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大院右派班，摘帽还是贱民
-- 我的右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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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定国

大学毕业到东海舰队

我1930年出生在长沙西乡的书香世家，九岁丧母，十岁丧父。由姑奶奶龚慕兰养大。

龚慕兰是个教育家，曾任苏州女师校长，抗战时期，是国立十六中、国立女中校长。她虽然是国民党员，但非常正派。从不因政治问题为难员工和学生，例如学生吴咏琴将被国民党传讯，她事先通知叫吴逃走；又如王一之（化名杨代诚，后来是中共干部子弟学校北京101中学的校长）在重庆风紧时，她聘请杨到女中任教，躲过风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龚饮冰是她族兄，中国妇联副主席、中共中纪委副书记章蕴是她表妹。总之，她绝对不是坚硬的反共人士，倒可能是共产党的友人。

1946年，我考入刚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昌的武汉大学。1951年被海军招到东海舰队，算是提前毕业。先在工程部干了一年，后调军械处，始建防化学科，五四年当了防化学科化验室主任。

平时我对许多不合理的事，喜欢公开发表意见，得罪过一些人。例如：炎夏有半休，要青年搞各种活动，组织了歌唱、球队、游泳、棋类等小组，组长都由各科长担任，幷大肆宣传，其实那些科长根本不内行也从未参加，我说是搞“形式主义”；政委廖云台作报告时，把陈绍禹和王明说成两个人，我在讨论时指出，令他很恼火；又如，宣教干事戴昶，为了追求民立女中学生会主席，叫我们团支部多次与该校联欢，我那时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公开表示反对，说他把我们当工具；计划科员孙文昭，有一次被评为“技术能手”，因他会开汽车，我说是「文不对题」，这类事例很多，成为我后来挨整的伏线。

肃反时成「阶级异己分子」

肃反时，因去了台湾的姑奶奶龚慕兰与我通信，她还通过香港的朋友给我「拨」过两次钱。我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牌子挨斗。因她当国立女中校长时，正值陈立夫当教育部长，就硬说她是CC份子，而我是她教养出来的，岂能清白？整天批斗、审问，不能回家，不准外出，足足搞了半年多。不可理解的是：她的亲生儿子龚晓岚，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却平安无事！在等待结论期间，我的儿子出生，妻子阮正芳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政治课助教，在上海妇产医院产后大出血，只准我去探病一次，还派人押解监视。从那时起我感到，很多共产党人不仅愚昧、霸道，还缺乏人性。

我原有写日记的习惯，好几年的日记都被抄去检查，其中有四八年写的共产党是「在野党」的话，硬说我骂共产党是野党！还有写思想改造运动中，武大许多教授被罚跪太过份，还写过「部队只准结婚不准恋爱」，共产党用人标准「无才便是德」等等，都是罪状。肃反时派人对我「外调」多次，调查出不少无中生有的诬陷之事，更加辩不清楚。想必是被询问者在压力下胡说八道。幸好最后相信了武大地下党负责人的证词，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动派」组织的活动，这才作出结论「予以下降」，但从「阶级异己份子」下降到甚么份子，我至今也不知道。明白的是军衔中尉、级别副连，比正常都压低了一级。

肃反以后，我把多年的日记付之一炬，而且下决心永不再写。

五七年五月，我被调到北京海军军械部，筹备全军防化研究所。因暂时无任务，家还在上海，算是照顾，叫我回上海「帮助工作」。整风开始，我只参加过两次鸣放会，第一次是东海舰队知识分子座谈会，我被选做所在小组的发言人，记录大家发言，整理后向大会报告，其实我自己的意见幷不多，但给领导层的印象肯定很坏，海军政委苏振华正好在上海蹲点，他总结座谈会时，把某些批评意见痛斥一顿。第二次是在本单位全体座谈，我提出，背后向领导打小报告，是「地下工作习气的残余」。

其它还有：我和化验室技术员崔以军（他肃反也冤枉挨整，后来也成了右派）谈过，「肃反搞错了的，一定会平反」，明明是对党的信任，却被篡改成「肃反搞糟了，一定要平反」，变成了「猖狂进攻」；我和化验员陈昭玉谈论过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他说和尚是骂人的话，我说不是，因玄奘、法显都是有名的历史人物，当然我也认为，十二个副总理全部是党员，那是事实。于是我被认定为「支持储安平」。我说苏振华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是宗派主义，那就更严重，因为苏是中央委员，批评他绝对是反党行为。这些右派言论，因都是平时谈话被人揭发出来的，遭到夸大、篡改、歪曲就毫不奇怪了。

九月，我回到北京。十一月，由上海派出三人到北京，把我揪出来批判，上边所举那些篡改、断章取义、强加于人的罪名，根本不容许辩白。当然，有些平时谈论的观点，如外行领导内行、教授治校、干部无才便是德等等，确实都是真情，但跟反党完全不沾边。今天回顾历史，右派与共产党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是客观存在，右派把共产党人当正常人看待，才会发议论、提建议，正义完全在右派这边。毛泽东的阳谋，手段卑劣、理由荒谬，完全违法。共产党那时已开始堕落成危害国家人民的、封建专制的利益集团，就他们的立场看，反右确实是必要的，不然，它将被逐步否定。

海军大院右派班

肃反受冤枉的人，因表示不满而成了右派，共产党却说「很多右派，肃反中就有问题，说明肃反整得不冤」。共产党的逻辑跟常人完全不同。因果颠倒。

五八年四月，右派定案后，我受开除军籍，留队监督劳动处分，每月只发28元生活费。海军大院共留下十一名右派，组成一个班，他们是：黄源洛、裘纯坚、张丰、江平、胡甲年、余荣富、朱位诚、吕恩谊、沈苏斐、沈力成，还有我。这十一个人中，黄源洛是大型歌剧「秋子」的作者，是中国新音乐开拓者之一；吕恩谊是十大元帅油画像的作者，从小参加革命，由部队培养出来的画家；裘纯坚是海军修造部的金字招牌工程师，1946年交大毕业；沈苏斐是部队培养的女高音歌手；张丰是医师，从伪满时期东北医科大学毕业；江平是老革命的版画家；其他几个，是1949年到1953年期间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因为成了右派而聚合，实在奇特，打成右派似乎跟出身、经历无关。

右派班成立后，先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了两个半月，属于海空支队一大队，别人半月换班，我们则常驻不换，直到完工庆祝会后，又修环湖公路，七月中旬才回大院。两个多月中，每天收工后，要作小结，余荣富老是批判别人，他认为右派之间不能团结，只能斗争。后来海军统战部长谢普生到帐篷来看我们，说：「你们现在是由此岸到彼岸，在过渡当中还要团结互助。」这才改变了老余的做法。如今看来，老余大概算错划的右派，他其实是真左派。

回大院后，花了十几天作总结，十一个人还评定了好、中、差三等，我的评定是劳动好，情绪有抵触，属于「差」等，同等的还有黄和张，我和黄不大在意而张耿耿于怀。后来证明，这次评定毫无意义，摘帽早晚与评定结果幷无关系。1958年夏到1959年夏，我们为建大操场筛分了600多立方米炉渣，制造了三十辆独轮推车，参加了挖团结湖，制造了小高炉、小转炉等搞了非土法的炼钢，筹备布置技术文化革命展览会，制造油画画框，为文艺会演制道具布景，为大院苹果园挖树坑、施底肥，日常负责打扫大院的公共环境等等，总之，我们是一小撮非常好使的、粗细活都能干的驯服工具！我们直接归海政机关协理员刘士品管，最大好处是政治学习不多，每天早上听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每周四下午学毛选或文件，由班长组织活动，比较简单轻松。周末，有家的人可以回家。刘士品看准了我们几个人都老实正派，不会出问题，他乐得少管。

1959年五月，我被军械部602仓库政委李子琴要去，离开了右派班，在我之前已有几个人回原单位，我走后，到九、十月份，右派班就解散了。当初海军党委留我们，大概想留下几个有用之才，后来未能实现，说明即使位高权重如萧劲光（海军司令）、苏振华等人，也难看清毛泽东操纵的形势。

我到井陉602仓库时，阮正芳从上海请病假带着儿子来跟我在一起，准备共同承受煎熬岁月。李政委很照顾，安排了一间八平方米的房间，允许我们住下来。（两年后，住房跟其他随队家属一样。）在602仓库共呆了七年，开头是教干部们学文化，那时，彭德怀管军队，要求军队干部都要达到高中毕业程度，文化教育成了重大任务，高中教师，幷非各部门都轻易找得到，所以恰好用得着我，生活上适当宽待，他们觉得还是合算的。

随后叫我培训三十三名化验员。用一年半时间，由初中程度到分析化学中专毕业，课程从数学、物理，到无机、有机、分析化学，加上火药炸药检验。除无机化学由技术员徐汉标担任外，其余课程我全包。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了海军驻军工厂的军方代表。因一开始就没有公开宣布我的身份，因此，1961年摘帽时也未公开，仅通知本人了事。我被留下当「技术员」，定为随军职工行政二十二级，1962年又调整成二十级。这年我添了个女儿。

那几年，我还作为「主力」参与许多科技群众运动:大搞超声波，大办小球藻，大挖腐植酸，群众找矿，挖空心思大搞技术革新，等等劳民伤财，违背科学的事。在我主观上是以带罪之身服从命令，客观上，却做了毛泽东狂妄胡闹的帮凶和共犯。我越来越感到，毛泽东这个千古罪人，他造的孽，连我这类右派敌人都推不掉责任！

「摘帽右派」还是贱民

1963年决定我转业，但因「摘帽右派」身份，没有地方接受，只得留原单位待命，没有固定的工作任务，有时打打杂、照常参加政治学习。从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我全家又受岐视挨欺负。我的儿子才八岁，被有些当兵的抓住头往墙上撞，骂他小右派！原来与我家关系很好的战士们，都不敢再来往。当官的更没有好脸色，大约看我反正要走，利用价值已不大，可以任意作践而不会影响他们的乌纱。

1966年底，离开部队，到甘肃省嘉峪关，农建十一师氮肥厂筹建处。文革之风刚刚吹到甘肃，已开始有点乱。我本行是化学，原该在技术组的工艺组，但土建组缺人，乃叫我当土建组长，手下几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不愿好好干活，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干，除了出图纸，还当甲方工地代表，天天跑工地。

1968年，十一师开始军管，随后清理阶级队伍，老右派自然逃不过。被「群众专政」关牛棚九个月，每天在带枪的「专政」打手押解下，从事超强度的劳动，吃不饱，睡眠不足，挨过打，每晚写认罪书。家人也受尽虐待：阮正芳被停止工作。冬季零下三十多度，不给烤火煤，她只好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在戈壁滩上挖骆驼刺，或到小酒钢废高炉边扫焦炭渣来烧。我因吃不饱，家人节省下饭票，儿子偷着送给我。家里有事须商量，只能偷偷传纸条，有一次小女儿给我送信被发现，一群打手跑进我家，打骂他们。

1969年解除「专政」后，我被下放到工厂的副业队（以种菜为主），地处嘉峪关市城边，我专职积肥，每天上午要打扫嘉峪关市的十一个公共厕所。冬天起粪要用钢钎捣，下午再驾牛车把粪运到地里。虽然又脏又累，但独自干活，不见那些党棍虎伥，倒很自在。有一次，邻近的十一师水泥厂要改建机修厂房，到本厂求援，厂长派我去，我干了三天，提交了全套施工图纸。厂长卖了人情，我却受苦，因为他没有安排人替工，三天后厕所粪已堆积很厚，我付出好几天的加倍努力才清除完。

1970年，据说是怕苏修侵犯，牛鬼蛇神「后撤」，我们一家人到了山丹农场。

山丹农场在着名的山丹军马场山下，全年无霜期只九十天，干旱寒冷，以种春小麦为主，只能种很少几种蔬菜。那儿曾经是劳改农场，牛鬼蛇神较多，相对而言右派不算稀奇，我家起初被放在地名余定的七连，不通车、没有电，吃用「涝池水」，牛马也在池边饮水，同时往池里撒尿。全年无菜吃，只能白水煮面条。我在蔬菜班劳动，种下的菜籽，几乎没有出过苗，天天做无效劳动。

1971年我被调到场部，平田整地我管测量放线；盖房子我管设计和施工，而且当砖工；管过工副业，当过「皮匠」；还在农场自己的小煤矿当过出纳。总之还是任人摆布的贱民。妻子经过几年的写信告状，七三年恢复了工作，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儿子高中毕业，安排在农场就业，先当农工，后开拖拉机。女儿就在农场子弟学校上学。

那几年，经历了一打三反、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接二连三的运动，人心乱了，人心死了，道德败坏了，我也更加清醒了。

「57右派分子」是光荣称号

1978年，我和阮正芳一起调到张掖师专教书。1979年，「改正」右派。给我的通知书说：龚某人当年的言论，虽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言论，属于错划，现予以改正。我觉得很难过，明明我当年说的没有错，错的是毛泽东、共产党，右派言论其实代表真理，现在却说「不是右派言论」，一笔抹杀了爱国爱民的灼见真知，我又被冤枉了一回！

五十年过去了，共产党离人民越来越远，离真理越来越远。现在有人要求它「平反」右派，而我认为对于右派，不是甚么错划、改正的问题，而是重新评价的问题。人们应该迫使它承认右派正确，「57右派分子」是光荣称号。很多右派言论，今天仍然切中时弊。反右是根本错误。当年积极反右的人，应该接受历史的审判。如果共产党顽固不化，不能纠正历史错误，它的合法性将彻底丧失，毕竟人间还有天理在。

附，海军总部大院「右派班」成员：
黄源洛，音乐家、大型歌剧《秋子》的作者
吕恩谊，画家，十大元帅油画像的作者
江 平，大尉，版画家
沈苏斐，女高音歌手
裘纯坚，舰船修造部文职高级工程师
朱位诚，舰船修造部中尉技术员
沈力成，舰船修造部中尉技术员
龚定国，军械部中尉技术员
胡甲年，工程部上尉技术员
张 丰，卫生部大尉医生
余荣富，学校管理部上尉，海军第三军事学校教员

——为2007年6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选自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12月。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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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