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赵佶的代表作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祧隔绝如千年.
　　衰病残渴那能久,茹苦穷荒不怨天.
　　茸母初生认禁烟,无家对景倍淒然.
帝城春色谁为主,遥指乡关涕泗涟　

这是徽宗被俘北上途中的诗作。对于国破家亡，想必此时已是悔恨交加了。悔恨归悔恨，诗还是要做的。赵佶性嗜书画，其诗词章句工整不逊欧苏。”北狩”时还有一些诗词之作，兹录片羽聊作把玩。

　　燕山亭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
　　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
　　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据说《燕山亭》是赵佶的“绝笔”。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自己横被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杨慎《词品》称其“词极凄惋。”

　　坊间言道君皇帝乃后主李煜转世，这话当是无稽之谈，不过道出其共性-------这般极富诗人气质的風流才子做皇帝，既非社稷之福，必为人民之祸！
　　今有赵佶《宋徽宗词》传世。

　　画家赵佶
　　赵佶(公元1082～1135年)在位25年，终年54岁。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深造诣，誉之开一代风气当不为过。他平生著作也多，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据说，国破之时，赵佶听到财宝物品被掳掠毫不在意，但听到皇家书画、藏书也被抢去，却仰天长叹。

　　赵佶是开宗立派的书画大家。他不仅雅好书画，在位时还扩充画院，网罗画家。据载，当时他身边有许多画家，但要想进入皇家画院却不容易，要通过他亲自主持的考试。有试画题曰“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般应考者是画岸旁泊舟，船舷间站着鹭鸶或船篷上栖着乌鸦，意在表现船上无人，以烘托“孤舟尽日横”意境。但赵佶认为最能表情达意的是画一个船夫倦睡于船尾，船夫身旁还有一管笛子。因诗中所说“孤舟”并非船上无人，而是说没有过渡的行人，显得环境非常荒僻安静。画面上的情景正好显得环境非常荒僻安静，表明终日没有过路的“渡人”，船夫显得疲倦不堪，以至丢下短笛懒慵慵地睡去了。不难看出，这一独具匠心的构思是最能突出“孤舟”的寂寞和“野水”的荒僻。

　　某次，赵佶拟题“乱山藏古寺”令画师作画。有些画师为表现古寺“藏”在“乱山”中，特意露出古寺一角。而赵佶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幅，却是在满幅荒山的画面中，只画了一根作佛寺标帜的幡竿。这样，“藏”的境界更巧妙地表现了出来。

　　赵佶在绘画上的造诣由此可见一斑。他每次所拟画题都力求新意，作为是书画家，又是诗人的他，特别讲究诗书画的结合，特别在意画面有无意境。有次他拟的画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应试者大都画马、画花，却有一位应试者画了几只蝴蝶飞逐马后。赵佶看后很满意，认为这一构思最能反映诗意。他对书画的挑剔源于他对书画的精深研究，他别出一格的“瘦金体”自不必说，就他的画，谢稚柳先生评价为“精巧深微，天机盎然”。当时的人说得更具体：“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犹为注意。”他曾对大臣们说：“朕万机余暇，惟好画耳。”

　　赵佶对当时的“翰林图画局”直接领导，并进行改革，他曾下诏：“书、画、算、医四学并罢，更不修盖，书画学于国子监擗截屋充宇，每学置博士各一员，生员各以三十为额。”还规定：“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当时的翰林图画局近似一所学校，由他直接传达自己的艺术旨意，训练学生写生与摹古，考试用的就是上面说到的方法，用诗句为题来考验学生们对“诗情画意”的把握。

　　赵佶领导的画院从事写生研究，很多记载说他们创作的“孔雀上墩”、“正午月季花”等很是不少，他自己对花、竹、鸟兽的写生合集为《宣和睿览册》，积累至千册，可谓洋洋大观了。画史上称他的画为“宣和体”，而翰林图画局的创作被称为“院体”。当时，宋徽宗周围绘画高手云集，他们都能“代御染写”。时至今日，宋徽宗留下的作品，哪些是亲笔染绘，哪些是代笔染写，已经很难辨别，研究其间的细微差别是十分高深的学问。

　　赵佶的艺朮造诣和对中国书画的贡献，可谓空前而绝后。其可圈可点的仅此而已！

　　亡国之恨
　　靖康国难以《靖康稗史笺证》所载为详。书中所记多为正史不载，故史料价值极高。此书由宋人确庵、耐庵编纂，辑有七种稗史，即：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外，其余六种均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史实。且皆是作者亲身见闻，多是逐日记录。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如上文所引，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却没索要男童。又如《瓮中人语》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斡离不即金兵统帅完颜宗望。又据《南征录汇》，同年十二月初十，宋臣“吴幵、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这些女性被大宋作为贡品献给金人。金兵将帅有时为了争抢美女，甚至会兄弟相残。据《南征录汇》记载，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其兄尚富皂，原因是尚富皂在把守汴京南薰门时，“踞大宅，淫及陆所掠女”，可见这些被俘妇女俨然成了他们的”慰安妇”。

　　金兵大规模索要宋国妇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金人以压境之重兵，先是索要幾近天文数字的军费，如无军费则以女人抵质。《南征录汇》载：“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显然，金人不仅意在宋朝国土和财物，更属意于宋朝的女人。所谓帝姬乃是公主，王妃为皇帝之媳，宗姬是诸王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钦宗赵桓竟然一一应允，于是开封府也一一照办。《开封府状》载：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被抵押折价的各类女子竟达11635人！

　　《南征录汇》记载，“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封府津送人物络绎入寨，妇女上自嫔御，下及乐户，数逾五千，皆选择盛装而出。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国相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所谓国相就是金兵的另一统帅完颜宗翰。从此，这些女子只能是任人宰割，身心都受尽凌辱。次月五日夜，完颜宗翰宴请手下将领，令宫嫔换装侍酒，不从者即予处死，手段极其残忍。当时，有郑氏、徐氏、吕氏三位妇女抗命不从，被斩杀，又有“烈女张氏、曹氏抗二太子（完颜宗望）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为鉴，人人乞命。

　　《青宫译语》载，完颜宗翰的长子设也马看中宋徽宗的女儿富金帝姬，在一次宴会上，完颜宗望要宋徽宗将富金帝姬给设也马，宋徽宗不同意，理由是富金帝姬已经出嫁为蔡京的儿媳，不能不顾廉耻，再嫁二夫。完颜宗翰听后大怒，严厉斥责道：“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赵佶抗颜申辩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然而他最终也无法改变他女儿的命运。金兵撤退途中，设也马迫不及待地公然以富金帝姬为妻，回到上京之后，更是得到金太宗的进一步诏许，“赐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也马郎君为妾。”

　　被掳妇女受到金人奸淫侮辱，《呻吟语》等多有记载：“被掠者日以泪洗面，虏酋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青宫译语》载，宋钦宗的朱慎妃在中途解手时，遭到千户国禄的威逼调戏，其他妇女则可想而知了。惨遭蹂躏而死者甚多。一支三千多人的宗室队伍，到达燕山后，只剩下一千几百人，而且十人九病。《宋俘记》记载临行前俘虏的总数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第一批“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死亡1500名妇女，死者近半。

　　未死者一部送往金国上都（今黑龙江阿城），听从金太宗的处置。徽宗郑皇后、钦宗朱皇后被换上女真服装，上千名妇女被赐给金人，另有三百人留住洗衣院(即官妓院)。这些妇女都被迫入乡随俗，“露上体，披羊裘”。朱皇后不堪其辱，回屋后随即自缢，被救后又投水自尽。一部则留在燕山由金帅赏赐给部下，许多妇女随即被卖进娼寮，甚至还被完颜宗翰拿去与西夏换马，以十人换马一匹，有的还被卖到高丽、蒙古作奴仆。《呻吟语》引《燕人麈》之语，说那些被分赏给金兵将帅的妇女，“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作者称他的一位铁匠邻居，“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被扣留的北宋使臣宇文虚中、吴激就曾遇见沦为歌妓的北宋宗姬，并分别为之作词，宇文虚中称这位歌妓是“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念奴娇》），吴激《人月圆》词曰：“南朝多少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这位宗姬引发了吴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然而,解押至东北的赵宋宗室成千累萬男女，毕竟要在彼处落地生根，滋繁人口，据称赵姓己成滿州望族。当地满族赵姓（满姓伊尔根觉罗）居民传说都是当年随徽宗、钦宗二帝押解北上的三千宋皇室后代，伊尔根觉罗家为满洲满族第一大姓。

　　他乡何处五国城

　　据《宋俘记》记载：“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黎明，太上(徽宗)启跸，共车八百六十余辆，发自刘家寺。”徽宗被金兵编为第四组，走河北路，即太行东路；而钦宗被编为第七组，四月一日起程，走的是西路，由河南经山西，在西京(山西省大同市)住三个月后，继续北行。徽宗先期到达燕京，钦宗迟到52天。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十日，徽钦二帝于三个月后相会于燕京。九月十三日，金人押着徽钦二帝一起继续北行。《宋俘记》记载:“(1128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帝抵上京(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行幄。”从汴梁至金上京，途中共走了一年四个月。三天后，即金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二十四日，金人举行献俘仪式，男女宋俘均坦胸赤背，身披羊皮，跪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前，献俘仪式毕，金帝吴乞买封徽宗为昏德公，封钦宗为重昏侯。二个月后，金人将徽钦二帝迁往第一个囚禁地---韩州(辽宁省昌图八面城)。《宋俘记》记载：“(1128年)十月二十六日虏徒二帝、诸王、驸马、内待、宫眷于韩州。”在韩州，金人将城内的女真人住户全部迁出,只供二帝等二千余宋俘居住。据《宋俘记》载:“给田四十五顷,种莳自给。”在以后的几年里，金人每逢丧祭节令总要赏赐给二帝一些财物、酒食，因此生活还不算拮据清苦。金天会八年(1130年)，金国立刘豫为伪齐皇帝，考虑到韩州离燕京太近，金人便将徽钦二帝迁往大北方五国城(黑龙江省依兰县)。日本学者外山军治在《金朝史研究》中认为：“金人主要是担心宋人夺回二帝，才采取防范措施的。”几经辗转，历时三年半，徽钦二帝于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初二到达流放地-------金国的胡里改路五国城（今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到达五国城时，隨行男女仅140余人。对于徽钦二帝来说，五国城是他们人生的终点站。

　　关于五国城，据史料记载，辽灭渤海后，生女真人在松花江沿岸直至乌苏里江口，建立了五个部落联盟，史称“五国部”。现依兰镇“五国头城”遗址是当时“五国部”中“剖阿里、盆奴里、越里笃、奥里米、越里吉”的越里吉部。依兰是五国部第一城之越里吉城，为五国部会盟之城，因此称为五国头城。

　　五国城地名始见于《宋史•徽宗本纪》。:靖康元年,金灭亡北宋，“二年二月丁卯，金人胁帝(指徽宗)北行。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高宗本纪》又记，十二年“夏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为迎护梓宫礼仪使，王次翁为奉迎两宫礼仪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宫(徽宗灵柩)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大金国志》卷二十二则说：“宋二帝自韩州如五国城。”据此可知，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军掳至金本土五国城是其最终囚禁地，此后不再见有转徙他处的记载。《金史》不载五国城一地，在《金史•太宗本纪》里仅载八年“七月，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鹘里改路”。金代鹘里改路又作“胡里改路”。《金史•地理志/上》载:“胡里改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置节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边界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合里宾忒即元代的哈里宾，明代的哈尔分，该地在黑龙江下游今俄国境内阿纽依河口北岸敦敦庄。金上京(今阿城市)与合里宾忒千户之间沿江古城很多，但惟有今依兰县城西北之辽金古城遗址，其通达两地间的距离与金史相合。至于五国城的所在方位，《宁古塔纪略》称:“再东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设土城，有官守，与金时五国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衣朗哈喇即今依兰城，证明五国城故址在依兰城郊，与金胡里改路治同处一地。

　　在五国城，在这个极北极寒之地，徽钦二帝也只能权将他乡作故乡了。

　　五国城里“陆秀夫”？

　　徽宗平生爱写诗，北狩以来，金国内地异乡的风土人情加上做囚徒的伤感，自然流溢于诗词之中。如“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雪舟唑语》)诗中反映了作者凄凉、伤感之情，也可以看出二帝在五国城过着“坐井观天”生活的实际情景。诗中点出了“破扉”应是破旧的房门，道出了徽宗住在有破门的房子里,而不是枯井里。“萧条孤馆一灯微”，描绘出夜里在微弱的灯光下，徽宗惊心寒胆的彻骨的孤独之感。另外几首诗，也大半是在五国城时写成的。如:“国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兴何日是?搔首赋车攻。国破山河在，宫廷荆棘春。衣冠今左衽，忍作北朝臣。”这首诗是两阙五言诗，第一阙写出对山河破碎，人去楼空的感慨，期望复兴，搔首无期的失望感情。第二阙描写国破之后，到了全国穿上了女真人左衽的袍子，忍痛作败臣的内心苦痛。下面这首诗，是值得很好研究的。“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祧隔绝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北狩行录》)在这首诗里首次反映了徽宗疾病缠身，身体孱弱的悲苦心情。自北迁以来，徽宗表现的比较乐观，身体一直很好。但从这首诗里说明了徽宗开始有了病。因此，可以判断这首诗是在五国城去世前不久写的。

　　“太上喜为篇章，自北狩以来伤时感事形于歌咏者千有余首，以二逆告变之后举畀炎火，以今所灰烬之余者仅有数十篇，类之为集”(《北狩行录》)。流放期间共写诗千余首，只因为1132年，徽宗十五子沂王赵懊(左木旁,右粵.下同)与驸马都尉刘文彦诬告徽宗谋反，徽宗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忍痛把一千余首诗都烧了，仅剩下十几首。

　　徽宗怎么也没料到会祸起蕭墙之内。此事发生在徽宗一行到达五国城的第三年，即金天会十年，宋绍兴二年(1132年)癸丑六月二十四日。当时徽宗十五子沂王赵懊与驸马都尉刘文彦(徽宗七女显德帝姬赵巧云之夫)首告徽宗预谋反金国。这是徽、钦二帝在五国城囚禁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发后，驸马都尉蔡絛先得到消息，并会同徽宗十二子赵植和另一个驸马宋邦光令徐中立转达徽宗。徽宗得知消息后虽然惊慌，但并未以为然。第二天徽宗派蔡絛过松花江赴江北金人军帐，以询问告状事宜。只见女真千户孛堇八打曷将军早已陈兵松花江边(大约在今依兰迎兰乡西敬老院小古城内)。他们已看见原告赵樽与刘文彦已经来到军帐之中，蔡絛回到江南，向徽宗禀报实情，徽宗立即召集所有大臣开会商计讨论对策，当时仅徐王赵棣因病未能参加，其余的人都参加了。当大家得知二逆上告事后都十分惊慌与惧怕，在会上蔡絛说:“吾辈前日不死国难，二帝播迁，已有愧于前人，不意逆党出于至亲至爱之间，捐躯效命正在今日,絛身以贯高自处，愿诸公尽力以徇急难。”(《北狩行录》)蔡絛话讲得慷慨激昂，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感动，人皆潸然泪下，同仇敌忾。

　　过了一个月，到了七月中旬，金国派了两个使臣前来调查此事。徽宗派十二子莘王赵植与蔡絛过松花江去江北金兵军帐会见二位来使，二来使要求徽宗亲自渡江来军帐问话，徽宗拒绝前往，又派十四子徐王赵棣和驸马宋邦光渡江去江北军帐会见来使，可是来使仍坚持让徽宗亲自来江北问话。徽宗仍然不去，最后还是派钦宗、徐王赵棣、驸马宋邦光、向子展、信王赵榛以及王若冲、蔡絛等一同前往江北金人军帐。经过众人力争，金国使者才答应明日将亲自至囚禁行宫之侧蔡絛的寓所了解事件的真相。翌日两位使者来江南审问了三日，二逆终于承认系诬告。两使者又见徽宗并征求如何处置诬告者，徽宗给二位来使答复曰：“二子悖逆，虽系诬告，天伦之属岂忍为之。”使者曰：“若如此自有宣命懊死之!”(《北狩行录》)就这样，二逆于第二年,即天会十一年二月被金人处以极刑。

　　这个事件过后，全体流放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事后,蔡絛给徽宗写了一本上疏:“乞深自悔祸以畏天戒”，太上嘉讷。徽宗以诰答曰，“老夫自闻男懊等有诬告之事，深悟众叛亲离，反求诸己，罔自所措，若非洗心革虑，则何以全身远害？寡悔寡尤，顾惟一体，其害尚轻。苟使坐累诸人何而可以自存？”(《北狩行录》)

　　在这次事件中,驸马蔡絛”攘外安內”，出谋画策，多方奔走，力尽犬马之劳；无论是在江北军帐或者二使来行宫调查时，他都是据理力争，鼎力保护徽宗一行。徽宗自然十分感谢他，当日，徽宗以书示大臣李康曰：“予平日待蔡絛以国士,今日报我殊不?德。”

　　蔡絛，六贼之一蔡京之子，所谓”北狩”之际，一直伴隨徽宗左右。在赵氏家族覆卵之际、在众多生命系于一线之时，尚能不计个人安危，这对徽宗一家来说，可以称之功同再造！称之为五国城里”陆秀夫”亦不为过。

　　二帝之死
　　徽宗到达五国城后第三天，郑后就病故，这对徽宗的精神打击非常大。虽然徽宗身边还有乔氏、崔氏等妃嫔，但郑后聪颖贤惠，与徽宗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感情很深。然而“二逆”污告事件，对徽宗精神上的打击更大。令徽宗想不到的是，儿子赵愕竟和女婿联合诬告父亲谋反。精神上的一次次打击，再加上时常思念遥远的家乡，以及对自己过去种种过错造成的江山破碎的愧疚，致使徽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徽宗郁闷、痛苦、绝望的心情和身体已患重病的情形在他的诗中多有流露。徽宗已预感到自己再无回到家乡的可能，而且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徽宗终于在离开汴京八年之后，于悲愤中死在五国城。

　　《宋史•徽宗本记》载：“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金史•熙宗本纪》中记载：“天会十三年四月丙寅昏德公赵佶，遣使致祭赙赠。”《宋史》与《金史》记载有二日之差，甲子为二十七日,丙寅为二十九日。日本学者园田一龟认为,应以四月二十七日为确。

　　关于徽宗之死与埋葬一事，野史《南烬纪闻》记载，金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高宗绍兴八年)二月，徽宗“由五国城改发西筠从州，或日(原注:以下能详纪其日,故云或日也)早，少帝(钦宗)自土坑出视太上(徽宗)，则礓踣死矣。号淘大恸，阿计替曰：‘可就此中掩埋。’后具申闻土人云，‘此间无葬埋事，凡死者必烧其尸，及半即弃之州北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以作灯也。’语未竟,即有数人入室中，以木棒共架太上而出。少帝从之北至石坑，架尸於上，用茶郁焚之，焦烂将半，复以水灭之。用大木贯其残骨,曳弃坑中，坠入坑底沉没不见。少帝止之不得，乃大恸,亦欲跳入坑中，众人拉止之曰：‘昔年曾有活人跃入此水，顿清不可作油’，争共阻之。少帝问土人，‘今日是何日’，答云：‘天眷三年正月十八日。’”

　　《南烬纪闻》认为，徽宗由五国城又改发西筠从州，是不可信的。因为宋金史料均记载徽宗死在五国城，没有徽宗到五国城又徒别处的记载。

　　《南烬纪闻》载徽宗葬仪，即坊间所传之”熬油点灯”，实则为其时女真人的火葬與土葬结合的葬式，并非羞辱徽宗之举。

　　关于宋钦宗之死亦有多种版本。野史中有说完颜亮命钦宗骑马狂奔，因体力不支坠马，被马践踏而死；也有说是完颜亮命被俘的辽朝末帝耶律延禧和钦宗打马球，钦宗不善骑马，从马上掉下来，被马踩死；还有说金人将辽末帝和钦宗当箭靶，被乱箭射杀而死。如梁羽生在《狂侠天娇魔女》第四十六回中就采其说法：“完颜亮生性残忍，在正隆六年，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个被囚了三十多年的未帝，将他捉弄，竟然要这个六十三岁的者头，到校场去与另一个被囚的辽国皇帝耶律延槽赛马，完颜亮命手下用箭先后穿过耶律延槽与钦宗的心胸，钦宗坠马死，金主不准收尸，用马蹄践踏到泥中，作为葬礼。”此说在民间流行颇为深广。

　　然而上述几种说法均不可信。这是因为:一是金国向来有较好的俘虏政策，对俘虏一般不杀，况且钦宗是宋朝的一位皇帝，更不会随意被杀掉；二是金国知道钦宗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将钦宗作为人质，一直是金国同南宋讨价还价，并可以向南宋施加压力的一张牌，钦宗的作用胜过千军万马。如在金皇统八年(1148年)金兀术临死时写的《临终遗行四帅书》中，还不忘提出用赵桓“安坐汴京”，以兄制弟，即用挟持钦宗对高宗施加压力；三是纵观完颜亮当皇帝的十三年(1149～1161年)间，金宋两国并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也没有发生南宋激怒金国的重要事件；四是钦宗在金囚禁了近三十年，金兵对其严密看管和监护，钦宗不具备逃跑的可能。综上所述，完颜亮毫无缘由地将钦宗杀掉是不可信的。在《大金诏会释注》(董克昌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海陵王谕宋旨中记载：“⋯⋯自朕即位后，一、二年间，帝曾差祈请史巫及等来，言及亲属及增加帝号等事(海陵王天德三年二月，宋高宗派巫及使金，请求归还宋钦宗以及皇族，并请求增加帝号)，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当时不允许。其所言亲属中，今则惟天水郡公昨以风疾身故外，所请事，后因熟虑，似不可以。”根据海陵王这一谕旨可知，钦宗是因中风在金国而死的。在《续资治通鉴》中,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辛卯(十九日)金使王全到临安向宋高宗奉报海陵王谕旨时，也提到了宋钦宗是因中风而死的。关于钦宗死亡的时间，在《金史•海陵王本纪》中记载：“正隆元年(1156年)六月庚辰(九日)天水郡公薨。”在《宋史•钦宗本纪》中记载：“绍兴三十-年(1161年)五月辛卯(十九日)，帝崩问至。”《金史》与《宋史》记载钦宗死亡时间相差五年，在一些文学作品或一些钦宗传记中，钦宗的死亡时间有采用1156年的，也有采用1161年的。那么，究竟哪一个时间为准呢?很多学者认为应以1156年为确。因为钦宗囚禁在金国，《金史》中对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后人的重要情况均作记录，钦宗死亡是很重要的事件，因此，在海陵王本记中予以记载，故记载的时间很具体详细。《宋史》中记载钦宗死亡的时间为什么会晚了五年呢?这是因为金国为继续利用钦宗作谈判的筹码，以便处于有利地位，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才故意隐瞒了钦宗死亡的消息，迟迟不通报南宋。另外，从字面上看，《宋史》记载为：“帝崩问至”，也就是钦宗死亡的消息传来的意思。因此，1161年并不是钦宗死亡的时间，而是南宋得知钦宗死亡讯息的时间。

　　《宋史》和《金史》均是由元朝曾任过监修国史官的大臣脱脱主持撰修的，脱脱没有将钦宗死亡时间统一为一个时间，而是按宋金两国史官的原始记录如实记载，在这里可以看出脱脱修史的原则，也可以让后人领略金国在同南宋的和战中所运用的策略。

　　关于徽宗和钦宗死后归葬问题，《呻吟语笺证》记载：“四月二十一日甲子，太上薨于五国，遗命葬内地，虏主徇宫中意，欲许之，廷议不可。”自被俘之后，徽宗时时都在盼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到家乡，他的这一愿望终成泡影。徽宗在临死之前仍恳请金人将他归葬内地，他所希望归葬的内地，是指位于今河南省的巩县(现为巩义市)宋陵。北宋皇陵是宋太祖赵匡胤选定的。当时巩县一带山青水秀，山环水抱,是位处“峻极于天”、“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故而先期葬在这里的陵墓均建在低平之处，面朝嵩山，背负洛水，集中分布在北起巩县孝义镇，南至巩县西村，中贯芒田镇的范围内，占地总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关于宋徽宗死后的埋葬事宜?正史中并无记载。因徽宗死在金国,又是俘虏,当然不可能按中原皇帝的规模进行安葬,只能按金国的习俗葬之。《金史•初兴风土》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据考古工作者对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一带金代墓群发掘证实，金代已有土葬与火葬相结合的葬式。尸体火化后，将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将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有野史说郑后和徽宗死时皆用生绢裹尸直接埋于土中。正因为徽宗死时是按金俗火化的，或者虽未火化，但由于不留封土，找不到遗骨，才在后来徽宗灵枢南归时出现了空棺之谜。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议和。宋每年向金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以淮水为界，宋帝向金帝称臣，金朝册封宋高宗为帝。金同意归回徽宗、郑皇后、高宗妻邢后(死于绍兴九年,1139年)梓宫，同时准许高宗生母韦太后归国。1142年三月，韦太后连同装有徽宗、郑皇后、邢后的十余辆牛车踏上了回归之路，直到八月方到临安。十月，南宋以隆重的仪式将徽宗暂葬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名曰永固陵。因为宋朝祖陵还在金人占领之下，南宋只得将徽宗临时安葬在会稽，指望以后能收复失地，再归葬巩县宋陵。谁知南宋共历九帝，一个跳海，一个出家，一个葬在广东，其余六个也都葬在了会稽。

　　据元人陶宗仪(号南村)所撰的《辍耕录》载，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住在杭州的一位姓杨的江南和尚在盗掘南宋诸帝陵墓时，发现徽宗棺内只有一根朽木，从此徽宗空棺之说流传了下来。其实金国同意归还徽宗灵柩，是因死去的徽宗已没有使用价值，并在筹办徽宗灵柩时，因金国已将徽宗火化，尸骨无存，只得寻一段相当人体重量的园木放入棺内，使人不会感到是个空棺。金人知道南宋是不会开棺检验的，谁知一百四十三年后露了馅。

　　徽宗死后，钦宗同其他宋俘仍囚禁在五国城。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金熙京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死去的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钦宗改封号后,是否还囚禁在五国城?据《呻吟语笺证》载：“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月，虏主赠太上天水郡王，复靖康帝天水郡公，赐第上京。”根据这一记载可知，金国在为钦宗授新封号的同时，在金上京赐给钦宗一处上等房舍，将钦宗及身边的妃嫔、子女一同迁到了金首都上京城居住。

　　1153年，完颜亮迁都于燕京，极有可能也将钦宗迁往燕京。一是便于监督看管，二是随时利用钦宗向南宋施加压力，三是仍想按金兀术死时所献之策，争取将钦宗立为傀儡皇帝，帮助金国统治淮河以北宋半壁江山。另外，一些野史在记载钦宗死亡时，也都将钦宋死亡地点说在燕京。

　　钦宗死后葬地，《金史》中曾有记载：“大定十一年(1171年)三月，辛已，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梓依一品礼葬于巩洛之原。”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三月，金世宗遣人至临安，向南宋通报安葬钦宗的事，谕旨曰：“汝国即知巩、洛陵寝岁久难迁，而不请天水郡公之柩，天义安在?朕念天水郡公尝为宋帝，尚尔权葬，深可矜悯。汝国既不欲请，当为汝国葬之”(《续资治通鉴》卷142)。以此讽刺南宋。据《宋史•礼志》载：“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辛卯二月，金以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可见，金国在葬钦宗时还是很隆重的，将本是二品级别的钦宗以一品级别葬在巩洛之原。据清乾隆年间修撰的《巩县志》载：“永佑陵，在县西南。宋徽宗虏去，同钦宗梓宫奉还行在，葬于此。永献陵，宋钦宗陵，事同徽宗。”在《朝野杂记》中载：“钦宗之丧，举哀于天章阁南，以学士院为几筵殿，上陵名曰永献。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寝地，金人许以迁奉，且并归靖康梓宫，朝廷难之。金人乃以礼陪葬于巩县云。”据元人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记载：“金人徒葬钦宗于巩洛原。而荆襄谍报及谓：‘金以十万骑奉还陵寝以来，中外汹汹，边塞咸请增戍。’后卒无事。”因巩县离宋金边界并不远，当金国用十万骑护送钦宗灵柩时，宋朝守边将领为防金兵犯境，要求增加兵力。金朝动用十万骑也是怕南宋借机收复失地。

　　根据上述史料证实，徽宗二帝均死在金国。徽宗于1135年死在五国城，1161年灵柩归回南宋，暂葬会稽。1171年金人葬钦宗于巩县宋陵时，同时为徽宗修建了一个衣冠冢。依上述记载，徽宗实际上曾葬三处，最初葬五国城，尸骨按金葬习俗火化，尸骨留在了五国城。迁葬会稽时，棺中实为一朽木。徽宗真正意义的墓地还是在五国城，即黑龙江省依兰县，徽宗的尸骨已永远地留在了五国城。由于徽宗已死近千年，当年埋葬徽宗的具体位置已无法考据。如今在浙江绍兴市东南宝山南宋陵区，当地人称为“宋六陵”。葬在这里的是南宋九位皇帝的前六位，后三位皇帝没有葬在绍兴。宋六陵里并不包含徽宗。南宋陵现已是中日合资的茶场，昔日的陵墓碑刻已不复存在。

　　靖康之难的影响
　　“靖康耻，犹未雪”。对于北宋亡国的靖康之难，人们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岳飞的《滿江红》。如果千百萬人民国破家亡的一段痛史仅系于一首词，这历史便也不能称之为历史。

　　金国对宋朝的了觧比宋对金的了觧深刻得多。金国知道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宋帝国，却畸形地重文轻武，因而敢于以武力征服为国策。宋朝对金屡处弱势而又积弱不返，以至靖康二年四月，徽、钦二帝连同国库财产、无数珍宝、皇亲国戚同时被金人掳去。宋朝的财政储备没入金人之手。《靖康要录》、《大金吊伐录》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记载，金兵占领开封前后，迫使北宋皇帝下诏征集金银等物，先后被金人掠走数百万两黄金，数千万两白银，其他匹帛等财物更是不计其数。在靖康之难中，中原发达地区损失尤为惨重。庄绰《鸡肋篇》描绘了宋朝统治区广大地域被野蛮人破坏的惨状；“建炎元年秋，余自欀下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靖康之难使宋人口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由于人口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这是南宋难以振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还会对国民心理产生强大的精神压力。

　　1127年，高宗仓促即位于建康（没有上一任皇帝诏书，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皇帝），他的政策先是搖摆于和战之间，继而确定对金以和政策。不幸的是，这一政策最终酿成岳飞下狱，并屈死。一项令华夏民族蒙羞的和议终于在激烈的反对声中完成。宋必须向金称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汉人的政权向蛮族政权称臣；以淮河河流中间为界，意味着丢失了大批国土。每年向金国输送更多的岁币。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屈辱的和约，但终于使南宋得到某种法律意义上的认同（在此之前，金是不承认南宋政权，并在北宋各地建立不少忠于自己的汉族地方政权，如张邦昌的大楚国和刘豫的大齐国等）。也即是说，这个令人蒙羞的和议，也換取了赵构称帝的合法性。当然赵构亦有说辞，如果对金用兵，二帝及诸皇亲大臣性命难保。关于二宋之际是和是战，至今亦是史学界聚讼的一大问题。

　　金朝統治中國淮河以北達一個世紀之久，華北漢人一時同化于女真人。陸遊曾有詩云：“上源驛中槌畫鼓，漢使做客胡做主。舞女不記宣和妝，廬兒盡能女真語。”而女真化更深的是幽囚在东北的赵氏皇族，他们改姓为伊尔根觉罗氏，为满洲满族第一大姓。同時，中原女真人也迅速漢化。金海陵王漢化尤深，能漢詩，名句有：“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其實，歷史上清朝的滿洲族就是女真族的後裔。但是，由於歷史上發生的“靖康之變”，清太宗爲了再次入主中原，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將國號“金”改爲“清”；將“女真”改爲“滿洲”。並且諱言女真和金朝的那段歷史。因此，清朝的200多年來研究女真成爲禁區，女真文字在消亡之後的400年間，無人知曉。即使满文老档，也不一定记载了滿族人祖上的”辉煌”。

　　靖康之难促进了文学创作新体式的发展。如两宋之际南渡时期的词坛以豪放为主，可谓之为”南渡体”，这是由高宗时期的一些词人组成，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和家国之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其词人组成，或是中兴名臣，或是英雄豪杰，或是文官词人，或是隐逸词人等等，代表词人有岳飞、赵鼎、李纲、李光、胡铨，也含有张元干、张孝祥等，因其中任何一位词人，均不能成为这一词体的代表人物，故而，以南渡这一时期为词体名称。南渡体大多慷慨悲凉之作，是东坡体与稼轩体的重要纽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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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尽的靖康，说不尽的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