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乐在天涯战恶习风”的陈明远

　　陈明远，１９４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旋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工作，是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撰有多种学术著作。然爱好古典文学，自中学时代起便热衷写旧体诗词，并经郭沫若、田汉等名家指点，其作品颇受师生的赞赏，不料后来遭遇奇特的事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伴随文革爆发而在全国掀起的“毛泽东诗词热”中，有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陈明远骇然发现，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诗词，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陈立即致函周恩来总理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把此信转呈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误传不是政治问题，澄清就行了。但陈还是被定为 “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份子”，遭到批斗和迫害。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专案组负责人还扬言要“处决”他。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陈氏才获平反，蒙冤长达十二年之久。

　　陈诗之所以误传为毛诗，乃因两者的气势和风格颇为近似。陈明远在中学时代便粗通诗词格律，加上自身的文采才华，其诗作洋溢着雄浑之气，其昂扬的基调，也与当时所宣扬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较完美的统一。如《答友人》一诗：

　　问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场火正熊。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此首七律，颇有气魄，抒革命者的壮志豪情，且明白如话，好懂易记，故此诗为其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中最为流传的诗篇。当年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皆以“战恶风战斗队”命名，可见此诗影响之巨。此诗“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之句，乃反用宋朝秦观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之词意，赋予一种进取的精神和豪壮的气魄，读之使人振奋。然以陈明远当时的身份地位，若不是误传为毛诗，也不会四海流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则“诗以人传”的奇谈，一个时代的玩笑。但在文革中，不论是真毛诗或陈明远的假毛诗，都曾起到了推动诗词复兴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此书由陈明远自己选编审订，共收有诗词二百五十首，分为五缉，第三缉《春海潮》中包括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书后附有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四十封信和其自传性文章《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为研究陈明远，笔者曾托北京的友人代寻一册《劫后诗存》。友人来电称：“《诗存》一书到处都未能购到，问到世知社总编辑室和销售部以后，查到了该书责任编辑的电话，并从其得知：陈书确出于１９８８年，不料次年陈因卷入‘六四’事件后，此书也被令从所有书店下架……”友人却也神通广大，辗转打听到陈明远的电话。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随“美国华侨文化访问团”到中国去。在北京，我有机会与陈明远会面两次。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误传假毛诗事件中的一些疑点。据陈氏所述：“不知由何种渠道，我的诗词传入朱德元帅府中，误为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由朱德的秘书打字印出而流入社会……其实，这些诗词的真伪，只要毛泽东表个态就可以了。听说的确有很多首长当面询问过毛，但毛至死也没有未吐露过半句是或否。我没有罪，是毛泽东侵占了我诗词的署名权和发表权……”

　　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并不是陈明远自已最满意的作品。陈明远告诉我，他最为珍惜的，是《沁园春·咏石》。１９７２年１月，陈氏步《咏石》韵写下同调的《悼陈帅》，前后两阕《沁园春》，又被误当作毛泽东新作的诗词，争相传抄。而我最感亲切的，是他写于１９６７年春的《水调歌头　未名湖沉思》，结篇云：“望月忆当初，与汝相辉映，一卷未名书。”

　　陈明远，在那荒诞的年代，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角色。

四、文革诗词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的确，文革的残暴、惨酷、批斗、整人、冤案冤狱、文字狱、焚书坑儒与无耻等等，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丑恶、可怕的文革时代烙印，也留存在文革诗词中。文革诗词的内容，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残暴和荒诞。

１．史无前例的残暴

　　文革之凶残，举世皆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全国一片愁云惨雾，腥风血雨，惨不忍睹。如当时湖南省道县的“左派”，把所谓“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以千计，捆绑至双牌水库，悉数投入水中淹死。因尸体堵塞，导致水库不能发电。“双牌惨案”，有黄心培的七绝诗留下佐证：

　　为标革命献忠诚，左派争先清阵营。阶级敌人皆杀尽，双牌水库胜秦坑。

２．史无前例的惨酷

　　１９６８年，“派性”、“武斗”处于高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死人无数。“十亿遭蒙蔽，豆箕痛相残。”当时印尼归国华侨青年冯刚毅，写下《惨象》一诗，记录了惨酷的“武斗”场景：

　　举国民争古未闻，一朝挑起乱纷纷。冷枪惊破佳人梦，重炮堆成乱者坟。
　　造反姑娘哀割乳，兵团战士惨抽筋。苍生未悉因何罪？北望神州日已曛！

　　此诗中间两联，如实地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而当年个人迷信处于登峰造极之时，此诗以“北望神州日已曛”作结句，指出种种惨象的根源是在北京的“红太阳”，可谓勇气过人，大胆之极！

３．史无前例的批斗整人

　　毛泽东之“最高指示”有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乎，上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干，下有基层千千万万的小干部，皆中箭落马。据传，夏衍被囚秦城期间有感于“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于是仿效清代之“剃头诗”，写下一首“整人打油诗”，幽默且辛辣：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坛的《三家村》，即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邓拓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而吴晗和廖沫沙，遭到无止境的“喷气式”的批斗。“喷气式”，为文革中在批斗会上对被批斗者采取的一种体罚形式。通常由几个彪形大汉架着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弯腰低头，同时向后使劲拉被斗者的双臂，使之高举，状如喷气式飞机，故名。廖沫沙有一首《嘲吴晗并自嘲》，写于遭喷气式批斗之后：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４．史无前例的冤案

　　文革时期，冤案无数。连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尚且被“斗倒斗臭”，最后冤死狱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岂可道哉！如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潘天寿，文革伊始，就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成为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并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受过无休止的批斗，潘氏的健康迅速恶化。１９６９年冬天，年届７３岁，身患重病的潘天寿，从杭州被押回家乡海宁去游斗。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拾到一张香烟壳纸，在上面写下其一生最后一首诗，不久便含冤病逝。潘天寿这首诗，道出当年无数遭受冤屈者的悲愤：

　　莫嫌笼絷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５．史无前例的冤狱

　　文革时期，处处皆冤狱，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冤狱。北京秦城监狱，当年就囚禁了不少受冤屈的共产党干部。著名作家关露即为其中之一。在一个寒冬之夜，在“铁门紧锁”的黑狱中，关露听见牢房旁边的自来水管滴滴嗒嗒之漏水声，更加难以入睡，心有所触，于是口占一绝：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钢管有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６．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写下《感事》一诗：

　　千古文章定知有，乌台今日已无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冯其庸所感之事，应是指自报X发表姚文元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摧残文化、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随之批“三家村”，砸“四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批判烈火烧遍全国。“臭老九”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如待罪之囚，似惊弓之鸟。宋代的“乌台诗案”，乃千古奇冤，当时尚有诗可批，然文革时期，人们皆收笔禁声，如鲁迅所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冯其庸“乌台今日已无诗”之句，何其沉痛悲愤！

７．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

　　文革时期之灭绝文化，打杀文化人之“焚书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门、学校、师更是首当其冲。当时的惨况，我曾亲历其境。２００５年秋天，我有缘在北京拜访了吴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退休老师。他向我展示了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首首皆含血和泪。其中一首为《感事》：

　　恶浪掀腾到学童，翻天覆地闹黉宫。千年师道成仇敌，万卷缥缃付祝融。

　　伦理沦亡惊世变，斯文丧尽叹途穷。春秋直笔评功罪，自有今时太史公。

８．史无前例的无耻

　　为林彪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黄永胜，曾授上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受林彪提携，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然黄永胜乃好色之徒，连其“老上级”、“大恩人”林彪的妻子叶群亦勾搭上。“黄叶”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后来林彪一家仓惶外逃，摔死异邦之后，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情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据传，叶群当时亦有和诗：“咫尺遥知心难静，孤燃灯光不成眠。万紫千红花无意，独念西山一叶黄。”可见，当年的政坛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实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诗词的创作特色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除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文革色彩和时代烙印之外，其创作过程、创作空间、创作氛围、创作方法及创作艺术，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１、监狱成为文革诗词的温床

　　文革时期冤狱遍怖中国各地，无数人因种种“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按广义而言，“牛棚”、“五七干校。”、“学留班”、“交代会”等，也是冤狱的一种。入冤狱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诗词高手，在此高压的环境中，满腔冤愤，只有寄情于诗词。另有一些人，原来并不懂格律，入狱之后，受教于狱友，也学会写诗填词。写诗填词，不需纸笔，有时只需记在脑海中。这是在冤狱中诗词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阅读文革之后出版的个人旧体诗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狱中所作。

　　如黄克诚大将，自１９６７年１月起，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被囚长达八年之久。据黄克诚忆述：“１９６７年四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此词即为《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此词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词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批之为“讥讽时事”，因而倍加审讯和批斗。黄克诚此词中所指之“英雄”者，当首推彭德怀元帅。

２、深藏不露的藏锋诗

　　文革期间，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为荒唐的文字狱随处皆是。随便一首诗词，一篇文章，都可以评为“反党大毒草”。为自身的安全计，人们皆以钳口封笔为上策。然冤愤难禁者，有的仍敢寄情于诗词，不过，不用“直笔”，而用“曲笔”。“藏头诗”、“藏锋诗”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最为著名的，首推国学大师文怀沙所作的七绝，后被钱钟书评为“浩劫诗压卷之作”：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是文怀沙（沙翁）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时所写下的一首诗。当时一位旧友李某（诗中之李龟年），传达江青要其写一效忠信即可获自由并可得重用。文怀沙遂题就此诗。结果被姚文元读出是藏锋诗，把每句的第六个字串起来，是“龟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文氏才未被枪毙。

３、严肃且意深的打油诗

　　打油诗体，虽多谐趣，但常流于俗气和油滑。然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大量打油诗，继承和发扬鲁迅以杂文入诗的传统，打油却是严肃，语浅却是意深，以杂文入诗，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革时期的打油诗，不少乃出于大家之手，如聂绀弩、李汝伦、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等。　邵燕祥乾脆把其旧体诗词结集名之为《邵燕祥诗钞·打油诗》。诗界对这类打油诗评价甚高。如程千帆评聂绀弩：“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如水有评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的《三家诗》诗选集：“他们的诗作，让人笑，更让人哭，让人沉思和反省，更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当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相传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此首刻划“臭老九”的打油诗，是何等生动且传神，一经传出，即脍炙人口。遭毛泽东痛骂为“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在 “文革”中当然在劫难逃。家藏四代图书典籍，被红卫兵抄家焚毁。还被像耍猴子样地以绳系颈，手持铜锣，在得胜门一带鼓锣游街示众。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４、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因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诗词充满了天安门广场。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的诗史上绝无仅有。天安门的“反动诗歌”，最为闻名的，乃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５、虚假、违心的歌功颂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浩如烟海的“颂毛篇”。其实，绝大多数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和空话。连“笔直”的胡风，也写下肉麻的《水调歌头》： “不可鱼无水，不应水无鱼。七亿中华儿女，共沐党风舒……”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在狱中惨遭折磨的田汉，居然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日记写下一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田汉在诗后还注有：“党的生曰，入党３５周年纪念。”如此“豪言壮语”的打油诗，更使我感受到田汉内心的痛苦。后田汉屈死狱中，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六、文革诗词的历史价值

　　文革诗词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我以为起码有如下几点：

１．文革诗词在中国诗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国诗史不能留下文革阶段的空白。

　　诚如李锐先生所言：“诗言志，诗言事，诗言情。我国自古诗歌相传，为中华文化一大特色……诗歌存史，是历代志士仁人的贡献……诗词语言精练，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易于记诵，便于流传，使人潜移默化，陶冶情操。这是我国独步世界的优秀文化传统。文革惨祸十年，受难者悲苦无告，惟有呻吟，有的化为诗歌。借此一斑，可窥全貌……揭露邪恶，伸张正义，正视历史，永记训，这是我们对待文革应取的态度。”

２．文革诗词与文革史实一样，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诗词，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刘心武先生为我所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一书作序，序言题目为《延续民族整体记忆，修建纸上“文革博物馆”》。其序有言：“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椿重要事件，在事发４０年事止３０年之后，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这探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钩沉’……‘文革’中当然也有人写自由体的诗歌，但古典格律的诗词，却大行其道，蔚成大观，在历史的大断层中形成了痕迹鲜明的‘沉积岩’，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多种因素化合的产物……每一人每一诗固然代表着一个生命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的独特状态，合成起，则又构成了相激相荡、相克相生、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的历史大面相、大趋势……延续民族整体起忆的工作是神圣的。”

３．文革诗词，一样具有千秋万代的史训价值。

　　广州的《当代诗词》开辟专登文革诗词作品的专栏《劫尘史鉴》，熊鉴为此题下七绝十首，首篇云：

　　沧海横流事足伤，十年无路可傍惶。吟成劫史供谁赏，留与儿孙作胆尝。

　　而熊鉴之《十年文革祭》，更是千秋不朽之大文。文中有言：“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熊鉴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诗词，镂刻在一道道花岗岩石壁上，屹立在广东澄海的《塔园》中——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文革纪念馆。

　　为纪念文革四十周年，我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也即将付梓出版。虽此书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希望此书能为文革史留下一个注脚，为巴金先生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馆”添上只砖片瓦。我下一步计画，是继续搜集和研析文革诗词，并完成另一部专著“文革诗史”。另一个构想，是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编一部像《全唐诗》那种体例的《文革诗词全编》，我将为此项神圣的工作献出余生岁月。

　　《文革诗词钩沉》之自序有我的一阙《临江仙》，且引此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游子心魂牵故国，难忘旧日云烟。十年浩劫史无前。霜风摧草木，血雨洒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泪，犹存断简残篇。挑灯觅句总凄然。钩沉诗百首，高抬贵手此中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