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一次休息闲谈时，对贺龙、徐海东两位将军笑着说，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可见，他把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史作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是值得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人反复思考认真学习的。否则，对文学艺术的领导做到纲举目张是不可能的。
——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第 142—143页

1957年6月1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对胡乔木和我说，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谈到这点意见，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后曾任广播电视部部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第 206——207页

（1942年秋）毛主席听了我关于38军统战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汇报。闭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我，读过《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吗？我说：“读过。”“读过了好，作统战工作不但要有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还应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
——范明（时任中共地下党38军工委委员、统战部长，后曾任西藏工委副书记）《毛主席批准赵寿山入党》，《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1942年12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我谈话。谈到领导工作方法问题，毛主席说：要提纲挚领，领导要抓大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引用了一句古语；“君逸臣劳，古已有之。”说我们的同志不懂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得不太好。毛主席谈话很明确、很透彻，使人听了开窍，豁然开朗。
——张稼夫（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威力——忆毛泽东同志关于晋绥根据地建设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页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报告和文章写得不好，不讲求结构和行文逻辑，并引用了清代文坛桐城派重要领袖姚鼐的话“为文之道，要讲求‘义理辞章之学’”。毛主席担心引证有误，特别嘱咐陈伯达找原文查对。陈伯达要我给他找姚鼐的原文，我便领着他到南宁古旧店去翻阅旧书，找到了姚鼎的《惜抱轩全集》，经过查对证明毛主席的引言无误。毛主席说：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毛主席的讲话，使省委领导和广西日报社的同志认识到了提高报社编辑和记者的写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是办好报纸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当前必须抓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广西日报社召开了有我列席参加的编委扩大会议，具体议定的方案中有一条是“选读一些好的中国古文。后来，广西日报社在执行过程中虽然做得不够理想，但编辑和记者的眼界确实放开了，思路开阔了，写文章和做通讯报道注意了结构和逻辑，以往那种呆板的文风，又有了一定的改进。
——霍泛（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后曾任山西省副省长）《毛主席教我们如何办报》，《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 4期

毛泽东同我讲过许多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终生难忘。一个是“狂生夜坐”的故事，一是《席方平》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出自《聊斋志异》。
毛泽东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情况而发的。在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能认真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但也有一些基层单位少数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压制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毛泽东察觉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缅怀毛泽东》（下），第562—564页

三、学习毛泽东“读史有道”

毛泽东读中国的古书，很讲究读书里的学问，从来不是无所谓地去读，而是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常常把书里可以借鉴的内容自然而贴切地运用于指导实践。
他自己爱读二十四史，还鼓励一些同志去读这部史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工作的借鉴。
——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 26日

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主席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我四个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原来我们都认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你们都看过这部书吗？”柯庆施首先回答：“看过，还看过《三国演义》呢。”毛主席说：“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李井泉插话说：“书中那么多人物、事件，看过就忘了，不如主席记得那么清楚。”主席说，为什么记不清楚呢？要想记得清楚，看书就得讲究方法。读文史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
在这次座谈会10天之前，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是坏人是错误的”。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这三位历史人物的评价。
毛主席对三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评说，具体生动地体现了他提倡读历史书要用“联系”和当“评论员”的两条方法。所谓“联系”，按照辩证法，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联系”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而不是什么无缘无故的联系。例如，毛主席针对工作中存在着的分散主义，要求高级干部像秦始皇那样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以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分散主义在一个领导体系内是对立的两个侧面，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所以，这就是毛主席用“联系”的方法读史用史的例证之一。毛主席对三位历史人物的评论，说明他当“评论员”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已有的历史结论，而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独到见解。
毛主席提倡的“联系”和当“评论员”的读书方法，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联系”才能拓宽视野，有所比较，学以致用；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分析，有鉴别，有结论。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就没有基础。
——陶鲁茄《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第143—144、146—150页

根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逄先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后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1页

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典故和成语，连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了四五十年的人，也得去查书。毛泽东学习古人的长处，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终于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
——臧克家（诗人）《毛泽东同志与诗》，《红旗》1984年第2期

毛泽东读的书很多，有马列主义原著，有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和历史之类的书，其中历史书最多。一般的书，他通览一遍后放下，重要的历史书籍，他要认真地反复地看，重点的语句、段落，他都用红笔画上记号。毛泽东是带着问题读书的。读历史书时，他有时看着看着眼睛就离开了书本，凝神深思。他通过史书的记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找出历史发展规律，以史鉴今，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翻开《毛泽东选集》，里面有不少历史典故，言简意深，发人深省。
——蒋泽民（曾任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忆毛泽东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主席问我喜欢读什么书？我说最爱看小说。主席说：“好嘛，爱好文学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读《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以上。你知道《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个人物吗？”这可把我问傻了，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主席说：“一共是327人，从皇帝、贵族，直到老百姓，都写到了，而且性格各异。刘姥姥就是个典型的农民嘛。我看凭这一点，就可以称为‘巨著’。”“不过，《红楼梦》的意义恐怕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他接着说：“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全景，告诉我们一个崩溃的封建社会是怎样完成它的最后的悲剧的。”主席又举出了一些情节，一一做出了分析。
这番话使我茅塞顿开。我觉得主席读书的方法和观察事物的视角非常奇特，总是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提出问题，加以解剖，发掘出新意。后来我按照主席说的办法，又读了两遍，收获果然不一样。
——水静（曾在江西省委组织部工作）《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

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讲在实践中学习等问题。他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不是书法，是历史。他学会了文艺。”对孔子具有多方面的实践和才于，流露出赞赏之情。讲到古今教学内容对比时，毛泽东说：“孔夫子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希望社会主义时期学校的教书育人参鉴孔子的经验。对孔子的因人施教，毛泽东也表示同意。当然，站在新的历史阶段看孔子和儒学，毛泽东是十分注意扬弃的。就在要求教育界借鉴孔子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
——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965年5月2比 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听说拥有渤海、黄海的山东缺水时，他随即念出唐朝诗人李贺《梦天》诗中的诗句：“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大意是说诗人梦游天空，俯视人间，沧海变桑田，千年如瞬息。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齐鲁大地和海洋，渺小得像九点烟、一杯水。诗中美丽、幻想的神话，引起毛泽东的现实联想：能把海水变淡水，水就多了。要想法利用海水。
毛泽东这种敢于想人之未敢想，言人之未敢言，行人之未敢行的性格，赋予他开创新时代的非凡魅力，使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险历程中，能战胜许多困难，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成为令人佩服和信服的政治家和领袖。
——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第20—21页

我们在延安学习近代史时，曾对太平天国责备很多，简单地认为洪秀全农民的帮派意识太重，没有政治远见，打到南京就不乘胜北上，夺取北京。丧失良机，坐以待毙，内起内讧，外遇强敌，以致失败。但毛泽东却在一个场合说，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古人，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看太平天国运动。既要看到太平天国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也要看到他们对动摇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促进农民觉悟，以及某些改革新措施的重要意义。
通过毛泽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指点，使我逐步认识到，历史唯物论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掌握和运用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今天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必须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内外的实际和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出发，不可偏缺。
——何载（建国后曾任中组部干审局局长）《怀念与回忆——教诲与思考》，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1页

四、品评毛泽东“鉴往开来”

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作风，我们的任务是要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而不是“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但是，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
——刘少奇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发言，转引自陶鲁茄《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第 128页

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切的了解，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因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

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毛泽东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熟悉中国历史。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政治经验，同时也指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尊重传统的力量，以避免不必要的磨擦。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基础上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工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作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工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赵超构《初见毛泽东》（194年赵作为重庆《新民报》特派记者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发表此文），《名人眼里的毛泽东》，青岛出版社 2003年版，第150——151页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尼克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76年9月 14日

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
——希思（曾任英国首相），转引自马蜂《毛泽东的湖湘文化情结》，《党史天地》2003年第 7期

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曾任澳大利亚总理）《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永世长存》，《名人眼里的毛泽东》，第348页

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泽东写的东西总是会站得住的。他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他的思想在日后好几代人里还会是适用的。
——西哈努克《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第 13页

毛泽东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他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吸引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李德（德国人，曾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第73—75页

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曾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名人眼里的毛泽东》，第103、105页

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而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
——史沫特莱（美国作家，曾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地道的中国理论家和诗人》，《名人眼里的毛泽东》，第108页

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反复阐述了革命和文化的问题。毛泽东喜欢读《红楼梦》等中国古典作品，一贯采取把这些作品视为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予以尊重的态度。他在传统诗词创作方面也显露了非凡的才能。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为具体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形象。
——福原亨一（20世纪 70年代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第165页

毛泽东的知识似乎也很渊博。他的谈吐像一位兴之所至、博览群书的自学者。他能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农民的进步意义。在我恭聆他的教诲时，他又进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国情况同一位外国记者在瓦利福奇会晤华盛顿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情况相比较。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他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
——白修德（美国记者，曾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不可磨灭的印象》，《名人眼里的毛泽东》，第181页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但对毛泽东来说，历史是农民起义，不是帝王王朝。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
——马克•盖恩（加拿大记者，曾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不会失败的毛泽东》，《名人眼里的毛泽东》，第198—199页

（摘自2007年第6期《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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