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1934 年1月召开的苏共17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最伟大战略家”等等，他甚至提出 “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17大前后的斯大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1932年开始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持续了一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正蠢蠢欲动，四处串联对斯大林不满的力量。

托洛茨基，这家伙从来就像蜘蛛一样忙碌地编织着阴谋。仅在被驱逐到中亚后的1928年4～10月，他就在阿拉木图发出政治信件800封，电报550份，收到政治信件1000封和700份电报。把他驱逐到海外后，因为国内的困难，更让他成了各种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极左的反对派领袖在倒台后，一度无人理睬，同志们都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但这几年国家出了困难，原本不赞同他们意见的人现在也开始同情他们，这两个阴谋家现在成了国内一切反对势力的中枢。

人们真正同情并支持的是有“党内经济学家”之称的布哈林，大饥荒和一切经济困难正如他所预料。不过，布哈林和李可夫有更高的党性，为了团结，他们一起求见斯大林，要求和解，斯大林也答应了和解，但是，这个人却在不久前评论教皇的文章中有含沙射影的意味。斯大林知道，这些年，以老布尔什维克名义写给《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信雪片一样多，他们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

从1929 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1930年起，城市因粮食大量出口和大量减产，恢复了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斯大林希望通过强调阶级斗争转移一下令人尴尬的饥荒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呛声道：“我们总是喊叫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史、彼得留拉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家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斯大林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了错误，他说：“我们错了。”

是的，的确存在可怕的投资失误、惊人的浪费、恶性事故、大量残次废品、消极怠工，但无疑这都显示出潜藏着的阶级敌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破坏，内务部破获的其中一个恐怖集团成员就高达20万人。17大果然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基洛夫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用以打击季诺维也夫的，但这个一贯信任的人已经不那么可靠了。据说，17大召开前几天，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想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

斯大林曾对邱吉尔说，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战争，压力甚至比纳粹德国入侵的压力还大。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集体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意味着农民将成为被国家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工，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集体化遭到农民疯狂反抗，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2/3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的都被破坏。1929 年全苏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翻了一倍，3月则是80万……。最严重的反抗来自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为警告其他小游牧民族，哈萨克人的反抗遭到最严厉镇压，近1/3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人类在20世纪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量消灭人口的制度，它在苏联一共制造了三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大饥荒是真正最严酷的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因持续的干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第二次大饥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数纪录。

“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斯大林说。1928年，他还亲自乘火车视察过，那些地方有的是粮食没有收上来。粮食的确有减产，所以粮食出口在减少，1930年出口4800万普特，1931年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1933年1000万普特。

为回击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诋毁，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见到了很多红光满面的老人和儿童，他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成千上万的农民跑进城市，但饥饿的城里，所有食物需要凭票供应，迎接他们乞求的是孩子们的白眼和石块。这些人都是万恶的富农！孩子们从课本里刚刚学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个富农的孩子，他响应党的号召举报了亲生父亲，后被富农杀害。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

今天，前苏联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将“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因为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激烈战斗并不存在，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掌握在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手中，政府已更迭到大家不以为意的程度。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十月政变”，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革命试验。布尔什维克轻易夺取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权后，没有一个人有过行政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实验一开始就遭遇全面失败，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1/7。布尔什维克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有不满和反抗，这是一场暴力保障的社会实验。

1929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迎来了斯大林50寿辰。这天是全苏联人民的节日，是斯大林画像的海洋，是赞美诗的海洋：“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用了“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若执行列宁遗嘱换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中的任何一人，也许斯大林悲剧就可避免，至少程度会轻得多。其实，遗嘱中提到的6个领导人中，相对其他几位演说家和理论家型领导人，稳健、务实、果断的斯大林更适合扮演总书记角色--原本这个相当于秘书处的岗位迅速变得举足轻重，正是斯大林长于事务性工作的证明。

斯大林早期的评价是与谦和、低调、冷静、做事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的。就政治观点而言，斯大林的反对派一个比一个更极端。与地位高支持率低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斯大林历来就是政治局成员中支持率最高的人。

1929年，斯大林已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成了他选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KGB。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前定，只要它选择了社会主义，或被社会主义选择，就选择了通向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命运。所有的国家都不曾例外。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