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能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释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不科学。这句话从字面上来讲，“绌”虽通“黜”，但二者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绌”通“黜”时，意为“贬退”之“黜”，不是“罢黜”之“黜”。用贬退来释“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里就包含了三层意思：一将黄老从正统思想的宝座上拉下来，即“绌”；二不给其他学派跃上这个宝座的机会，即“抑”；三让黄老与共他学派均居在野地位，即对其仅仅是“绌抑”，而不将其“罢黜”。同样，儒学也只是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不是“独尊儒术”。

由此可见，汉武帝初期的思想斗争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把“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曲解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全是后来受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对策影响所致。

四、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后来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合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先生曾说：“董仲舒先生的这项‘对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议——引者），经皇帝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学思想的时代”。（6）这就是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百家就此消失了，只有儒学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尽管这种说法代表了中国和世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普遍性观点，但它与整个后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不合。

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是在武帝时期，还是两汉时期，亦或魏晋至明清时期，都找不到真凭实据。武帝是尊儒的，他在继位初期，确曾“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但是黄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史记·汲郑列传》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合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指武帝——引者）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他还在朝堂上公开用黄老批评尊儒的汉武帝、张汤、公孙弘等，不仅未受打击，反仍受重用。另外，武帝晚年还酷爱仙道，一心想成神。他这时用人的标准是懂仙道，看谁的仙道懂得越多，给谁的官就越大。结果朝廷上下，巫蛊横行，他为此不仅牺牲了太子，还牺牲了皇后卫子夫。后来，他的仙道梦都成了历史笑柄，以致唐代诗人李贺在《马诗》中曾讽刺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因此，能说他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

两汉是经学时期，其主旨是尊儒的。但其他学说也并未消失，不仅一直处野地位，而且仍有一定发展，还在政治领域“偶尔露峥嵘”。如：“申商韩”等学说。这一学说虽在武帝元年被黄老所罢，但汉统治者仍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并不时地向其吸取营养。《汉书·元帝纪》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中国封建统治者向来都是阳儒阴法（实际是阳儒阴术），儒术并用，纯用儒时没有。

黄老。黄老是道家的别称。金春峰先生说：在武帝时期，“道家思想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但它未被取缔，也没有消绝。不少学者、贵族、官吏，仍然不断地研习《老子》、从《老子》中获得灵感和智慧。两汉之世，研习《老子》的，据杨树达统计，约五十余家”（7）。任继愈先生也说：虽然“道家思想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但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它作为一股支流或暗流，始终存在着和演变着。”（8）

墨家。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在先秦就已中绝，汉初也始终没有恢复起来。不过，汉代统治者还是向其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后汉书·明帝纪》有一《申明科禁诏》说：“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这份诏书是打着儒家旗号出笼的，但儒家从不提倡节葬，以上举孔、曾、闵之例，非为“节葬”，实是当时太穷的结果。在古代，首倡节葬的是墨子，如《墨子·节葬下》：“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这是汉代统治者对墨子思想的批判与吸取。过去，有人将墨子中绝当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实非。

阴阳家，阴阳家在汉代一直未遭禁。《汉书·元帝纪》有一诏云：“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偷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永惟亟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免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以上可见汉代百家存在之一斑，怎么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不仅百家仍然存在，而且还发展出一种新学说——谶纬学。

谶主要是隐语，预言政治。谶虽在先秦就已有之，但发展成系统理论却是武帝以后的事。纬是对经而言，经为竖线，纬为横线，是对经学的阐释。谶纬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想。如《汉书·哀帝纪》载：建平二年，夏贺良向哀帝奏“赤精之子谶”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当即下诏，将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并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以顺谶语。王莽篡汉，根据即是谶。后来刘秀建立东汉，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也是谶：“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又：“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到了中元元年，刘秀还“宣布图谶于天下”。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许多儒生还以谶纬解经，现存残本《白虎通义》中，引谶纬就达二十余处。谶纬之兴，更说明汉武帝根本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魏晋至明清的情况就更复杂了。魏晋是玄学统治，玄学不是儒学，虽然其经典中有儒学的《周易》，但其本质是《老子》。南朝时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佛学，佛学也不是儒学。唐代虽复兴了儒学，但唐代的儒学与汉代根本不同，如果说汉代只是儒学的枝叶，唐代则是其主干；汉代儒学的经典主要为《五经》，后又增至《七经》，而唐代则是《十二经》，宋初又补成《十三经》。但唐代佛学依然十分昌盛，就连最笃信儒学的唐太宗，同时还是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即是遵照他的旨意。宋明至清的理学也不是儒学。虽然理学的典籍是《四书》、《五经》，但这时其意重点在注，而不在经，即是人们后来常说的“六经注我”，不是“我注六经”。朱熹的注已将儒学全变了味，尽管理学名义上打着儒学的旗号，实则贩卖的不是儒家的东西。因此，怎么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

其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众所周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思想专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只有“商韩”学说持此主张，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就是以这一理论为根据。除“商韩”外，其他学说均不主张思想专制。儒家在思想问题上的主张是：一、保护言论自由；二、应当进行学术批评。如《左传》襄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论语·为政》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据此，孟子曾“辟杨墨”，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闭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9）尽管孟子这里有点言词激烈，但仍属学术批评之范畴。因此，只要儒家在历史上真正占了统治地位，是不会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相反，谁若是坚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要受到严厉制裁。如：汉唐时期，人们都不否认这时是儒学占统治地位，请看《后汉书·桓谭传》：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 以] 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这里的“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不就是所谓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好的注脚吗？无独有偶，唐代的韩愈也是个公认的大儒，他在《原道》一文中曾深患唐代没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佛、老二教严重影响了儒学的传播，提出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也”。可是，就在宪宗准备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入宫供奉时，他上了一《谏迎佛骨表》的奏章，结果“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后经宰臣们极力相救，才免死，但被放逐。（10）正所谓：“一封朝奏几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1）这不也是所谓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另一有力注脚吗？

再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具体至某一学者的头上，也是难以做到的。不妨以董仲舒为例，《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这真是个大笑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却满口阴阳灾变，完全象个巫师，还要他弟子来教训，并险些丢了脑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董仲舒本人都做不到，怎么能认为汉武帝对此真正采纳并实行了呢？

五、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意义

既然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人为的学术谎言，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必须将其彻底抛弃，并以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取代而之。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上说，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才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基点。它承前起后，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直接联系。过去，理论界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误，所以对汉武帝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从一开始就倒入了歧途，这是需要认真纠正的。

从学术上说，董仲舒根本就不是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他非儒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他与先秦百家争鸣的关系是什么？他对后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贡献是什么？等等，至今未被揭示，理论界仍将其曲解为儒家！

孔儒代表不了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本质。现在一提中国传统文化，国内、国外的理论界都以孔儒来说明，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孔儒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古代不是一直起主导作用，即使在其起主导作用时，也不是其中的主干。孔儒与先秦百家学说及后来佛、道思想的关系是什么？孔儒的致命缺陷是什么？孔儒是怎样与其他学说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之大厦的？理论至今研究亦甚少！

商鞅、韩非等学说根本就不是先秦法家。商、韩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最反动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在历史上没起过任何积极作用。可是理论界却至今却仍然将其当作瑰宝！

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要想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绝不可能。

从现实上说：由于对传统文化本身的认识有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用这种批判继承来指导实践的问题上，很难不出问题。中国近现代三次大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之偏差即是如此。如：“五四”在全面否定儒学的同时，将商、韩的反动思想当作精华吸取。商、韩思想具有极端、偏激和愚民的政治恐怖主义色彩，对社会发展只会帮倒忙。由于商、韩思想得势，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变成了阿Q 运动。阿Q 是打碎了一块“皇帝万万岁”的龙碑，就自诩为革命成功；“五四”则砸碎了孔家店中孔子的偶像便宣告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结束，并说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运动。”事实上，“五四”不仅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出些有价值的东西，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五四”以来的最大学术冤案就是孔夫子冤案。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没取得积极成果。

“文革”全面地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衣钵，到处砸古迹，焚古籍，口诛笔伐乃至拳脚相加地斗争那些古文化研习者，以物质毁灭代替学术反思。更有甚者“评法（实际是术）批儒”，试图用商、韩学说的反动性来改造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饶有趣味的是：那些自“五四”以来就一贯“尊术反儒”的专家学者们，他们一个个地都死在或倒在了他们自己自制造的理论之下，演出了一幕幕新的“请君入瓮”！殊不知商、韩理论本身就是要整知识分子，要象消灭蠹虫一样地消灭知识分子，只有消灭了知识分子，才能“以吏为师”，才好实行愚民政策。“尊术反儒”不导致政治灾难才怪呢！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害亦于理然矣。令人遗憾的是：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却执迷不悟，仍在为商、韩思想的反动性在中国嗣机泛滥继续制造理论根据！

1989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虽对“文革”的错误有所警惕，但矫枉过正。在对孔儒进行新的评价时，不仅将其当作了传统文化的本质，还将其糟粕也一并当作好东西翻了出来，孔儒落后的一面是反改革的，这只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必须从传统文化的历史本来面目中探求，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必须予以澄清，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打开中国古代历史迷宫的科学的入口。

注：

（1）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

（2）（3）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 9 6 页、第3 2 2 页。

（4）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 4 0 ? 4 1 页。

（5）王葆：《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哲学研究》1990年1月。

（6）柏杨：《资治通鉴》（现代语文版），第5册，第83页。

（7）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7页。

（8）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第637页。

（9）《孟子》：《腾文公下》。

（10）《旧唐书》：《韩愈传》。

（11）韩愈：七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于南京“困 陋 斋”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部文稿》1994年3月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3月转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