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要不是总理的阻挡，他们可能早就动手了。细细地想一想，还是真危险呀。叶帅的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见的呀！你大概还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就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经研究好了在我们面前过一过，并不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等人之前，决大数的时候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过。这个情况我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毛主席说的。　　

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 你不要总是你好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你们的一些作法连陈永贵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地脱离群众了。江青呀，我已经警告你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义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

　　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而决对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

　　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确实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说过：[ 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作你的忠实助手。不管我的职务到了哪个地步，我都是你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我听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一样地讲话。后来，他对我说：[ 永贵呀，我们都要象邓小平那样，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再说。孔夫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不要太认真了，太认真往往会把事情搞坏。]

　　后来我就对这个人有了看法了。特别是我们下台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什么。其实，现在说不说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

　　“我调到中央以后，本着一条原则，那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既然是毛主席的学生，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

　　陈永贵说：“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就能够经常地见到他老人家，谁知道来到中央，同样很难见到他。从1974年以后，毛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显地苍老了，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

　　江青倒是随时可见到她。她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一直采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问她主席的身体怎样，她都说：[ 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他没有任何的大毛病，不久前还下去游了泳。]

　　直到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她还对我说：[ 主席身体很好，他在关心着你。] 谁知两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后来问她：[ 你为什么不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告诉我们？你要是早点说，也许可以用民间的祖传秘方能治好主席的病。]

　　她对我说：[ 党内走资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体状况作文章，要是让敌人知道了主席的身体状况，那他们有可能挺而走险呀！] 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 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岗位上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是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了吗？]

　　我回答：[ 只要有毛主席的领导，完全可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老人家笑了，又问：[ 我死了以后呢？] 我一下楞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毛主席完全是有所准备的。

　　那时，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大老粗确实是有所偏爱的。

　　他对我说过：[ 你和许世友都没有读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八岁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练武艺。二十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许世友就让张国焘骗过，到了延安还想逃跑到四川打游击战。他们密谋败露后，被林彪抓了起来，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是靠自己和少数的拼命，而是要团结和依靠决大多数的人一道工作，一道奋斗。你只想着一个张国焘不行呀，他是要打倒我们这些多数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吗？不性！经过了那次谈话，许世友变了过来，决心跟着我们走了。几十年`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变化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同志经过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至今都很谨慎。倒是第一方面军的同志，比如林彪这些人现在犯了很多的错误。] 毛主席的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问道：“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他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根据中央的统一调子来说的。江青这个人对她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很不错的，我亲自听她身旁的服务员讲过：江青对我们很关心，给我们打毛衣，送钱给生病的人，还经常周济服务人员的家庭，并没有丝毫的虐待。江青被打倒后，就说她什么都不对了，把一切祸水都推到她的身上，我现在看来也不公平。

　　1976年9月她到大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 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全国复辟，他们要砍倒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了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该怎么办？]

　　当时我就对她说：[ 斗吧，你说得对，大寨就是斗出来的，不斗就退，不斗就修嘛。] 这是毛主席的话，我服！”

　　谈到华国锋时，陈永贵笑着摇摇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那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一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给丢了个一干二净。

　　我早就对他说：[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是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他还给我做工作，说：[ 毛主席给过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了他一条生命嘛。过去，新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我们把邓小平解放出来，是国泰民安的标志。] 你看看他多么傻瓜！

　　1980年以后，邓小平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行分田到户的农村责任制，我回到昔阳县给大家开会，一传达文件我就哭了，哭得上上下下泪流成河。大家都在怀念毛主席，怀念周总理，怀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现在看来，果然应了过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一切。] 你看这话对不对？

　　后来，也就是华国锋也被人家彻底轰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 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

　　我说：[ 那还不是你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掉的吗？你的政治能力还是有的嘛。]

　　他脱口说：[ 因为他们也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要真正搞阴谋，我们也搞不过人家。] 听了这话，我才对以前许多话产生了怀疑，对华国锋的话也大大地打折扣了。以前我还是很相信他的，现在看来他也一个鬼。”

　　我没有想到他现在竟然是这样的观点，更没有料到他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

　　提到胡耀邦的时候，陈永贵很生气的说：“他是一个胡日鬼，一天跟着邓小平在华国锋的背后借机做文章。好多鬼点子都是他先提出来的。我过去不知道他和邓小平那些人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半点感情。开口就是造反派比日本鬼子还坏，他对毛主席同样没有阶级感情，好象毛主席杀过他的子孙后代似的。

　　我曾经当着他的面问到：[ 究竟是毛主席打出来的江山，还是你们打出来的江山？]

　　他对我说：[ 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 这话是哄鬼哩！

　　千千万万的先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和他在中央开会的时候，公开的争吵过。

　　我说：[ 中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任何的事情都要失败。]

　　他对我说：[ 你知道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抽象的定义和条条出发。]

　　我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说成什么抽象的定义和条条？那是活生生的革命现实。] 唉，现在想一想，我真是糊涂。我一点也没有打到要害上，人家就是要全盘地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呢，我还蒙在鼓里和他们争论什么定义。我做梦也想象不到中国会变成眼前这个样子！

　　当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党的纪律。在解决我的问题的吴德等人的问题时，邓小平和胡耀邦就和我们一再地说：[ 你们做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比如对待四人帮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应该说，这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震慑作用的。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担任党的主席，我给他几次打电话，他都不接了，他害怕人家说他搞小动作，有意识的和我们拉开了距离。

　　吴德就对我说：[ 坏了，我们都让这个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

　　我当时并不相信，我说：[ 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他有对付突然事件的经验。]

　　吴德说：[ 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来完全是让邓小平和胡耀邦这些人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给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呢？]

　　我当时也去问过汪东兴，他说：[ 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华主席心中应该有数。]

　　但是没有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 看来华国锋这个人就是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当时邓小平几乎天天开会，我们当时心里也着急的很，生怕突然有一天又会提一个新的点子。

　　一天，华国锋对我说：[ 你下次开会的时候，亲自问一问邓小平，看他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有次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的非常可怕，他对我说：[ 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一听这话，我的头发胀了！我对他说：[ 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简直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我问到：“在你的眼睛里，邓小平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哎呀，这你可难住我了。”陈永贵叭嗒叭嗒地抽了几口烟，摇摇头说：“这个问题不好说，但是有一条我记的很清楚。

　　那就是1975年在昔阳县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邓小平曾经几次对我说：[ 永贵同志，你可是不简单呀。我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几年来大寨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现在我才深深的感觉到，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学劳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今后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战略的问题。只要全国的县、市都成为大寨式的单位，我们在全世界就真正的树立了一个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辉形象。]

　　他的这番话，同样出现的他的公开讲话里。可是仅仅过了三、四年，他的口气和看法都变了。还有其它许多的事实，我觉得这个人的灵活性太多，原则性不足。到了今天这样条件下，中国人民看不到前进的方向，还是那个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在搞社会主义吗？我可是真有点搞不清楚了。”

　　这个在特定的环境下生活并被宣传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典型模式的领头人有这样的思想，并不奇怪，也无需苛求。我给他讲述了许许多多在那种社会模式生活下的干部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实例后，我又问到：“你说公道话，现在这个样子比过去是好还是坏呢？”

　　陈永贵说：“这也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化。我认为，现在的贫富距离是拉大了，不是缩小了。现在这一套，绝对不是毛主席的设想，而是毛主席一直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问他：“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你见过吗？你把现在许多农村发生的面貌和你那个当年的大寨对比一下，如果你说那个贫穷、落后的大寨就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把它抛弃有什么不好呢？”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他的表情，接着说：“我认为，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中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概念的混乱。比如，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罪名还是一个定义？它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同这个敌人究竟要进行怎样的斗争？它的最高裁定权在哪里？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混乱，最终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阴谋分子以有利的机会。永贵同志，你作为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人，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你能把我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解释清楚吗？如果连你都解释不清楚，那就更别提普通的老百姓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人都是根据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来决定要打倒谁，那怎么会有严格的表准和区别清楚问题的性质呢？这也难怪，群众刚刚要打倒的人，毛泽东马上就让他登上了天安门；或者说毛泽东、党中央命令打倒的人，群众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象这样下去，所谓的群众运动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运动群众吗？”

　　他缄口不言了。他从椅子里站起来身来，在他那个有限的客厅里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转过身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才多少年的时间？我们在那个破落的基础上站起来，成为主人，就是最大的成绩。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功不可没。尽管我承认毛主席有过自己的错误和失误，但是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能比毛主席更聪明。现在的这些问题也是现在的人们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任何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笑了，陈永贵说得多么可爱呀。有时候，这个憨厚的老人几乎就是一个孩子般的天真。

　　我对他说：“我丝毫没有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和英明。我是说，任何运动中的概念不清楚或不明朗的细节，都可能被坏人利用。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坏人横行而好人受气呢？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政策和打击对象上造成了漏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几乎所有的大革命和政治斗争都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现在呼喊法制和民主的原因。现实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紧迫的任务提出来了。这是历史的教训换来的真理，我们理当珍惜。”

　　陈永贵对我的话，只是出于礼貌才注意地听。

　　他说：“我已经向中央保留了我的观点，但是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邓小平在我离开副总理的职务时专门和我谈话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比如我在建国以后就两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的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象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我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今天和你讲的这些，只是许许多多的事情中很少的一点，也是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最后，他说：“我认为，大寨就是社会主义农村的崭新模式，没有大寨的典型指引，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过去我们叫不务正业。毛主席说得好：[ 农村就应该是以农为主嘛，兼学别样。] 现在好了，农不农，工不工的，叫什么乱摊子！我听到了不少的消息，这几年把毛主席领导下辛辛苦苦地积蓄下来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都给破坏了。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把集体的大型机械化资产分得乱七八糟。这样下去，我们的农村真要倒退许多年了。”

　　他的这些消息究竟准确否？我不得而知。但他的言谈中，充满了那种[今不如昔]的怨气。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安慰他几句了：“任何人在历史上都有他自己的局限和作用，历史是不会苛求任何人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你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你的责任和能力。你既然完成了自己本来的使命，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来面貌。

　　我和一些山西老乡看望他的时候，他几次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他干事。我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在大寨大战狼窝掌的时候，没有给神烧香，那个地方不吉利。我死了以后要把骨头埋在大寨，但是不能埋在狼窝掌。要不，来世还会倒霉。不过，我现在满足了。邓小平也没有把我给关起来。想一想，毛主席也够可怜的了。战睁年代他献出了六位亲人，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他又献出了六位亲人。我料定华国锋将来也不会好死，他把毛主席一家子弄到这个地步，缺了大德......”

　　我们没有一个人敢附和他这些言论，但是也不好说他什么，只是听他说话。

　　“象毛主席那样英明的领袖，将来是不会再有了。中国说是要进入到法制社会。这也好，但是在法律面前能够人人平等吗？你们看看现在的高干子弟到处经商、做买卖，挣的是谁的钱？还不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毛主席那时就提出来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英明地预见工人的一部分，农民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现在社会上的分配不平衡，是不是毛主席预见的那种情景呢？毛主席那时候主张靠发动群众来纠正社会的黑暗现象，现在靠法律，我就怀疑：现在的法律能不能真正在所有的人民面前平等？中国今后怎么办？我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也许可以看得到......”

　　陈永贵讲这番话的时候，你很难说他就是一个农民。只有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民领袖的口里，才能讲出这样的语言。

　　毛泽东曾经这样对陈永贵说：“中国的农民就需要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来领导，农民受压迫、受剥削数千年了。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翻了身的，他们不跟共产党走是没有出路的。跟共产党走，就需要不断地革命，不断地斗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救农民自己。你说对吗？”

　　“对，对着哩！”陈永贵连声地说。是的，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正从心眼里拥护。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他会拼命奋斗的。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大寨创造了一系列的紧跟形势的发涨和时代前进的经验。不，岂只是紧跟，简直是率先。大寨的动静，总是和毛泽东以及他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紧密相连的。

　　这个浑身热血的庄稼汉，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来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确实代表了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愿望和意志。但是，正是这种朴实的性格和觉悟，他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形成他自己的认识。

　　他的唯党中央之命而是听的信念，使他的后半生都是和中国的主潮流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的一生印有整个时代的烙印，印有毛泽东的标记。

　　他一生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整个农民阶级和整个中国人民的悲剧，完全地推到他身上是不公平的，当整个时代飞速发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回忆这一段历史，认真地吸取经验和教训，不是也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义吗？(来源: 明雨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