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事件，按满清大臣文详所述是"东洋一小国……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发出了"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就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每年投入海军经费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经费投入的60%！

　　就硬件装备方面来讲，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因此，仅从武器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来看，日本联合舰队要战胜中国北洋舰队是困难的。但结果却是，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 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 胜利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旧中国的军事何至于败得如此之惨。

　　一、失败首先从上层开始。

　　清政府的专制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从身居要位的历届海军大臣，到北洋舰队普通的一员，大家首先考虑的不是民族国家和军队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利害。再强大的部队，也难以抵御这种腐败的侵蚀。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海军！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以太后修圆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费，以限制李鸿章。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台柱，更加势单力薄。他不得不与醇亲王以及各位满族朝臣和好，满足醇亲王挪用海军经费(实际上削减海军实力)的要求。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就是这样一些人在掌握着北洋海军的命运！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军费投资就越来越少。海军只是他们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谁还真正为海军的发展考虑？
李鸿章这个早年对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临头，对危机的感觉却变得如此麻木。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他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李鸿章，和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海军经费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清廷之所以下决心"大治水师"，是出于面临危亡的考虑。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已被数次危局所证实。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

　　二、上行下效，结党营私，派系争夺，管理混乱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尔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末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刘步蟾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
　　在这种体制中的民族国家和军队，纵有铜墙铁壁，最终也会被摧毁；纵有匹夫之勇，终究无力回天。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后，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北洋军舰上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因此，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无暇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打仗用的舰船不但不保养备战，反而为了个人私利挪作他用。军队参与走私，舰船常年不作训练，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

　　由于只对上、对个别掌握着自己升迁的权势负责，而无须对下、对民族国家负责，因此，欺上瞒下，蔚然成风。平日里演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好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不明真相者还以为自己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呢！
　　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种军纪和作风，这样地腐败和糜烂，一旦打起仗来，如何不败？　　

　　三、训练松懈，不败才是奇怪的

　　先看布阵。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的命令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掎角鱼贯之阵。而到刘步蟾那里竟然变成了“一字雁行阵”。而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说明了什么？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也没有维持多久，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能复成型。

　　再看开战。战争一开始，平日缺乏现代素质的官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再勇敢的士兵，无人指挥，又有何用？这就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

　　再看战场厮杀。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定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日本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又有两炮未中。战场上只有由硬件和软件联合构成的实力，没有虚假和侥幸！黄海海战中，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文末加训练的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 旗令，此后遂无号令";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 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预料。
　　对军人来说，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是不能获得的。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淡无味的平日训练之中！金一南意味深长地说。

　　四、欺上瞒下，谎报军情，临阵脱逃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 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北洋报沉的日舰后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我军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金一南先生写道：

　　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毛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