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敦子

翻开中共党史，有个习惯，一般是人去世以后才盖棺定论称为革命家或其它什么，活着的人大家还没有习惯成为革命家。这点与其它行业不同，如一个人写了几本书就可称为作家，跳几年舞，获些奖，就可称为舞蹈家，其它行业依次类推。

还有一个特点，革命虽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但是能正式称上革命家的，特别是能写进正式悼词中去的是少而有少，要是能加上伟大无产阶级几个字，恐怕更是寥寥无几。要是为革命牺牲了，能称为革命烈士或先烈，要是一辈子像党的教育那样，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报酬，像牛一样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恐怕死后一般只能称为革命者了。

这里我把一个活着的人戏称为革命家，绝对没有嘲讽之意，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也就是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引起别人的注意，否则每天网上发文不计其数，谁还有时间读你的文章。网友敦子是我从网海里发掘出的，具有相同革命资历，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又英雄所见略同的知音。我俩还有一个特点，都喜欢写些革命回忆录。

写革命回忆录，总得先交代一下革命资历。我对敦子说，我一生很复杂，小学毕业后就遇到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打砸抢，接着是农场，后来当兵入党提干上军校考大学研究所发明创造下海办公司个体，最后落魄到美国重新开始，打工开店生病，现在重新出山，干起了专业写手。敦子说，咱俩英雄所干略同，只不过没有过提干和下海办过公司。我说这两项很重要，少了这两项，到老了总觉得人生会缺点什么。

分析敦子的个人简历，感觉他对文革初期印象不是十分深刻，可能那时岁数还太小。也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也只有十三岁，相对来说，写起文章要充实一些。但我觉得敦子在文革后期有个完整的初中和高中，他的回忆录多来自那个时期。不同的是，文革时期，我遇到的是先是停课，后复课，只在五十七中上了几个月的初中，就给送到农场去了。所以说，现在让我回忆中学同学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敦子写中学同学写得很微妙，他写过一个外号叫“五香皮鞋”的同学，父亲是个八级钳工，喜欢穿一双翻毛皮鞋，我想那双皮鞋可能是钳工爸爸的工作鞋，那个年头工人阶级家庭能有双皮鞋穿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所以上学天天穿在脚上，时间久了，可不要生出“五香味”了。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后来到空军当了兵，入了党提了干，当了仓库主任，一次仓库失火，为了救在仓库里玩耍的女儿，他冲进火海，再也没有出来。

写革命回忆录，大牌革命家不用说，有大境界，大口号，大事记；一般人要写，必须有独到之笔，也就是说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提炼出某种精神，这是最难的。一位网友看到我在写空军大院，也提到空军大院旁的五十七中学，他给我讲述了当年发生在学校内一顶军帽的往事，那时青年男孩子喜欢戴军帽，就像美国人喜欢戴网球帽一样，这点敦子在回忆录中也常提到。

文革复课闹革命后，取消了升学考试，改为统一分配，空军大院司令部的孩子全部到五十七中学。这位网友看样子来自地方，他非常羡慕大院的男孩子每人都戴着一顶军帽，为了一顶军帽，他想到大院来的一个女孩子叫周向红。周向红的父亲是周宇驰，文革时是空军红顶军官。他借着学校排演革命节目的机会对周向红说需要一顶军帽，周向红第二天就给他带来了。他试了试太大，因为同学们都知道周宇驰现在是大官，提出要周向红回去换一顶。周向红再次回来说，她爸说了就这一顶，没有了。他当时的感觉是像周宇驰那样的干部连一顶多余的军帽都拿不出来。

我的记忆中，周宇驰是一米八的大个，头也特别大，估计是戴特号的帽子，那么大的帽子，一般个头的孩子戴肯定不行。这位网友继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周向红肯定把一顶军帽的事早已忘记，他一直记着。我向这位网友保证，等我与周向红联系上后，专门写一篇动情的散文，这位网友说，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把美好的永远记在心里。

穿过文革风雨的人，如今回首往事喜欢谈论文革，不管是赞是贬，都有自己的一套。可是很少有人记录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去世时群众的哭声。也可能是过去不敢写，怕写出来惹麻烦，现在敢写了，可是又忘了观察。这点敦子和我一样，当时都做了细细的观察。

敦子把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称为先帝，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在我眼中一直是个伟人，一代君王，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不”字。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去世的时候，全国人民哭声恸天。这里大概是三种情况，一种是真哭，而且是有感情地哭，因为当时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在人民心中是不落的红太阳，突然一天没了，叫人一下子感情上受不了。一种是做作地哭，想借着哭声像文革初期看芒果一样，到一趟北京，一些边远地区已开始准备，选出一些平时表现积极，毛泽东去世后又哭得特别悲痛的同志上北京瞻仰遗容，不过这回大家估计错了，中央赶快发出通知让全国人民就地以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三种情况完全是做做样子，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挤出点眼泪，流点鼻涕，搞不好地方干部会借机报复，当反革命抓起来，过来人都知道小心谨慎，碰上谁谁都要出一身冷汗，就连邓小平那个年月也对老战友老部下直喊小心。

不过，就在全国人民痛哭失去毛主席的时候，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哭，这些人就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也包括“四人帮”了。按常理说，他们离毛主席最近，应该感情比一般群众要深，不过他们当时在考虑国家大事，也就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最后要落到谁的手里，心里都在打鼓焦急，谁还顾得上哭啊。这点还是母亲最先发现的，母亲事后对我说，她在向主席遗体告别的时候，发现中央领导人个个神情肃穆，面无表情，看不出一点悲痛的样子。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敦子可能还在上中学，他描述过班里的同学痛哭的情景，他写过一个女同学，哭得过于伤心，突然头向下栽倒，前额碰地发出扑通一声闷响。我分析这个女同学当时哭的时候是闭住双眼哭的，人有一个特点，长时间闭住双眼就容易失去平衡。现在法轮功和某些教会也在要求信徒长时间闭眼站立，说这样做了就可以看到被神击倒的神迹。

那一天，我还在空二十九师导弹中队工作，好像我们正在助民劳动，突然接到回营房的紧急通知，接着广播里就传来毛泽东去世讣告，要求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我观察了周围战士的表情，一个个都注意在听，好像觉得主席身体好好的，突然公布去世的消息，觉得太突然。战士们大哭是第二天政治指导员带领大家读报纸学习讣告精神时开始的。这一点同敦子的回忆十分相似，那位女同学在家里可能没有哭，或者哭得不是太伤心，到了学校里，要么受到环境感染，要么想得到表扬，所以在班上哭起来要相对动容多了。

同往常政治学习一样，全中队的干部战士全部集中到一间宿舍，总共二十多人。平常都是由我读报纸，这次指导员亲自读了起来，我由于同指导员有些矛盾，故意坐的离他比较远。杨指导员是四川口音，读起悼词来抑扬顿挫，比我读得好，遇到这样严肃的事我还真不敢读。大概第一段刚读完，坐在指导员身边的几个战士先哼哼起来，接着哭声一个接一个，看着大家都哭起来，心里忍不住想笑，但又实在不敢，只能偷偷地抬起头向四周瞄瞄。

我注意到倪国庆，他同我一起从杭州二十八师调到二十九师，我们俩又同时提为干部。他平常吊儿郎当，可那天表现非常出色，不光是眼泪出来，鼻涕也流了出来，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心里想，今天倪国庆哭得这么伤心，指导员晚上点名的时候肯定要表扬他。

晚上，真如我想象的，指导员晚点名时指名表扬了倪国庆和其他战士哭出了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提到个别干部不哭，我想可能讲的就是我。当时我在想，我已同指导员矛盾加深，这时候即使你哭，人家也不会说你好的，只要不给小鞋穿就行了。

非常有意思，那段时间，指导员杨仲枢老和我拧着，老想在政治上抓我的辫子，我说当时国家形势不好，他非要说文革形势大好，我说邓小平的“三整顿”好，他非说我不反右倾翻案凤，那段时间，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对中央文革派深恶痛绝，只不过是不敢明说，我也是一天到晚牢骚怪话很多，杨仲枢一直在暗暗收集，我当时也有点豁出去的感觉，国家都这个样子，个人还求什么。庆幸的是，二十多天后，北京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这位指导员开始还死活不相信呢。

我想，不论是敦子回忆“五香皮鞋”，还是那个网友回忆“一顶军帽”，还是我回忆倪国庆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声，杨指导员的抓小辩，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然有的严肃，有的崇高，有的滑稽，有的做作，有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好笑，但绝没有嘲讽之意，完全是友情回忆。

01/3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