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

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型和机关型（organic,经常被不确切地译为“有机型”，我这里的机关与机关报的机关同义）。他认为传统型知识分子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把自身看作社会整体（totality)的代言人。而在阶级利益日益对立的现代社会，这种自称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知识分子往往不能代表整体利益，他们只是通过文化霸权把阶级利益伪装（他们自身不一定意识到这种伪装）成了整体利益。相对于虚伪的传统型知识分子而言，机关型知识分子比较真实，他们不掩盖自己的社会关系，不讳言自己是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代言人。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就可以冲破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更好地追求自身的权益和人类的进步。葛兰西的这个分类至今仍然很有影响。

我对葛兰西的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不知道他是否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代表社会整体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他是否认为现代社会存在（或者需要）不虚伪的传统型知识分子。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不认为存在这种超阶级的知识分子。鲁迅读了俄马的文艺著作后，写了杂文《文学与出汗〉，认为不存在超阶级的文学。

毛泽东这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俄马的衣钵，把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得十分彻底。在某些历史时刻，阶级分析变成了唯出身论，而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地一率成为机关型的，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其他更落后的阶级。而社会整体这一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看重的概念，在毛时代是不存在的。

三个代表的思想在阶级分析之外另辟蹊径，实际上引进了社会整体观念，只是在字面上没有体现出来，而代之以“最广大人民”等日常语汇。也就是说，这一思想要求共产党淡化其机关性质，强化其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同一性。相应地，知识分子也被期待从机关型向传统型回归。

这样的期待不仅来自执政党方面，更来自广大民众。知识分子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特殊联系在一百年前的很长时期里，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天下开太平，——这里的天下，就是一种totality。在现代，天下转变为国家。在民众眼里，知识分子应该为整个国家的利益说话，至少也该为大多数百姓说话。要么作传统型知识分子，要么作普通老百姓的organ，就是不能做资产阶级的机关。

然而事与愿违，民众发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倒是以机关型为主，但大多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像茅于轼、张维迎之类名流，明显是为富人说话的。像朱卫华、云淡水暖之类为穷人说话的，又多是无权无势隐姓埋名的网人。

葛兰西期待知识分子从传统型向机关型转变，当代中国的民众却有着相反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