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清运动
　　 一纸全国通报，引进万人工作团
　　
　　 1963年秋，来了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以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大既是后来看到这些内容突不出阶级斗争纲，涵盖得不全面，便发展成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这就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丹”。1964年6月12日起，由省、地、县共抽调1,027人的社教工作队，省98人，地区17人，县由下面调不脱产的大队干部380人，余皆由县直机关、企业中抽调，分批进行。
　　 后因常宁出现县委领导成员腐化集团，全国通报了，中央、省委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认为非常严重，决心用五、六年时间，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搞彻底。
　　 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万人社教工作团”，进驻常宁。下设十个分团，分驻５区、１镇、３７个公社和县、区的１０６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团成员计有衡阳1334人，衡山1,117人、衡南1,415人，祁阳1,420人，衡阳市247人，南398人，省委机关324人，地委机关700人，本县干部都处在挨整地位，只有207人分守一个公社，工作团实有8,484人。
　　 更为往深处认识的，出现“四不清”是阶级敌人钻进来掌了权，又是采取原来搞土地改革老办法，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成新现有贫农为主的新阶级战斗队伍，打击原有的“敌人”干部，各级成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甩开原班人马，一个地方，党政大权悉归工作队，逐步扶持贫协作主。
　　 第一批参加运动的对象有21,204人（内党员4,615人，非脱产干部19,208人）。白天劳动，晚上接受审查、批斗，发动“贫协”斗争“四不清干部”。采用对敌方式，紧极一时。有因家里抄光，典卖衣物，甚至自杀者。
　　 1965年1月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２３条）。大多数被整者，相续被解放出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34人，判刑或劳教者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4人。
　　 运动仍然陷于老循环，新扶持的贫协成员仍然担不起担子，而且不少人一样乱拿、乱要，比原有干部好不了多少。运动后期建政，仍然要请原有干部上台，工作组还磨破了许多嘴皮子，才把这些挨过整的原班人马请上马。
　　 9月，第二批再调集1,388人，搞剩下的22个公社，无情打击，仍有重复。不久，紧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冲来，“四清运动”工作团匆匆撤离，运动也就夭折，所谓“贫协”无形消失。这次培养提拔上来的最穷的贫农根子的贫协主席，无形失去权力，反被人们轻视。
　　 党的11届3中全会后，凡是四清受过处分的人，大都平反，新划的敌对“分子”，也以不合法撤销。
　　
　　 附录：
　　 1964年8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烂变质问题的决定》。内称：1963年春，揭露了常宁县委主要的严重问题，五个正副书记，四个乱搞女人，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腐烂透顶，自1957年以来，利用职权，强奸、调戏妇女69人，王、张、何三个书记，同与一名女干部（笔者：县委办公室主任）长期通奸、安插亲信、包庇坏人；1961年张宗光派人去广州非法套购黑市手表，削价卖给科局以上干部，套购工业用布27万余尺，克扣私分民用生、婚、丧等专用布票3.2万余尺；（摘者按：当时每人全年仅有3尺布票。）互相包庇、同流合污。为了纯洁党组织、维护党纪国法，挽回影响。对张宗光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另三名撤职降薪，一人病故，不再处理。改组原县委，自外地调进6名重组县委。事件中央通报全国。
　　
　　 十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
　　
　　 幕启
　　 1966年5月下旬，中共常宁县委组织上千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的。6月8日，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对县一、二中派工作组。14日，一中把工作组赶出校园，县委认为这是破常规之举，立即开展反击。20日，即批“三家村”抓“黑鬼”（“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中青年学生教师王莳德早在四清时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名《中国向何处去？》。其实内容只是说了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太多了点。但是在那个年代毛已上了神的地位，那还了得，于是“现行反革命”出来了，批判、斗争、戴高帽、游街、挂黑牌。当即逮捕，全县开展大批王莳德、李康清。
　　 点火
　　 6月8日，群众掀起破“四旧”浪潮。以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由，人们像发了疯似的，成群结队地拥向千家万户，抄出的书就烧，见门窗床上有花雕就砸，管它什么文物、文献、神堂、寺庙，一概捣毁了。常宁经过历史政治运动的筛子早已幸存无几，再经这一次算是扫地干净了。历次运动也没有破坏的常宁县一中多年收藏的图书，这次也荡然无存了。新中国前常宁留有的２００多座寺庙，经过这次，已经无一幸存了。
　　 9、10两月，先后两次红卫兵师生数百人，组成赴京参加毛主席第三次、第八次的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反正吃饭、坐车、睡觉都不要钱，火点起来了，全县到处抓“走资派”批斗，一条大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历史或家庭问题者，概以“牛鬼蛇神”帽子戴上。这种破常规的场面，县委非常被动了。1967年2月，县委、政府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到处揪斗“走资派”，多如牛毛的造反派内部则被争权夺利，各吹自己派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真左派而相互打起派仗，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陷入瘫痪。
　　 5月，武装部出面，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行政府职能，勉强维持日常工作。
　　 惨 杀
　　 在无政府状态下，新田县发生乱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也包括他们的子女）之风传到常宁，到处流传四类分子组成“黑杀队”要杀农民了。谁也不敢去证实，不需分真假，一些凶残暴徒，其中有农民，也有基层干部，无法无天，乱杀“四类分子”，甚至他们的子女。一位青年退伍军官（地主子女），竟被乱石砸死在马家桥下。
　　 1967年9月30日，庙前公社石马大队，一伙暴徒，公然摆设“农民最高法庭”公堂，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次用鸟铳、梭标、木棍惨杀了27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一个贫农向大队书记请求说：“我该死！我该死！不该讨了个地主子女做老婆。老婆万死也该，但是请求留下我的一半。”书记反问是什么回事？贫农说：“她肚子里怀了我的一半。”书记惊呆了一阵说：“没有最高指示，暂时不作处理。”共和国的法律尊严在哪里？历史上坏消息总比好事情飞得更快，于是迅速传遍最南区罗桥，而宜阳，而阴田，而水口山等大半个县。不久，由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去，才得以制止。
　　全县据政府统计数，共惨杀无辜80余人，较之邻县新田杀了7,000多人又算是小菜一碟。惨杀手段，更有叫被杀人自己挖洞用石灰活埋者。一个被改造了20年的地主儿子在新力公社被活埋后，不几天，为了斩草除根，把剩下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9岁的儿子，也一齐活埋了。街上有次瑶塘公社一农民被造反派用皮鞭活活打死。县一中造反派红革会头头活活打死体育教师陈积强，教师唐国新被迫自杀而死，死后，命令两个出身地主资本家的教师用藁荐卷起乘夜抬到山勾里给狗吃了。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不胜枚举。
　　 顶峰
　　 1968年8月27日，人民解放军驻常领导小组进驻县委、人委机关“支左”（即支持革命左派）。全县组织32个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领41315名队员，分别驻进区镇、公社、学校，行使党政领导职权。原班干部靠边站，或被打倒，白天挑水做饭、扫厕所、种地、挂黑牌游街、挨批斗，晚上写检查反省。
　　 9月2日，县委书记廖仁柯等9名科局长以上干部抓进了监狱，受犯人迎接。
　　 9月15日，成立以解放军为主的有造反派代表和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为“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
　　 3月27日，对邮电、银行、财政实行军管。因为天倒下来还得要饭吃，不能丢了钱袋子，还要通消息。老百姓的血汗钱被征到国库，提供打内仗，让他们乱打胡来。
　　 10月，全县开展“三查一清运动”，（即查敌情、查海外关系、清理阶级队伍）。可怜又有多少人遭殃。
　　 11月县直机关所有成员（除邮电、银行、财政外）都被拉到党校、或农科所集训学毛著、搞劳动。美其名曰进“五七干校”。
　　 冬，遍地开展“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像章满胸前，毛主席语录歌遍山川，“红宝书”（《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台家家供，忠字牌子金光闪，忠字舞蹈处处跳，“忠字室”遍设在机关。更加人人“早请示，晚汇报”，肃立在毛主席光辉前悔忏。活像教徒门在教堂里做礼拜。这时候，人人好像都反到封建王朝的世界，在昏昏的迷宫里乱窜。
　　 1969年1月，要求干部人人申请下放，上面批准。于是411名干部背着包袱，拜别紧跟多年的毛主席，抱幼牵稚，回到那无家可紧的老家。回为他们都是地富家庭出身的老实人，打倒还不够。1971年7月，又来个所谓光荣还乡101名，这年里，城市知识青年2402名，纷纷敲锣打鼓，含着胸中的泪水走向农村，寻找他们的新家。
　　 泰山压顶式的“三查一清运动”后，接二连三又是“一打两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又是“斗批改运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搞得人人手颤脚抖，禁襟自危。“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
　　 尾 声
　　 1971年1月，开始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直到1973年7月，解放军才退回军营。原班干部，绝大多数又登上了自己的原座。所谓赫赫一时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红卫兵，七零八落地无形退出了历史舞台，“光荣”地完成了他们打猎围山任务，原来的紧跟，可以大义灭亲的凛然义气，直到这时候才逐渐明白自己的糊闹。
　　 1976年9月18日，全县共设8个灵堂，21万人悼唁，没有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结束。但是回光还在返照，1977、1978两年，在以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口号下，再搞了一个“一批、两打、三清运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和清政治、清经济、清队伍）再续一个“一批、两打、三整顿”批修正主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阶级敌人破坏，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领导班子），点火人灭了，而阶级斗争的余火未熄，还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阶级斗争的幽灵还在到处游荡。直到1978年底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才算初步清除“文革”的明火余焰。
　　
　　 逸芳氏曰：
　　以上诸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令人难解者，并非常宁小小一个县所独有，更不是常宁人生而好斗、不讲人性、不讲友爱，必须从全国政治气候大局上去探索，就是由来已久的“极左”思潮。为什么毛泽东亲手打下来的天下，又亲手把它打烂呢？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安日”呢？搅得周天混彻呢？
　　且不说所有剥削阶级的消亡应该有它的条件和过渡时期，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不久，所谓“保留富农经济”，接着富农变成了“四类分子”中的老二。所谓“团结中农”，不一年，接着中农成了农村的“资本主义”斗争对象，不少人还被斗得死去活来，而且已经“余粮”交了国，田地入了公。1957年城市反右扩大化，收入了历史，平反改正，出台了政策，可1956年的农村“反资”，竟然淡化得无踪无影。贫农中由于勤奋，生活过得稍为好点，又被划成“新上中农”，变成了“资本主义”，甚至还有的“晋升”“新富农”、“新地主”，即使你加入了共产党，当了干部，还得一朝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直到党内的“反党集团”、直到党内出了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位司令竟是党的二把手、国家一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块纯而又纯的“极左”筛子，把中国公民差不多筛得没有了，甚至人还没有到公民年龄，就成了剥削阶级“狗崽子”。结果 越筛越杂，筛出了毛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共产党的副主席林彪反革命分子、毛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旧剥削阶级永远存在，新剥削阶级不断产出，于是阶级斗争也永远了无终日。
　　 原来划阶级标准是以某个时期个人掌握生产资料的量而定，演变到后来看谁生活好、谁有不同意见，也不管意见是否正确，都被视为划分敌对阶级条件。划阶级的标准既然是个“变数”，斗争自然也就无所谓“序”了。奇妙的阶级斗争“万花筒”！
　　 为什么钻到牛角尖了呢？出发点似乎是有鉴于历代农民革命皆闹得半途而废，掌权后即变质，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为走出这个恶圈，毛泽东便反复让底层群众用政治运动方法起来造当权者的反，以为这样就能迫使当权者不敢乱来。你要乱来，“老子就揍！揍不变，就滚！”再让一批同素质的新人上去，而且还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思想的轨迹吧！
　　 有人因毛泽东伤人过多，就说他是秦始皇，笔者到不以为然。历代开国之君，取得天下之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或者实现他的治国安邦宏图，对内多有杀戮一批功臣，对外则剿平一切反动派，甚至大兴文字狱来镇压所有的反对思想者。仅从这一点来说，唐太宗连兄弟都杀了，但是谁也不会因他的残忍而否定其“贞观之治”的政绩。清代雍正皇帝为了推行他的改革新政，也杀过不少有功之臣，直至他的新兄弟，但是雍正搭了乾嘉盛世的富民强国基础，使上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文明汉族，竟达270多年之久。从这一点来论，多杀了点人，也不算是毛的独家发明专利，只不过是继承历代封建王朝“人治”的衣钵而已。何况他一心只想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呢。其用心不为不良苦。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一定凭其杀人多少而论定他的个人，主要看他的治国目标是否正确，制定的路线和他的实践方略是否正确。生产力是否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强大。当然乱杀人者，就在专制时代，还是被非议的，况乎世界潮流已经民主自由之时，就更有罪于人民了，
　　 毛泽东的初衷不能说不好，但是专靠“挖富济贫”（这是他经常对外国人自诩的），从你口袋掏进我口袋，不用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要，只是重用运动方式拼体力消耗，结果有者口袋掏空了，冒者口袋也仍然还是空的。最后大伙喝西北风去。
　　 地主资本家的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经验；富农的技能，中农的勤劳节俭，都像泼婴儿洗澡水一样连婴儿一齐泼掉了。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呢？自然不敢再妄想攀当地主、效法富农、连中农的温饱希望也不能学。虽然农民中出了一批官员，哪晓得官有那么难当，伴君如伴虎，几乎所有的大小干部被卷进阶级斗争的旋涡里，很难没有不过“阶级斗争”这个刀口的。原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了，当时到处流传共产主义的形象“早上一杯牛奶两个鸡蛋”，一个“大跃进”反正到处有无价供应吃，干劲冲天，不料拼来的只是遍地辘辘饥肠饿死了人！ “一杯牛奶两个鸡蛋的共产主义生活梦”破灭了。只有大伙排着长队、消极怠工，一齐守穷。最大的生产力“人”的积极因素，还到哪里去找？人民群众力没少下，汗没少流，心没少忠，跟没少紧，苦没少吃，可是元气大伤，才气大伤，而穷气终难少减。
　　 所谓“挖富济贫”，历来为中国农民所向往，是他们的兴奋剂。一旦追求梦灭，还是会等待下一轮梦再来，千百年的循环亦在所不惜，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领袖之所以有巨大号召力者在此。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想法，实际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过了的“空想社会主义”。回忆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想在长沙岳麓区试办“新村”，“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那就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欧文的“乌托邦”实验模式。这个方向错了！反思笔者青年时代也曾羡慕并企图实验这种“新村”，这就是毛泽东治国方向的根本错误根源所在。中国不少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途径，都带有或多或少的狂热性、空想性，许多人为时势迫切，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来得及认真学懂。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我们偏偏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忽略了。
　　 马克思当时所处形势是西欧已经工业化了的环境，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还未完善，缺陷也还多，所以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是说要等到全世界都已高度发达后才能进入。可是后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却都是在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建立的。在落后的条件下却要求采用先进的制度，这就未免南其辕而北其辙。
　　 “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也并非只是从1966年新创，也不过是重复历次政治运动而总其大成。所不同者，过去内外有别，此次党内党外、上下左右，混交进行，规模最大旷日持久而已。实际上是集封建延续之大成，封建在中国大地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而已！
　　 这种凭主观意志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纵然好心一片，定是悲剧一场。上脱离老战友，下脱离群众，只有哪些投机迎合之徒，恰好投其所好，乘机而近之，“三呼万岁！”就孤注一掷。林彪、康生“四人邦”之流，投其所好，起到扬波助澜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本是伟大的哲学，但是当碰到钢铁的情感意志时，也会显得无能为力！
　　一个伟大的设想，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试验场”，拿六亿人民当“试验品”，持其一片“好心”，作为感情动物之人，可以理解，作为严谨的历史科学，就不能仅凭好心一颗，而放弃历史应有的使命“以史为鉴”。毛泽东真的总是好心吗？错了要别人买单,反美其名曰“失误的经验”,以“交学费”自慰。连“错误”两字都不敢提,连‘教训’一词也不愿说。交点学费也还可以谅解,但老是交留级生的学费,损失的资金,千金散去还复来,丧失的时间与资源,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好心！好心！”你使天下许多英雄豪杰、独夫民贼，莫不假汝之名，令历史学家，盖棺难定；骗凡夫俗子，满脸泪痕！
　　 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只能是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发扬民主和法制，只有发展了经济，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发扬了民主，才能使天下人视国家建设为己任，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增强创新性，减少消极性；只有加强了法治，才能使全国人民有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也就能把超越法律的自由，得以有所约束。只要高度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明程度，才能多出人才。这就是根本出路。不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它应有的作用的规律，人们只能因势利导，给以调节，竟异想天开在一朝一夕就把它清除，而且是用最落后、最原始、最野蛮的捧打棍杀，结果从封建走向封建，终究无法闯出迷宫。
　　 近来读胡绳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谈到共产党建国初期党内最高层曾对中国建设道路有过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太穷，民族资本主义也不发达，农民还在喘息中，先维持一段原有经济秩序，让经济发展起来，再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也是首肯的。可惜一开始就转了方向。历史证明，倘能于解放初期，听取这个意见，息内外干戈而团结一致，休养生息，起码巩固一段长长的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起用人才，致力发展经济，可能今天不再需要邓小平顶着“黑锅”来搞改革开放了。
　　 反思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38年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无宁日”，连年刀兵，何谈建设？不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执政的前27年里，仍然陷入“国无宁日”的旧泥沼。何以历史相似乃尔？
　　 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教给我们听，还是没错。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18年来，各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秘密不就是较多点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做了篇文章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常宁近18年来就出了国内外博士、硕士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就有８６位之多，开了常宁４８年来的先河。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可惜至今还有不少人看不到知识的重要性，最多也只认识在技术上而已。实际管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也是科学。甚至在同等条件下，管理的重要性还胜过技术，因为技术治物而管理治人，人治不好，上天的技术也会沉沦大海。
　　
　　 萧一湘 1996年6月12写
　　
　　
　　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写成后的反思
　　82岁 萧一湘
　　为什么毛泽东亲手打下来的天下，又亲手把它打烂呢？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安日”呢？搅得周天混彻呢？
　　且不说所有剥削阶级的消亡应该有它的条件和过渡时期，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不久，所谓“保留富农经济”，接着富农变成了“四类分子”中的老二。所谓“团结中农”，不一年，接着中农成了农村的“资本主义”斗争对象，不少人还被斗得死去活来，而且已经“余粮”交了国，田地入了公。1957年城市反右扩大化，收入了历史，平反改正，出台了政策，可1956年的农村“反资”，竟然淡化得无踪无影。贫农中由于勤奋，生活过得稍为好点，又被划成“新上中农”，变成了“资本主义”，甚至还有的“晋升”“新富农”、“新地主”，即使你加入了共产党，当了干部，还得一朝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直到党内的“反党集团”、直到党内出了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位司令竟是党的二把手、国家一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块纯而又纯的“极左”筛子，把中国公民差不多筛得没有了，甚至人还没有到公民年龄，就成了剥削阶级“狗崽子”。结果 越筛越杂，筛出了毛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共产党的副主席林彪反革命分子、毛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旧剥削阶级永远存在，新剥削阶级不断产出，于是阶级斗争也永远了无终日。
　　 原来划阶级标准是以某个时期个人掌握生产资料的量而定，演变到后来看谁生活好、谁有不同意见，也不管意见是否正确，都被视为划分敌对阶级条件。划阶级的标准既然是个“变数”，斗争自然也就无所谓“序”了。奇妙的阶级斗争“万花筒”！
　　 为什么钻到牛角尖了呢？出发点似乎是有鉴于历代农民革命皆闹得半途而废，掌权后即变质，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为走出这个恶圈，毛泽东便反复让底层群众用政治运动方法起来造当权者的反，以为这样就能迫使当权者不敢乱来。你要乱来，“老子就揍！揍不变，就滚！”再让一批同素质的新人上去，而且还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思想的轨迹吧！
　　 有人因毛泽东伤人过多，就说他是秦始皇，笔者到不以为然。历代开国之君，取得天下之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或者实现他的治国安邦宏图，对内多有杀戮一批功臣，对外则剿平一切反动派，甚至大兴文字狱来镇压所有的反对思想者。仅从这一点来说，唐太宗连兄弟都杀了，但是谁也不会因他的残忍而否定其“贞观之治”的政绩。清代雍正皇帝为了推行他的改革新政，也杀过不少有功之臣，直至他的新兄弟，但是雍正搭了乾嘉盛世的富民强国基础，使上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文明汉族，竟达270多年之久。从这一点来论，多杀了点人，也不算是毛的独家发明专利，只不过是继承历代封建王朝“人治”的衣钵而已。何况他一心只想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呢。其用心不为不良苦。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一定凭其杀人多少而论定他的个人，主要看他的治国目标是否正确，制定的路线和他的实践方略是否正确。生产力是否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强大。当然乱杀人者，就在专制时代，还是被非议的，况乎世界潮流已经民主自由之时，就更有罪于人民了，
　　 毛泽东的初衷不能说不好，但是专靠“挖富济贫”（这是他经常对外国人自诩的），从你口袋掏进我口袋，不用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要，只是重用运动方式拼体力消耗，结果有者口袋掏空了，冒者口袋也仍然还是空的。最后大伙喝西北风去。
　　 地主资本家的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经验；富农的技能，中农的勤劳节俭，都像泼婴儿洗澡水一样连婴儿一齐泼掉了。点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呢？自然不敢再妄想攀当地主、效法富农、连中农的温饱希望也不能学。虽然农民中出了一批官员，哪晓得官有那么难当，伴君如伴虎，几乎所有的大小干部被卷进阶级斗争的旋涡里，很难没有不过“阶级斗争”这个刀口的。原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了，当时到处流传共产主义的形象“早上一杯牛奶两个鸡蛋”，一个“大跃进”反正到处有无价供应吃，干劲冲天，不料拼来的只是遍地辘辘饥肠饿死了人！ “一杯牛奶两个鸡蛋的共产主义生活梦”破灭了。只有大伙排着长队、消极怠工，一齐守穷。最大的生产力“人”的积极因素，还到哪里去找？人民群众力没少下，汗没少流，心没少忠，跟没少紧，苦没少吃，可是元气大伤，才气大伤，而穷气终难少减。
　　 所谓“挖富济贫”，历来为中国农民所向往，是他们的兴奋剂。一旦追求梦灭，还是会等待下一轮梦再来，千百年的循环亦在所不惜，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领袖之所以有巨大号召力者在此。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想法，实际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过了的“空想社会主义”。回忆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想在长沙岳麓区试办“新村”，“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那就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欧文的“乌托邦”实验模式。这个方向错了！反思笔者青年时代也曾羡慕并企图实验这种“新村”，这就是毛泽东治国方向的根本错误根源所在。中国不少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途径，都带有或多或少的狂热性、空想性，许多人为时势迫切，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来得及认真学懂。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我们偏偏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忽略了。
　　 马克思当时所处形势是西欧已经工业化了的环境，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还未完善，缺陷也还多，所以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是说要等到全世界都已高度发达后才能进入。可是后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却都是在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建立的。在落后的条件下却要求采用先进的制度，这就未免南其辕而北其辙。
　　 “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也并非只是从1966年新创，也不过是重复历次政治运动而总其大成。所不同者，过去内外有别，此次党内党外、上下左右，混交进行，规模最大旷日持久而已。实际上是集封建延续之大成，封建在中国大地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而已！
　　 这种凭主观意志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纵然好心一片，定是悲剧一场。上脱离老战友，下脱离群众，只有哪些投机迎合之徒，恰好投其所好，乘机而近之，“三呼万岁！”就孤注一掷。林彪、康生“四人邦”之流，投其所好，起到扬波助澜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本是伟大的哲学，但是当碰到钢铁的情感意志时，也会显得无能为力！
　　一个伟大的设想，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试验场”，拿六亿人民当“试验品”，持其一片“好心”，作为感情动物之人，可以理解，作为严谨的历史科学，就不能仅凭好心一颗，而放弃历史应有的使命“以史为鉴”。毛泽东真的总是好心吗？错了要别人买单,反美其名曰“失误的经验”,以“交学费”自慰。连“错误”两字都不敢提,连‘教训’一词也不愿说。交点学费也还可以谅解,但老是交留级生的学费,损失的资金,千金散去还复来,丧失的时间与资源,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好心！好心！”你使天下许多英雄豪杰、独夫民贼，莫不假汝之名，令历史学家，盖棺难定；骗凡夫俗子，满脸泪痕！
　　 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只能是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发扬民主和法制，只有发展了经济，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发扬了民主，才能使天下人视国家建设为己任，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增强创新性，减少消极性；只有加强了法治，才能使全国人民有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也就能把超越法律的自由，得以有所约束。只要高度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明程度，才能多出人才。这就是根本出路。不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它应有的作用的规律，人们只能因势利导，给以调节，竟异想天开在一朝一夕就把它清除，而且是用最落后、最原始、最野蛮的捧打棍杀，结果从封建走向封建，终究无法闯出迷宫。
　　 近来读胡绳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谈到共产党建国初期党内最高层曾对中国建设道路有过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太穷，民族资本主义也不发达，农民还在喘息中，先维持一段原有经济秩序，让经济发展起来，再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也是首肯的。可惜一开始就转了方向。历史证明，倘能于解放初期，听取这个意见，息内外干戈而团结一致，休养生息，起码巩固一段长长的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起用人才，致力发展经济，可能今天不再需要邓小平顶着“黑锅”来搞改革开放了。
　　 反思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38年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无宁日”，连年刀兵，何谈建设？不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执政的前27年里，仍然陷入“国无宁日”的旧泥沼。何以历史相似乃尔？
　　 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教给我们听，还是没错。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18年来，各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秘密不就是较多点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做了篇文章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常宁近18年来就出了国内外博士、硕士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就有８６位之多，开了常宁４８年来的先河。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可惜至今还有不少人看不到知识的重要性，最多也只认识在技术上而已。实际管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也是科学。甚至在同等条件下，管理的重要性还胜过技术，因为技术治物而管理治人，人治不好，上天的技术也会沉沦大海。
　　
　　原载 著者萧一湘《天堂脚印》上册 第293-314页 1999年出版
　　
　　作者：82岁 萧一湘
　　地址：湖南常宁市公园村250号 邮政编码：421500
　　电话：0734-7221817
　　电子信箱：cnxyx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