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饿死三千万”

“饿死三千万”是个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们声嘶力竭鼓吹的“法治”，应该先“无罪推定”，再出示证据：犯罪事实、犯罪动机、主谋、帮凶、策划、实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须以板上钉钉的确凿事实说话，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丝马迹、凭空的想象和推断充数。——“精英”们既然那么关怀黑社会头子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那涉及毛泽东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时至少也应该“一碗水端平”。

“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出处何在？证据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显然是人云亦云。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饿死人的原因并非无粮，而是夺粮——这两个省负责人先虚报产量显示“政绩”。为了保护“政绩”，把民间的口粮调走充数，导致老百姓挨饿，并对上封锁消息隐瞒实情，对实际情况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最终造成大批人饿死。——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缺粮导致挨饿”与“夺粮导致饿死”。

“缺粮导致挨饿”不一定就“饿死人”，不能确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夺粮导致饿死”则已经饿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毛泽东参与了“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中央文件？书面指令？口头命令？暗中鼓励？事后包庇？恰恰相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见到的倒是如下事实：“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这二人都因“夺粮导致饿死”而受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指责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评价极高：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井泉则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却包庇了罪犯。谁包庇的？显然不是毛泽东。能把“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栽到毛泽东身上吗？

“缺粮导致挨饿”是谁之过？“反反冒进”、“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么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网友“数学”的文章“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和黄岭峻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后。（附录一．附录二．）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足以说明一切。故也附录于后（附录三）。

根据这些资料，充满“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就是如今大骂毛泽东、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从“极左”跳到“极右”，这就叫无耻文人。）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到开中央全会正式下文件纠正问题一共六个月。而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都是来自下级的汇报和“专家”的“论证”。如果说毛泽东有错误，那就是在一开始某些场合对来自下层的若干汇报和“专家”的“学术见解” 将信将疑，没有立即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换句话说，毛泽东的责任是最多三个月的“纠正不力”。（厉以宁在“强国论坛”里承认“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在改革中我们忽视了一些问题”、“我们当初的认识有局限性”——对毛泽东近三个月的“纠正不力”，“精英”们大肆喧闹了近三十年还没完没了；而对“精英”、“专家”、“学者”们近三十年的“问题”、“经验不足”、“局限性”却不准有人们有哪怕一分钟的质疑，否则就是“否定改革”。这一对比就能明白什么叫“虚伪”，什么叫“无耻”，什么叫“颠倒黑白”了。）

十七大辅导材料“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里有如下一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31/content_6977120.htm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

“（一）中央委员会除设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八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而改称为总书记。这样，就将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了，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综合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1．1956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迷信”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开始分“一线”“二线”。中央书记处算一线。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都由书记处负责”“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一切具体工作的部署安排实施，包括反右、“大跃进”、“一平二调”、“对苏联提前还债”等等均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经办。

2．邓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活动均由他负责，包括经济活动。

3．1958年“浮夸风”最烈的6月至9月，毛泽东正忙于部署8．23炮击金门，要忙于对付美国，要忙于对付赫鲁晓夫的“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以及接踵而来的中苏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苏两霸冷战的包围等战略大计……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紧急的事要办，未能及时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和1959年起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属于刚升到“一线”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绩”证明自己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需要通过1957年的“按指标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显示“政绩”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线”“二线”。那几年中国建设发展平稳迅速，成就举世公认。毛泽东并不需要搞什么异想天开、轰动一时的“政绩”来证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线”“二线”之后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线”的邓小平、刘少奇从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标抓右派”。1958：“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反右倾”。此外还有“提前还债”——“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矛，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56年分了“一线”“二线”、毛泽东不再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后立刻出了那么多邪门的事——“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新上任的“一线”领导们的“政绩工程”。

有人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即便书记处是“一线”，具体部属了一切，那也是毛泽东的责任。

毛泽东并没有回避责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把责任兜到了自己头上。但毛泽东的责任是一时的“纠正不力”而不是“罪责”。

拿破仑说：

“一位统帅因为执行了远离战区、未明战事近况、或根本不知战况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战斗中铸成错误时，他是不能推脱责任的。因此，任何一位统帅在执行命令时，如果知道计划不妥或有失败危险，就应向上陈述理由，请求修订计划，并不惜在最后以辞职力争，甚至宁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为毁灭自己部队的工具。”

“任何一位统帅，明明知道将要遭到失败而仍然按照上级命令进行作战，那就是犯罪。他在此时应该拒绝遵从命令。只有在上级发令人于发令当时亲身处于战场的情况下，军令才要求绝对服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发令人可以即时聆听反对意见，并且可向执行命令的将领作出必要的解释。”

“当一位统帅接到来自君主的绝对命令，并预料将让敌人获胜而使自己失败时，他对此一命令是否应该服从呢？答案应是一个‘不’字。如果统帅明白此一奇特命令的理由，当然是应该遵照执行的，否则，就应拒绝。”

由此可见即便“浮夸风”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那中央书记处也必须负责。因为书记处书记没有“拒绝遵从明知将要遭到失败的命令”，反而部署实施了错误的东西。不追究书记处书记的责任而责怪毛泽东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你打“的”，告诉司机向左拐。司机却向左冲上了逆行线。你赶紧告诉司机快回右，司机却向右撞上了马路牙子、冲上了人行道、撞死了行人。警察来抓司机，司机却说不是他的责任，因为是你让他这么干的，该抓你去坐牢——这种逻辑站得住脚吗？倒底谁有罪？“一线”手把方向盘的司机，还是坐在后排“二线”指方向的人？对于处于“二线”后排指路的人来说，如果有责任，那就是：为什么用了这么个混帐司机？

茅于轼说：“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

茅于轼在瞪着眼说瞎话。事实是当时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想方设法进口粮食救灾，不仅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而且积极谈判从美国进口。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明：“至于进口，目前正在谈判，可能与美国签合同”。但美国政府坚持封锁禁运，不但不准美国商人向中国出口粮食，甚至于1961年2月3日下令美国公司不得给向中国运粮的船只加油。——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并没有一口回绝，而是“表示愿意考虑”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有个前提：必须官方对官方，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而不准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直接谈判。这实际就是拒绝：美国根本拒绝承认中国政府，怎么个“官方对官方”？这是逼中国政府先投降，承认台湾“独立”，然后再说——这一拖天知道要拖多久。到头来即便最后能从美国进口粮食，那也缓不济急，早错过时机、失去救灾的价值了。茅于轼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说“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

说到救灾，不妨看一看斯诺在《西行漫记》的若干描述；

“1929年的大旱”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

“1939年的水灾 ”

“居住在中国中部变化莫测的河流流域的中国人，大约有九十万人死于水灾惨祸。一千二百万户家庭被毁灭，五千五百万人受灾。就在这个打击以前，干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里，饥荒使曾经是富裕之乡的西北大伤元气，蝗灾接踵而至，十四次内战使国家的经济结构遭受破坏，盗窃、抢劫、匪患横行，为扑灭共产党人革命进行的斗争已经历时两年，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

……

“从前，如果庄稼遭灾，还有储存的粮食可以支持到来年播种的时候。当雨水充足时，河渠饱满，健壮的水牛在地里推动着古老的水车，滋润着可爱的田地。农民挑着水桶在自己的那片地里忙来忙去、喊着那奇妙的、勤劳的劳动号子。生活似乎是亲切的。但是，这些年以来，在大地上出现了掠夺成性的野兽。官吏们把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合法化、称之为‘捐税’。兵士们也抢劫分赃。盗贼横行，粮仓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以外，谁也没有什么银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的银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

……

“个旧矿共有近50000名矿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隶。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干上几个月，他们的皮肤差不多变成青色，因为砷毒迅速的进入了体内。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年约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抚恤金给予他的父母，数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

……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

“我错了。中国农民并不消极，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计划、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起来战斗的。 ”

……

上述腐败阴暗的情况在毛泽东时代的救灾过程中发生过吗？而有些情景——如“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对今天的人来说是不是更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呢？

网文“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让我知道了一个事实：高梁为什么会逐渐消失。高梁不高产，缺营养，不好吃。但中国北方过去种得多，现在却越种越少。为什么？因为高梁极耐水涝、极耐盐碱。过去中国北方大地表面是平原，实际净是坑坑洼洼，动不动不是旱就是涝。洼地易积水。积水就易泛盐碱。这一切使其他作物都不好种，只好种高梁。为什么现在高梁种得少了呢？因为中国自1958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改造洼地、改造盐碱地、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改造了自然，可以种高产作物，不必再种高梁了。结果：“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再无大灾——碰上同样的气候不理想，过去为灾，后来就不为灾了，因为中国农业的抗灾害能力今非昔比了。——这一切靠个体户、小农经济做得到吗？没门——动不动就涉及几个县几条河的工程，没有成千上万的人谁干得了？靠机械化？当时哪来的钱？现在即使有钱，一算“经济效益”也受不了。那么是谁的功劳？第一，人民公社。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个组织能力。第二，人的精神：就凭人的肩挑手拉、一锹一筐、一步一个脚印，靠一个工分几角钱几分钱的报酬硬是改造了华夏大地。如果一切靠等靠钱靠设备，到现在也未必干得成。这才是真正的救灾，最彻底的救灾，一劳永逸的救灾，毛泽东式的救灾。

有人争辩说“浮夸风”直到1959年仍未制止，所以才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罢免彭德怀说明毛泽东拒绝正确意见，结果造成了饥荒。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已经正式下文纠偏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就是继续纠偏。彭德怀的“万言书”上说的东西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问题不在“万言书”本身，而在“万言书”之外。——既然的问题已经被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接二连三又开会又讲话又发表文件大力纠正问题，那还提问题就不是为了问题本身，而是为了追究责任——如同一个人走错了路，已经发现了，已经回头了，你却一再逼问：你为什么走错了路？这就跟走错路本身无关了。彭德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算旧帐”——说过去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让我????二十天娘行不行？这就超出了万言书自身的内容，不但涉及了历史上的是非，而且涉及了人事纠纷，要追究责任。——仅仅一年前彭德怀刚刚以“反教条主义”为名逼刘帅检讨退位，现在会不会又要逼谁退呢？没资料，不知道。但庐山会议上未必没有人这么认为，尤其是以“大跃进”为“政绩”的。——当年在当年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激烈争论的人都有谁、都说了哪些等等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可靠的资料，不能妄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罢免彭德怀并非没有道理：中苏已经分裂，毛泽东必须对党内军内可能的亲苏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彭德怀在苏联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公开说过彭德怀是他的好朋友。彭德怀刚刚率领军事代表团访苏归来，马上就上庐山递“万言书”，而且扯到了人事纠纷，再加上跟一批高级将领伙在一起。这一切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并不奇怪。如果毛泽东因为这些而决心罢免彭德怀，那不能说没有道理。

“精英”们用“万言书”大做文章攻击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为了证明茅于轼的论断——“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就必须证明“没有精英治理”必遭大难，就必须制造个“饿死三千万”的吓人罪名强加给毛泽东，就必须利用彭德怀的万言书来证明一切都是毛泽东之过。这是在“杀鸡吓猴”，借妖魔化毛泽东警告中国今后的一切领导人：谁敢得罪“精英”谁就没有好下场，不世之功会变成滔天大罪，苍蝇会变成大象，白的会变成黑的。而如果赞同“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则即便有“饿死三千万”的大罪也会被“精英”们“隐恶扬善”、“为尊者讳”、“文过饰非”、“化腐朽为神奇”地嫁祸于人。所以才会出现毛泽东三个月的“纠正不力”被揪斗了几十年，而毛泽东几十年的不朽功勋被一笔抹杀等冤案。——这一切都是“精英”们实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一政治目标的需要。

那么彭德怀是否冤枉呢？

在今天的“事后诸葛亮”们看来，是有些冤枉。但当“事后诸葛亮”容易，当“事先诸葛亮”难。在没有条件从容查清一切时，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大局，有时采取断然措施防患于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这如同战场上的误伤：如果能够慢条斯理地弄清一切，自然不会误伤。但既然没有条件去慢慢查清楚，那就只能根据当时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好资料当机立断，宁可承受误伤的损失也不能因怕误伤而给敌人可乘之机——美军装备那么现代化，也照样不能避免误伤。

好人受冤枉是最不幸的事。但社会自有其规律，战争自有其法则，很多情况下避免不了不幸。有些平时看来理所当然的事，特殊情况下就容不得。比如婴儿啼哭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权制止。但抗日战争反扫荡时多次发生过母亲为了避免婴儿啼哭暴露目标被日本鬼子发觉，不得不把要啼哭的婴儿捂死了——平时最正常的“啼哭权”在特定条件下就容不得。这对于婴儿来说的确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委屈。但当时当地的情况就是：是一个婴儿的委屈重要，还是一群人的生命重要？

又比如现在人们关于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几乎是众口一词一边倒地全盘否定，简直骂得一塌糊涂。这就有片面性，缺乏具体分析。首先得看具体的历史环境。比如土地革命时期，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整个社会一片恐怖，背叛、出卖行为不少，稍有不慎被叛徒内奸特务钻了空子就会一死一大片。而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从容周密地到全国调查每一个可疑对象。那就免不了经常面对这种选择：是个人的清白重要，还是更多的人的性命重要？这是严酷的环境强加的选择。另一方面，共产党1927年才开始搞武装斗争，一切都刚开始学习。谁能要求一个人一跟头就从外行变成内行，从门外汉立马变成肃反专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主流经济学家”改革了近三十年还没学会改革呢，还承认“认识有局限”呢。）再加上国民党大屠杀激起的普遍仇恨和急于报仇的情绪，这就导致一些冤案难免。但很多当时条件下受过冤枉的人都理解：这是客观环境所迫。如果换了自己也会同样处理。所以这些人虽然受了委屈，但多数并不因此而投敌，以至于国民党都奇怪：这些人国民党要杀，共产党也要杀，为什么还要跟着共产党？

再比如说对当过俘虏的自己人。过去靠“小米加步枪”对付现代化，打仗全凭一股气。一旦士气受损，那就没办法打仗了。而在当时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条件有时间慢慢调查，弄清楚那些当过俘虏的人是否是人家故意派回来败坏士气的？这同样面临着一个“是个人的清白重要，还更多人的生命重要、部队的士气重要、战斗的胜利重要”的抉择问题。过去对当过俘虏的自己人那么严厉，同样是环境所迫。等环境不那么严酷了，要求也就不那么严厉了——对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当过俘虏的中国军人的处理就与以往不同。这同样是环境的产物。在今天的和平时期看来蛮不讲理的东西，在战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在极端严酷的战争条件下有时简直是必须的。

所有这些无非是关于如何看待彭德怀的遭遇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就应该制造冤案，就应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正是毛泽东历来是最反对的。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人民内部矛盾、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连对待敌人和叛徒都有明确规定：交枪不杀、优待俘虏、不虐待俘虏、对叛徒，如其悔改，还可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一贯主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朱德、陈毅、周恩来等都曾经反对过毛泽东，但最后都团结到了毛泽东周围。毛泽东处理干部历来是“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被喻为“热加工，冷处理”。要说与人为善，做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而其他人就不然了。不信看看现在最时髦最红火的“理论书”，可有如此详尽完整的主张？可能用来指导处理各种关系？

《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号称“王疯子”。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主动伏击日寇“皇军战地观摩团”就是他的杰作。战功累累却不幸“英雄难过美人关”，闹着离婚娶小姨子，被一状告到刘少奇处。结果：开除党籍，一撸到底，下放农场劳动。——喜新厌旧闹婚变是不对，不听党组织劝阻是有错，但错不至此。就凭这就把个有功之臣整成那样，如此冷酷无情，为什么？“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你不是功臣，是工具。所以毫不留情。——如果是毛泽东经手，会如此心狠手辣吗？

至于那个“人民的儿子”，只要看下述时间和随之而来的事实就行；1956年升迁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 “浮夸风”、“反瞒产”、“调粮导致饿死”、“提前还债”。1975年第一次复出——下令武力围剿云南沙甸回民。1978年第二次复出——1979年打越南。1989年第三次复出——大兵进京。——四次掌大权，四次立刻杀人。几何上两点确定一线，三点确定一面，四点确定一体。而这里的历史上的四个点能确定出个什么样的立体形象？俗话说“可一可再不可三”。一次两次是偶然，再三再四就是规律。什么规律？凶神。心狠手辣的凶神、死神。只要一掌权，必定要死人。最多死了多少？“饿死三千万”。什么“人民的儿子”？“龟儿子”！阎王鬼子！这样的凶神恶煞跟大仁大义的毛泽东能相比吗？把“饿死三千万”的罪名强加给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