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大兴喇嘛教以来，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达赖与班禅也成为所有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能够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领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进行这种控制，让西藏和蒙古自己联合起来，就很容易形成祸根。轻则失去西部百万里之地，重则威胁整个大清的社稷江山。那些所谓的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主权完整等目的都是后人的杜撰，肯定不是当时清朝皇帝考虑西藏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后来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不过，如果保持客观心态的话，应该能看到在那种表面的尊崇之下，存在着很强的利用之心。以清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作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除了在目的上表明对西藏宗教出于利用之心，乾隆还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之辞表明自己并非真信西藏宗教。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除了从宗教和感情上笼络西藏，清朝也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匹敌。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又值以达赖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急剧扩张，与自元以来一直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发生激烈的权力争斗。各方势力都需要寻求自己的靠山和保护者，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时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双方都争着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清对西藏进行的重大制度变动或人事变动，几乎都是在对西藏用兵之后挟余威而完成的。这是当时西藏与清王朝之间的典型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当时的西藏还有一个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威慑侵略者，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的需要。有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为了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清王朝还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仲裁地位，如清初年“蒙强番弱”，故采取“抑蒙扶番”之政策，后蒙古力量逐渐衰落，又改为“扶蒙抑番” 。在西藏内部采取“多立头目，以分其势”的策略，使其彼此牵制，不能擅权。当达赖势力强大之后，转而扶持班禅以为平衡。这种分而治之使各方势力无论求发展还是求自保都不能不依附清廷。

从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185年，从未间断。对于驻藏大臣的角色，今天的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各执一词。北京方面一直宣称驻藏大臣是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达赖方面则说驻藏大臣不过是满清皇帝的大使，负责传递消息而已，顶多对西藏政务充当一下顾问的角色，从来没有实际权力。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先引用上世纪末一位名叫达斯（Sarat Chandra Das）的孟加拉校长的描述。1881年，他在西藏江孜目睹过驻藏大臣的一次游行。那次游行是为庆祝大清皇帝登基周年举行的。

一些人抬着大约两英尺见方的木板，上面写着驻藏大臣的官职及对整个西藏行使最高权力的委任状。除了驻藏大臣的随员及侍从外，还有来自卫藏地区的大约三百名高僧及达官显贵。八名中国士兵抬着一顶驻藏大臣的轿子。大约五十名藏兵拉着拴在轿杠上的长绳索。队伍在圣殿及去世圣人的灵塔前致意之后，由傅拉协摆率领从东门走出寺院。政府官员走在前列，军需队尾随其后。然后是中国官员，最后是乘坐着华丽轿子的首席驻藏大臣。在整个行进过程中，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中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职位较低的驻藏大臣骑马跟在后面，他似乎喜欢看带着沉重镣铐的囚犯，新近受到刑罚的头人们在沉重的木枷下呻吟着。这位驻藏大臣的轿子一样也由八名士兵抬着。他的随员及侍从也与首席驻藏大臣的随员侍从相等。他们的卫兵全副武装着中国的火枪及长矛……

根据当时的感受，达斯得出的结论是：驻藏大臣是“西藏人极为憎恶的人，西藏人从心底憎恨他们。”

达斯目睹上述场面是在1881年，那时清帝国已趋没落，弊端丛生，吏治腐败，因此不能就此一例而说自设驻藏大臣以后，西藏人就一直心怀憎恨。但是通过达斯的描述至少可以看出，即使在西藏人憎恨驻藏大臣的时候，也不能不让驻藏大臣摆他的威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1950年11月西藏噶厦政府面对中共大兵压境时发出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曾经这样界定清朝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里，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联系和交往是滋生于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的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

然而，“追随者”和“信徒”在“导师”的领地如此耍威风，是难以说服人的。事实上，清朝皇帝至少两次革除过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六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规定所有的达赖转世灵童都要经皇帝批准认可。清还对原属西藏管辖的地区进行了分割──设西宁大臣治理青海，将东部藏区划归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在那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缩小西藏的地方势力。至今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区”，亦是按那时划分的界线。

因此，中国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一方，是把西藏当作臣属的，而西藏一方，至少也不敢公开反抗。除此，其他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主张西藏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立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天高皇帝远”形容西藏再合适不过。坐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宝座上的中国皇帝，有多少时间顾得上西藏呢？而驻在拉萨的中国皇帝代表——驻藏大臣，对西藏到底有多少实际权力，也的确存在疑问。

有一个小故事对此是很好的注解：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朝的驻藏大臣任命了一个名叫然巴的西藏贵族担任政府（噶厦）大臣（噶伦）。根据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有这个权力。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召见了然巴，对他说：“驻藏大臣已委你为噶厦成员，但你不是我的噶厦成员。”这一句话就足够了。然巴立刻离开拉萨，回到他自己的庄园不再露面。于是噶厦就去向驻藏大臣呈报──然巴死了。驻藏大臣当然不相信几天前还好端端的然巴突然会死，可即使怀疑其中有诈，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证明其没死呢？最终他只好同意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的人担当噶伦。章程赋予他的权力在实际中等于不存在。

这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当时中藏关系的典型写照，充分地表现了驻藏大臣的无奈。但是不管怎么样，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挺起胸脯对驻藏大臣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想任命谁跟你没关系。”所以，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十三世纪的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