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政治运动实录（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湘南一角透视

　　原载 著者萧一湘《天堂脚印》上册 第293-314页 1999年出版
　　
　　作者：82岁 萧一湘
　　
　　目录
　　 一、首次整党运动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组织（1950）
　　 二、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51）
　　 三、土地改革运动 （1952）
　　 四、三反五反运动 （1952）
　　 五、肃反运动 （1956）
　　 六、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6）
　　 七、城市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简称反资） （1957）
　　 八、共产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简称反右倾） （1959）
　　 九、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1959）
　　 十、农村三反运动 （1960）
　　 十一、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1960）
　　 十二、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1962）
　　 十三、四清运动 （1964--66）
　　 十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1966--1977）
　　 十五、写后感
　　
　　 一个县的政治运动纪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毛泽东执政之日起，就一直沿用游击战争年代“运动方式”来做一切工作，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游击战术确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建成一个大国政府后，一切本应按执政大国的正常规则运作，从法律治国入手。不幸的还是一切运用运动办法，政治用搞运动、经济也用搞运动、文化还是搞运动，仍然采取中国古老传统的人治方法，未能及时转向民主法治轨道。毛泽东只是把法律当作一种为我所用的附加手段，未能认识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方针。其实道德也只有纳入法律之下才能逐步普及，因为一个国家能有高尚道德的人数总是由少到多的过程，完全普及永远是难事，要能等到都能自觉讲道德时，那个国家早已不再存在了。这在哲学上就是叫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规律。即使领导人是好心，领导的事是好事，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全民才能在统一的法律下有统一的行动。我国的政治运动不少从发动的动机来说不能不说是好心好事，但所得效果却是求好难好；至于本来就是错事，那就更不消说了。所以1979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再不搞政治运动了。兹就常宁一个县的历次政治运动作一历史反思，让历史的事实去检验。
　　
　　 一，首次整党运动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组织
　　
　　 公元1950年开始，至1952年，常宁县共产党开展首次整党运动。内容主要是整顿老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新党员组织和思想上的不纯。当时中共常宁县委班底都是由山西南下来的，除了县长、县委宣传部长略有小学文化外，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还有部分刚从北方农村不脱产的村干部直接调出来者。其中一支是太行地区的，一支是晋中地区的，太行派掌握权力大，排挤晋中派的人，致使晋中地区有几个区委书记和区长被迫逃回了老家，这种闹宗派问题，本是整风重点，但是县里大权掌握在闹者们手里，农民的狭隘思想，决定他们难以去整自己。于是重点只整顿新党员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其时，常宁有３支地下党组织，共有党员75人。还有３支其它革命组织，
　　 这６支革命力量，不费一枪一弹，没有动乱、破坏，在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尚未进城就和平解放了常宁。南下干部一到，大家便马不停蹄地投入接管、征粮、减租、反霸、清匪肃特、抗美援朝等等许多艰难危险的工作。没有休息一天，突然就要整顿，当然在一场巨大的急剧变革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整顿一番也是应该。可是这一整顿，几乎所有的地下革命力量一下子消失了。
　　 烟洲组织，因其上一级组织被取消了，该组织亦遭株连而被取消。仅仅承认其中两名党员。功不消说，有的还坐了共产党的班房。
　　 北乡支部，主体成员是农民，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发展了一点国民党的小吏，甚至有意发展点特务。当时所谓“反戈一击”、“弃暗投明”、“既往不咎”，已成昨日黄花，或杀或关，有的竟成了刀下之鬼，如果有法治，发现有新的违法行为，犯到哪里就依法处理到哪里，是否可能避免滥杀、错杀，是否还可能更调动人的积极性呢？也还避免后来平反的难度？
　　 自诩出身历史清白，又有文化的常宁文教支部成员，但又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相信不过、靠不住 ，或他调异地，或借故清出党门，内部监督使用。而且经此一击，给日后连年政治运动留下了难逃的劫难。
　　 到1952年，因各种原因共清除出党的57人，占地下党员总数的76%，其
　　中判刑７人，被杀７人。
　　 民先队成员，后来除刘世辅及早调离县境外，（过后还是逃不了“反右”运动）整个组织都不被承认。成员还因这个组织被怀疑而整得死去活来。吴集贤“肃反运动”中，跪在瓦砾上受审，皮开肉绽，唐势豪因受这个组织的影响，打成右派兼反革命就患了20多年的牢狱之灾。
　　 民盟组织，因县级一律停止活动，无形消失，成员遍遭怀疑、挨整或被镇压。
　　 湘游一支队，被认为是投解放之机，杂牌队伍，成员复杂，不但不被承认，反当作为历次政治运动批斗的“活把子”。
　　 所有这些组织与成员，受压30年。直到1979年共产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所有革命组织都被承认，人人都得以平反。对其成员，无论存没，皆作了妥善处理。
　　 案虽结果，但一压几十年，人的黄金时代白白流逝，子女跟着受罪，又浪费一代，国家人才资源白白流失，社会进步，迁延岁月，损失之账，无法算清，不过总算天理不灭。
　　
　　 二、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
　　
　　 自1950年春至1951年7月10日止，在减租反霸运动中，全县174乡，已有123乡、30万人口完成，剩下48乡、10万人口的地区，待土改运动时结合去搞。这次运动，所得胜利果实，折稻谷73494400斤，内黄金607.3两，银元22,247块折成的稻谷。
　　 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破获匪特武装12案、特务４案，各种反动组织９案，其它抢劫、暗杀、破坏12案，共计37案，总共捕获匪特、地霸等反革命分子1,427人，镇压514人，（其中国民党师团长14人。）判刑229人，其余训教后交群众管制439人，尚未结案200人。
　　 社会上镇反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的干部中，亦逮捕6人，其中枪决４人。
　　 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杀他一批也是应该，这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都有很大作用。但是否真有那么多反动组织，又是否一定要杀这么多？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正因为如此，才平反了一大批。
　　 从知识就是生产力角度看，历史上知识多掌握在有产之家，人才培养不易，对于建设国家，也是一笔财富。1949年民国政府常宁县长欧阳耆，整理好档案，率领部属，礼帽长揖，步行出北门迎接解放干部，纵然投诚，也难保一命。虽然当过地方检察厅长留学日本的郭彝尊，辞职归田多年，年届古稀，足不出户庭，潜心研究中医数十载，成为一位名老中医，理论实践，皆冠一县，非数十年之天才勤奋者，难以得之。且在当地，深得民心，也难逃一劫，就是二例。至于大批起义有功人员，绝大多数横遭镇压，都有损党的声誉，给后来平反造成很多困难。这也只能从一场大变革中难免去理解了。
　　
　　 三、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和部分富农土地、房屋、浮财，无偿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贫农。以此，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场运动，组织干部、中小学教师、农民翻身队以及外地前来参加土改的工作队共2,491人，分别派驻各乡的贫苦农民家中，和他们实行“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起来向地主清算斗争。全县地主5,114户，其家庭人口23,470人，斗争3,708户，4,750人，逃亡262户，自杀443人，（其中非地主96人，）镇压323人，判刑507人，没收地主及各类公产田311,245亩，旱土9,942亩，山林716.3万亩，耕牛1，757头，农具23,310件，房屋42,783间，家具、衣被168,565万件，稻谷（包括金银折谷）199,528万石，250,430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人平1.26亩。
　　 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早为世所公认。远在资本主义国家，已都先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改革。虽方法各异，但效果皆佳，生产力得到发展，例不胜举。例如台湾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张，对于地主不能耕种的土地，统由国家用较低价收购，转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买者可以分期付款，卖者一般不付现金，由政府发给“工业券”，促使地主转向工商企业，结果工农业都得到发展，也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不过封建土地所有制，乃历史产物，并非都是某些人为之过。改革一种社会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杀之过多，不就少了一批生产力吗，尤其正当共产党全面开展经济建设急需知识人才，自己又没有，培养又来不及，就是培养也得要师资资源嘛！这些都需要利用原有人才之际，似宜以少杀为好。虽然上面说“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但是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而启用的执行者，却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而且又是一哄而起的运动形式，于是常宁绝大部分有知识的地主官绅，除了当时逃出者外，几乎很少幸免者。中共大革命时期早已是湖南区委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萧石月烈士遗孀，孤苦宁丁，为死难丈夫守节，苦熬30年，全靠仅有的20来亩地生活，共产党来了，不但得不到照顾，反被划为地主，生活无着，只得另行改嫁一贫农，以求苟全性命。曾在云南当过法官但1949年即潜赴香港劝导两个在国民党空军的军官儿子起义的周本仁，回乡后，竟被活活打死。不能不给人民政府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四、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7月30日至8月12日，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参加运动605人，占总干部职工数的73%，揭发贪污十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后来新币一元）以上者122人，而万以上者19人，处分38人。暑假，又集中全县教师进行“三反”。“五反”是对工商业者，无资料且缺。
　　 农民干部一进城，看到城市的五光十色，眼花缭乱，染上腐烂生活，通过这次运动，教育广大干部，煞住歪风，起到及时雨作用。但是所使用的方法，是用的群众政治运动，而不是法治，群众一哄而起，大批大斗一阵，很难弄得清楚。后来落实结案，带来很大困难，有终生不得结案而不能再被启用者。有的被弄得自杀而终生不得清白者，也有的真正贪污分子反成了反贪积极分子，给人留下只要人缘关系好，运动中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运动就好过，结果为后来留下反贪不断，贪污不断的后遗症。例如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宗光，怀抱情妇指挥整他人，造成全县腐败大集团，一个县委大摊子除个别人外全烂了。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每次少不了反贪污的内容。因为以后二十多年干部一直都是最低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又长期发展缓慢，而治贪没有正规法制。
　　
　　 五、肃反运动
　　
　　 几年来通过对社会上镇压反革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党政机关、企业、学校也夹在其中搞了，这次又专门来个内部肃反运动。早在1956年9月，就抽调257名干部查阅档案1021卷，查出有下落的“敌人”42,421人。其实这个数字当中连一般旧政府的职员和全县所有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圈子会员统统算计进去了，其中有268人正在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3月份成立了15个“五人小组”，分３年４批搞完。第一批在县直机关、区级和部分厂矿、中学中开展，参加人数3,177人，被调查对象298人，调查的问题1,330个，斗争60人，自杀６人，逃亡１人。在县、乡、村的主要干部中，前后参加的总人数达20,110人。最后被定名反革命分子395人（几乎都是不脱产的村干部），开除41人，判刑47人，结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439人。几年来过了多次筛子，越筛越有。当时县委一书记吴若虚看到肃反运动专搞斗争和被斗的人很多、时间太久，连正常工作都受到影响，可后来县直机关几乎没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他不无感慨地说出一句：肃反本是为了搞清问题，现在反而越肃越乱了！为了这句话，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就算他一条罪状。这是后话了。
　　
　　 六、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7年春夏之间，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富裕中农对激进地把田地收归公有的合作化，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劳动得来好不容易，谷子尽端了出去；对余粮统购过头作法，有些不安，认为多劳不能多得，懒人反而有福；对某些干部工作作风恶劣，也存在意见。
　　 根据上级指示，对广大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反动派（简称反资），于8月4日训练7,000余人骨干，同一支17,000余人的宣传队伍，开赴农村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引导群众提出137万多条意见：属于粮食统购方面的占31%，属于合作化方面的占25%，属于工农关系方面的占14%，属于干群关系方面的占12%，其它占7%。
　　 鸣放出来了，便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立即组织反击。共批判斗争1,732人，批判后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杀20人。直到20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末，才得到平反。
　　 其实，这些中农都是农村最好的生产力，也是那些贫农向往奋斗的目标，他们再怕做地主富农，但确实想成为一个温饱型的中农，现在看到没有剥削，只是通过勤劳而得温饱的中农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不能不寒心，对将来前途感到迷茫。而另外一些懒惰的人，则看风使舵、吃漂、争抢运动积极分子，一种中华传统的勤劳美德在这里大大贬值了。
　　
　　 七、城市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简称反资）
　　
　　 1957年9月12日起，接着城市开展“整风运动”。第一次大会1,883人参加。其时，北京已经如火如涂地开展反右斗争，照常规真正的反动派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自跳火坑，人们还以为真是帮党整风，于是在共产党主持的各种会议上，用口头、书面、帖大小字报等形式来鸣放，计帖出大小字报2,142张，点名批评领导的就有203张，共鸣放出大小字报42,383条意见。
　　 根据上级分的“右派”任务指标，有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证据”，于是马上组织反“右派”斗争，这一次就划了59名“右派分子”。
　　 寒假，集中教师1,135人“帮党整风”，不识时务的书呆子，又被引蛇出洞之计，致使251名教师，各领“右派”帽子一顶。
　　 同时，在工人、学生中，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名义，将21名工人，学生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整个运动，共划“右派分子”317名，（其中干部59人，教师251人，医生５人，工人２人，学生因上面不叫划，只是批斗，开除，没有留档。其中105人被划为极右分子、兼反革命分子双料货者，判了33人的刑。所有“右派分子”中，除个别特长而又急需要留用者外，余皆遣送回原籍，交群众管制或集中劳动改造。留下教书的，上课学生不起立，下课由学生监督劳动，晚上不是写反省，就是挨批斗，于是自杀或逃亡他乡者有之。
　　 1958年，又乘余兴，回马一枪，重点批判71人，内定为“严重右倾主义者”。这些人只有老老实实做事的权利，只是劳动工具而已！想再被重用，已经无望，而且每遇运动一来，便以“活把子”首当其充。本年3月6日，接着下放干部245人，上山办林场者75人，进工厂做工者55人，下农村务农者115人。幸遇“大跃进”，各方面需人孔急，又被抽了回来。
　　 1961年，摘掉部分人“右派”帽子，这些人在群众监督下终日惶惶，像小媳妇样干活，做梦也担心当“活把子”使用，群众仍然叫他们“摘帽右派”。
　　 所有以上这些人，直到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才重见天日，全部得到平反，并妥善得到安排，对死亡57人，给予抚恤。有人还说，现在扶右派分子上天了。其实，对右派分子的摘帽，不仅仅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是为了挽救知识，挽救中国，挽救共产党。因为要知识才能救国，已经迫在眉睫，如果现在还只是口喊救国，再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谁还愿意去做中国最下等的“臭老九”的接班人呢？
　　
　　 八、共产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简称反右倾）
　　
　　 每逢上面刮风，下面必下雨。1959年共产党中央批判了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下面就层层布置“反右倾运动”。9月21日，常宁紧跟开展“反右倾”运动，历时4月，参加运动的县以上机关、厂矿、企业、学校74个单位的党员686人，其中县委委员19人，科局长120人，公社书记15人，在党的会议上，诱导人人开口，用大字报、交心书等鸣放方式，交出各种意见和问题6,975条：属于党的领导方面的964条，总路线551条，“大跃进”1,943条，人民公社894条，大炼钢铁722条，市场供应467条，其它2,352条。这本来就是就真实反映了人民对“三面红旗”的意见。
　　 口说无凭，准备批判的材料出来了，紧接着开展大批判、大斗争。定为党内重点批判的对象82人，其中划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计13人，定为严重“反党”的69人，其中开除党籍３人，留党察看2人，撤销职务６人，其它处分者２人。县委一书记吴若虚、县长曹正初皆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而积极领导反右倾的一县头头，却恰恰是那些半文盲的严重腐败分子。
　　 到1961年，虽然这些曾经被批判过的117位干部，陆续恢复了党籍，安排了适当工作，但仍然留下了尾巴，长期影响了他们的合理使用。直到1979年以后，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年岁摧人，力量过时矣。
　　 附录：当时县委一书记吴若虚，在大跃进中自己也搞了很多东西，但为什么又批他的右倾呢？这里摘录他在一次县委扩干会议上的讲话：“一年多来，各项事业盘子太大，步子太宽，基建任务太大，于是劳力紧张，建材都集中去了厂矿，运输也紧张。上面对下，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抽调劳力、物质）、三提款。于是下面对上就拼命瞒产私分。无偿供给部分又搞多了，劳力就分得少，强弱一拉平，劳力那里还有积极性？干部浮报产量，群众又敞开肚皮吃，红薯吃心，甚至不收，烂在田里。这些问题，带来恶果严重......”
　　 从这段讲话来看，可见当时基层干部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见当时再反右倾已经大错特错，但还是逃不了批“右倾”一关。
　　
　　 九、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1959年9月，紧挨着党内“反右倾运动”，又在农村掀起“整风整社运动”。上级提出，这是一次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运动。参加运动的有生产队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15,612人，同时15个公社、12处水利工程上的干部、民工参加辩论者18,124人，共批判399人，逮捕65人，劳教17人，拘留104人，交群众管制17人，被辩论后认定为“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而自缢身亡者16人。
　　 时至30多年后的今天，更看出所谓“三面红旗”，就是主观意志的产物。即使是真理，那种纯靠镇压手段，也是无法保住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检验师。
　　
　　 十、农村三反运动
　　
　　 1960年6月3—15日，全民都在过苦日子饿死人的时候，县委还在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2,808人参加反贪污、反盗窃、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重点批斗76人。8月15—31日，运动又莫名其妙地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重点批斗112人。随后，全县层层开展，参加运动的15,582人（含农村不脱产干部），有3,230人贪污，退赔340,137元。最后定案728人，受到不同名义处分的365人，搞了半年才结束。其实这时农村已经因饥荒饿死人了。饿死也无法挽救。
　　
　　 十一、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
　　
　　 1960年11月，上面着手纠正自1958年以来干部队伍中产生的“五风”错误，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简称五风）。这本来是干部队伍内自身的事，但认为这是党内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即于1960年12月15日，对15个公社开展整风整社。提出这次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重点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2,157人。内老上中农1,297人，新上中农384人，五类分子464人，其它13人。
　　 田土早已归到人民公社，老上中农已经一无所有，又冒出一种什么“新上中农”来。原来他们的生活比贫农好了点，又发明了个“新阶级”。只有大家守着这个“穷”字，大门口永远挂着“现有贫农”牌子，才能光大明楣似的。
　　 先杀杀党外这群“鸡”，才好给这批党内“猴”看。于是1960年冬，在农村对大队以下干部开展“整风整社”运动，23,958名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党员4,958人、非党员18,709人）参加，重点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认为这些人的乱来，是原来的阶级敌人钻进来了或者已经变成敌人了。
　　 既然犯“五风”错误的是“阶级敌人”，反的方法当然沿用老土改办法，把原有班底一脚踢开，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寻找还是穷得叮铛响的贫农根子为新积极分子，扩大战斗队伍，打击哪些被新认定为“敌人”的基层干部，再从他们手中把权夺回来。利用群众斗争群众，把新积极分子扶上台来，取而代之。
　　 12月25日，县里开189人的三级扩干会，用小组鸣放和大字报方式，首先帮助县委揭发五风问题642条，属共产风258条，命令风89条，浮夸风117条、瞎指挥风121条，特殊化风57条。县92个直属单位犯有五风错误的有49个，平调下面财物552,099元。
　　 1961年1月20日，开县、区、社三级扩干会，参加运动2,835人，犯有五风错误的有217人，内严重的53人。
　　 通过以上各种批判斗争，挑出认为有严重问题的486人，由县社两级集训、批判、拘押、限期交待。计拘押142人，判刑40人（内基层干部27人，五类分子13人）。国家干部清洗214人，新选大队干部以下干部4,627人，用以代替原有干部。
　　 这五风源头，本来绝大部分来自上层，上层要“大跃进”，就有高指标，超过实际的高指标，本身就是制造“瞎指挥”。完不成就压，压得下级喘不过气来，就会做假，“浮夸风”也就出现了。完不成，除了“强迫命令”，还有什么办法？他们总是农民革命嘛！
　　 经过清理，各级共平调生产队的资金39,958,310元，（专署平调414040元，县平调27,950,042元，公社平调11,590,828元，）这些平调去的钱，主要是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平调基层的现金、实物、劳动力。省里先后拨来140万元，县里分期分批退赔。笔者无数字，暂缺。
　　 这次运动至1962年2月结束，但又没有结束，新上来的干部打不开局面，穷久了，一旦掌权，家里揭不开锅，自然钱再也拿不出了，甚至比老干部还厉害。原来挨了整的干部撇了一肚子气，一旁观风，工作开展不了。这种过分追究社队干部的责任，他们有怨气、不愿干、怕干，全面消极怠工。后来，中央承担担子，对下面的问题一口风吹了，并对已挨整的干部甄别平反，再起用原班人马，才逐渐转过弯。
　　
　　 十二、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
　　
　　 1962年底，上级突然提出要紧抓阶级斗争，以“五股黑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即反“单干风”、“投机倒把风”、“偷盗风”、“牌赌风”、“迷信风”。才填饱一下肚子，又要整人了。
　　 事情是这样的：1961年，“大跃进”实践检验错了，人心不满，出勤不出力，生产上不去。基层干部或害怕，或好上爬，层层浮报虚夸，社会上已经出现饿死人现象，公共食堂这碗大锅饭再也无法往下端，为了活命，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解散了食堂，土地包产到了户，集市贸易亦已自发开放，毛泽东被迫也只得宣布解散食堂。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起死回生作用，社员到处开荒，每家仅开荒地的麦子都收了好几担，比生产队一年分的都要多几多倍。连党政机关也都到乡下找地种杂粮，以治干部的浮肿病。这种“活命术”，后来却被称为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农产品有了剩余，就要到市场上交换，商品要流通，就要有转手贸易者，这就被称为所谓“投机倒把风”。人们饿坏了，也就被饥寒起盗心所迫，社员家里反正光光的一无所有，只得到生产队仓库里偷点粮食，便出现“偷盗风”。人们长期处于生产生活紧张之下，思想已禁锢了很久，一旦肚子填满了，精神也想放松点，想玩玩，这就出现“牌赌风”。人们终年劳累，反不得一饱，在他们还懂不了这个道理的时候，自然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这就出现了“迷信风”。1962年，人们肚子才填饱了点，精神上稍为舒畅了点，马上来了个反“五股黑风”，又是层层整顿，压了下去。而且还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反“五股黑风”反的结果如何呢？田地都收到人民公社大集体去了，大家又来吃大锅饭，批斗一阵，一些得了点利的人，都被税收、罚款、没收到国家去了，因未掌握资料，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