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可畏祖宗可法人言可恤
温总理今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自勉，表达了他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我倒以为这些话反过来说，也很有现实意义。这大概也符合辩证法吧。
天变可畏
王安石改革，碰到旱灾，反对者就以天人感应为借口，说是老天爷不喜欢其新政，所以久旱不雨。安石遂有“天变不足畏”之说。反对派的天人感应说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当时的人类活动尚不足以对气候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人类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不少自然灾害。象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臭氧洞、特大洪水等“天变”还是相当可怕的。
祖宗可法
几年以前，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要继承三个传统，一个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另一个是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传统。我觉得这一提法大体可用，不妨把这三个传统当作我们的三个“祖宗”。这三个祖宗，一个都不能唾弃，都应该好好供着。文化历史传统，决定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人之所以中国人。“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割断了文化历史的血脉，我们就失去了认同，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自我。五四启蒙传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传统，尊重个性、相信理性、以理性重估一切价值，是这一传统的特色。社会主义传统中沉淀着几代革命者建设者的理想以及他们可歌可泣的经历，其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耕者有其田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理想，以及劳动光荣、雷锋精神、为人民服务等道德风尚，至今依然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的启蒙传统受到了充分尊重。有解放，必有束缚。1919年的束缚是孔孟之道，1978年的束缚是“两个凡是”，现在的束缚在哪里，则有些众说纷纭。从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看，自18世纪以来，启蒙精神固然代代相传，却一直受到其他思潮的挑战和补充。保守主义者要求尊重已有的制度和风俗，浪漫主义者反对把人过分理性化，康德哲学指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马克思提出了实践的重要性，存在主义哲学从本体论方面提出了挑战，后现代思潮也仍然可以看做对启蒙精神的温和反动。相对而言，我们的启蒙思维过于简单，缺少层次和中介，缺少挑战和反动，一往无前，不免贻人“伊于胡底”之忧。所以这启蒙传统应受到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制约，反之亦然。
人言可恤
恤者，忧也。不恤人言，虽千万人吾往矣，固然是革新者的勇猛。然而人言者，舆论也，今之为政者不得不恤。国内民众的舆论不用说，就是国外敌对者的舆论也不可小觑。当今国际舆论，尽归敌视中国的欧美媒体主导。国内舆论界，也有太多“很傻很天真”的人物。如何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让民众心声得到尊重，都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人言之可恤，无如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