具体负责的，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的。但邬吉成负责江青的警卫，江青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理，结果瞎折腾了一通。
　　
　　陈伯达感叹不能再上庐山了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之后，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一下从五位就变成了四位。就在邬吉成惊异之际，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邬吉成问：“怎么啦，有什么情况吗？”“情况嘛，有些复杂，总之你们提高警惕就是啦。”

　　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不发脾气了，否则他又会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卫跟着。而且这时他的情绪神态，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隐隐约约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他，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发言很生气
　　
　　汪东兴参加华北小组的讨论。陈伯达来到这个小组作了发言，配合林彪集团鼓吹“天才论”，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陈伯达的发言把绝大多数人的激愤挑了起来，特别是他“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一语，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东兴也热血沸腾了。

　　汪东兴随之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毛泽东看到简报后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毛泽东见面就问。“刚看到。”汪东兴还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已经来过了。”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紧接着，毛泽东的口吻严厉起来：“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

　　汪东兴解释：“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反问：“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毛泽东的批评，使汪东兴心里非常难受，他感觉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一天，参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在碰见邬吉成时打招呼，说江西省的同志送到庐林一号一些瓷器。她们因工作常在毛泽东身边，与从事警卫工作的邬吉成比较熟悉，就特意问邬吉成想不想买一些，如果想，就赶快到庐林一号去挑选。

　　邬吉成就到庐林一号王海容、唐闻生那里，买了点小酒盅、小碟子。孰料一回到办公的楼里，就接到汪东兴电话，把他一通好训：“庐林一号那边的工作不归你管，谁叫你跑到那边去的？去干什么了？”

　　对汪东兴劈头盖脸的指责，邬吉成很纳闷。直到后来听说汪东兴在华北小组会议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做了检讨，他才醒悟到，汪东兴动肝火大概与当时心情不佳有关。（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亲历实录》作者王凡东平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