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居士

　　前文《杯酒释兵权不是宋朝孱弱的原因——赵匡胤时宋的军力是很盛的》已经辩明，宋代军力脆弱并非赵匡胤之过。全面分析为什么宋代在对抗外族侵略中国势不振，颇为复杂，但是，可以肯定，宋太宗赵光义应为此负最大责任。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细细的把赵匡胤和赵光义的责任分开没什么大意思。窃以为不是这样。中国传统的学术中，对于分析不是很重视的，常常以综合的思路，胡子眉毛一把抓。这在古代也算正常，但我们现代人看历史时，也这样就不合适了。我们要有像对待数学物理问题那样仔细分析的态度，即使一些小问题也应该这样。不应该一说到宋朝打不过辽国、西夏及金国就一古脑把帐都算在赵匡胤身上，而应多想想。

　　赵光义自己直接控制和指挥军队，使各将军互不统率，在战役中直接干涉将军们的指挥，是宋代军力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指挥战争，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不是什么人都会的。赵光义曾随赵匡胤出征，应该是经过一些战阵的，但是，他在当皇帝前，从来没有当过主帅，因而在军事艺术中，他是属于那种见过猪跑却没有吃过猪肉的主，不懂得军事指挥规律的外行。但是，在当了皇帝后，他却硬要充当实际的主帅，而且他说的话，别人还不得不服从。

　　赵光义当皇帝后的第一场重要的战役时进攻北汉。虽然他任命潘美（就是那个在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中潘仁美的原型）为围攻太原的主帅，但实际上，他仍是自己控制。在皇宫中授给潘美作战方案，确定攻城的几位将军进攻的方位等。当两位将军为谁攻城的哪一面有争执时，不是潘美而是皇帝亲自来解决。只是对手这时已经很弱了，宋朝能取胜是必然结果。

　　灭北汉后，不顾几个月来作战，将士们已经十分疲劳，粮草也将用尽，赵光义一意孤行，不休整，甚至连论功行赏都等不得，就攻打辽国。在攻辽战役中，他根本就没有任命统兵大将，而是亲自挂帅。结果中了辽军诱敌深入之计，大败，他自己也经历了危险。（长时间大战役后，部队必须修整，这是常识。赵光义竟不知道。）

　　雍熙三年北伐辽国，他任命四路统帅，互不统领，按照他制定好的策略来作战。结果是先小胜而大败。赵光义自己认为是将领没有按他的诏令行事而致败。实际上，前线战事瞬息万变，他预先闭门造车的作战计划，只能让大将们进退失据，不失败太难了。缺少一位富有作战经验的、有权威的统帅在前线直接指挥，怎么能打好一个大战役。

　　至道二年，为了打党项人（当时还相当弱小，夏国尚未成立），赵光义派了五路人马讨伐，仍是互不相统率，有位前方作战的将军要改变进军路线，派人骑马回京城向皇帝请求，赵光义大发雷霆，严令必须按他原定路线进军。结果五路军马根本就未能会齐，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胜利，虽然宋军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占绝对优势的。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致力包括收复幽云地区在内的统一事业。从有关当时各方面的文献记载看，宋太祖在将帅出征前虽有指示，但对于实际的用兵过程则一般不予干预。通观宋太祖朝的战事活动，没有一次御赐阵法、阵图的纪录。如曹彬率军出征南唐时，宋太祖不仅赋予指挥大权，而且特赐尚方宝剑，“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在征讨荆湖之役中，宋太祖心腹李处耘以枢密副使身份为都监，后因执行军纪与主帅慕容延钊发生矛盾，宋太祖为维护统帅权威，不得不将李处耘贬谪。而在河北、河东前线带兵的将领更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凡军中事皆得便宜”。可见，宋太祖大致遵循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原则，并不热衷御赐阵法、阵图。《武经总要》前集卷7专门记录宋朝所制阵法，唯独没有宋太祖朝的阵法，作者这样解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此当为其不拘泥阵法的佐证。可见赵匡胤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任命了大将，又处处猜疑，千方百计提防控制的皇帝；而赵光义则是几乎不任命大将，更谈不上对大将信任与否了。在处理国防及与军事有关事务方面，与赵匡胤相比，赵光义差的太多的。

　　赵光义还有给将军们授作战阵图的瘾。他曾把前线大将们召回京城，拿出他创作的《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进退攻击之略。那些身经百仗的将军们当然竖耳聆听，至于心中是不是在暗笑，甚至叫苦，就不得而知了。这个阵图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有用，但是，要想“万全”，在战争中以不变应万变，那只能是痴人说梦。

　　在具体战役中，他也以授前线将领阵图的方式瞎指挥。太平兴国四年，辽军十万入侵到石家庄一带，敌强我弱，赵光义在宫中亲自拟定作战计划，要部队以“八阵”迎敌。前线按此摆开阵势，将士们都明白必败无疑，兵卒们无不恐惧。俾将赵延进等冒着“违旨”的危险，改为“二阵”，加上诈降诱敌等计策，才取得了胜利。如果作战不利（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极易出现），“违旨”的将军们就得倒大霉。

　　过种皇帝直接控制指挥军队，美其名为“将从中御”。像这样不知己，不知彼，坐在皇宫中闭门造车画出来的阵图或制定的战术策略，若不“战无不败”才是怪事呢！赵匡胤不这样作，正因为他身经百战，极富军事经验，知道这样临战，皇帝在宫中画阵图给前言将领有百害而无一利。

　　赵光义开创了一些非常坏的先例：
　　一，战争中军队都由他自己坐在千里之外的皇宫中遥控指挥，即使是军事天才，在没有近代通信工具之前，也会导致失败，何况不懂军事指挥的皇帝。
　　二，不知己也不知彼，不明前线地物地形，在宫中画阵图，甚至是“万全”阵图，命令部队执行。
　　三，在战役中不设统率全局的前方将领，几路军马各自可以独立行动。不但容易导致失败，而且在军中很难产生在威望的大将，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极严重的问题。（也许不产生有威望的大将，正是赵光义心中所愿。）

　　查看赵光义即位后的诸战役，看不出有什么高明的战略战术，只是大军向前攻，或围攻敌方城池攻城，也就是说只会打“笨仗”。《孙子兵法》中的诡道似乎全丢失了，其实，这也不奇怪，以赵光义的水平，又对前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那里可能有“诡道”？
　　按这样的办法来作战，要取胜太难了。

　　如果只是赵光义一个皇帝这样干，宋军也不至于一直弱下去，只可惜，这些恶劣的先例成了种“遗传基因”，留传给了大宋其它皇帝。如宋真宗（赵光义之子）咸平二年，辽军入侵，真宗也给先锋授以阵图。至于“将从中御”，更成为宋朝的传统。

　　赵匡胤取消了武将统率禁军的权力，把军权收到皇帝处或交给文官，这不应该看作是宋朝军力不振的原因。事实上，明清两代也都没有把国家军事大权交给武将。明朝的首辅和内阁、康熙时的上书房、雍正后的军机处，是实际上为皇帝掌握军权的机构，其中文臣的比例相当大。近代发展国家中最高统帅多为总统（或总理），下设国防部长，多为文人。有些国家，如美国明确规定军人不能当总统（二战中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为了竞选当总统，先得退役若干年。）可见赵匡胤所行，并没有大问题。关键是，不论多么正确，不能过头了。平时把军权从武将中收回，可以，但是，到战时甚至到了前线仍不给将军以权力，那就只能走向反面。

　　赵光义正是在防止军人擅权方面走过了头的人。这就是赵光义为宋朝武装力量总是吃败仗所作的第一贡献。

　　为什么赵光义会这样？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了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尤大。从此，宋太宗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即对在外统军将帅加以严厉约束，并遥控军事行动。在人说他天生多疑猜忌的性格，不信任别人为主帅，凡事都要自己包办，就是这种猜忌之心的具体表现。军事上全都包办了，自然只能积弱不可拔。

　　赵光义的第二个贡献则是允许宋朝军队纪律松弛。
　　宋辽边境石岭关守将田钦祚屯积出卖军用物资谋利，太平兴国四年，主将郭进率军出战，田钦祚不服从命令，在城内不战，敌退也不出击。这样严重的问题，赵光义只不过调动其职务而已。

　　雍熙四年，前线将领刘廷让和辽军作战，先约好李继隆部为援军，战时，李继隆不发一兵，致使刘廷让部全军覆灭，刘廷让只身逃出。当刘廷让向皇帝请罪时，赵光义很清楚责任在李继隆，没有责罚刘廷让，而对于李继隆，先是要追问，接着就放手，不再追究其罪责。

　　古代战争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讲求什么自觉性的，为提高其打仗中将士们的责任心和主动性，无非就是胜了重赏，败了或不服军纪重罚，否则怎能能让将士们冒死争胜！？在这两事件中，按常理，田钦祚和李继隆都该按军法处罚，但是，赵光义就这样轻描淡写的不了了之。

　　这种军纪松弛，从赵光义开始，也就成了宋军的传统。咸平二年，辽国入侵，大将傅潜拥年代八万，别的将军出战，他只闭城自守，出战的宋军作战不利他也不救，导致全军覆没。康定元年，将军赵振在延安拥兵八千，党项（西夏）围攻一个驻军千人的要塞达五个月之久，赵振只派了百余人去援救，导致要塞丢失，驻防军士们死亡。对于这两个事件中的傅潜及赵振，当时朝中大臣认为都应处以死刑，但是皇帝都只给予很轻的惩罚。前一事件这是赵光义的儿子宋真宗处理的，后一事件则是赵光义的孙子宋仁宗处置的。

　　这种传统的影响是极恶劣的。在赵匡胤掌政时，没有败仗，也没有不服军令救援不力的记载，但有一个因作战不力而处二十余人死刑之后严厉处置的例子，这在前文已经讲过。由此可见，这种传统只能从赵光义那里寻找源头。

　　纪律不严，畏敌不敢战的军队只能是弱旅，赵光义不可能不明白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那么为什么他会容忍自己的军队中军纪松弛呢？推测起来，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和前面所讲的他不信任大将，自己直接控制指挥军队的原因类同，“烛影斧声”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的疑忌心极强，这种疑忌心的另一方面就是怕武将们狗急逃墙造反，因而只好对武将违纪网开一面，处分甚轻。
　　另一个原因则是上面所举的违纪或畏战的例子多属于一战将危急而另一战将未救援。也许这种武将部不抱成一团，不结为死党，甚至互相有矛盾的状况，正是赵光义心中所希望的。因而只轻描淡写的处罚。

　　无论如何，这种军纪差的痼疾从赵光义开始，一直延续到两宋的灭亡，对宋军的战斗力的危害极大，则是不争之事实。

　　和赵匡胤时不同，赵光义对边防也做了一些有害的变革，这可以说是赵光义的第三贡献。

　　赵光义取消了边防地区长官有权为了巩固边防而动用当地财政收入的权力。这样就限制了边防地区长官的主动性。如在赵匡胤时期，边防长官可以用金钱收买情报，或派间谍到敌方去侦探敌情。这样，边防就很容易采取主动有利的措施。赵光义时就不行了。

　　还有就是赵光义开始多任命文官为边防地区首脑，如柳开、郑宣等。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如果本是优秀人才，又多少懂得一些兵略，可能会干的不错，如宋朝的张齐贤、范仲淹、韩琦等。不过应注意，不能以史书中有这样的人物而认为以文官为边防长官是个好办法，只有有成就的才可能进入历史记载者的视线，大量的只有点书本知识、本人从没有刀剑之下腥风血雨的经历、畏敌如虎的文职长官是很容易误事的，史书中一般是没有他们的份的。这些长官会使大宋的边境变得弱不禁风。即使历史记载中有所称颂的范、韩诸公，若仔细读其传略，就知道他们在战事中的建树也实在可怜的很。

　　在边防地区任命过多的文职长官的另一个，也可能更重大的危害是妨碍了战将的提拔。一个边防线上缺乏从行伍出身，身经百战，而且颇有战功的将军为主帅，终久只能是个脆弱的防线。赵光义以后的北宋，像狄青这样经百战而成大将的实为凤毛麟角。

　　一个军队不注重提拔披坚执锐、在战斗中能为士卒先的勇将，军队的战斗力只能越来越弱。

　　此外宋朝还有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文官数量极大，为同一职责重复设置文官的事也不少。这使行政效率变低，使大量财政经费都用在这些冗员的俸禄上。这当然和军力弱只有着间接的关系，但其危害却不小。这个传统也是从赵光义开始的。宋朝的科举中全国性考试是每年举行一次或两年一次，在赵匡胤时每年所取最多为一百二十七人。明、清时是三年一取，平均每次取进士约二、三百人左右。明朝最少一次为三十二人，最多为四百七十二人；清朝最少一次为九十六人，最多一次为四百零六人。可见赵匡胤取士的数量和后来的明、清差别不很大，可能是个适宜的数字。赵光义登基后，第一次就取了五百多人，这就开了大量取士的先例，北宋取得最多的是真宗咸平三年，一次取了一千六百多。仁宗时限取四百人，这也有些太多了，比明、清要多好几倍。宋朝的制度是一旦取上，立即授官职。这怎么能不产生大量冗余的文官。
　　
　　关于宋军弱，以及赵光义在这里所起的不好的作用，就讲这些。平心而论，赵光义是不能称作昏君的，但是，他的特殊地位（也可能还有他的性格），使他作了这些使宋朝积弱，受外族欺侮的殃及子孙的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