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六章）儒教是虚假的根源（一）

作者:方舟
2007-04-26 17:53:34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⑴

是的，专制必须是恐怖的，但长期专制，单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欺骗。

将政府的权威完全建立在军队和酷刑上，这样只能对人民的肉体产生威慑作用。如果人民真的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政府的权威也就失去自己的基础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今天逃跑是死，举行起义也是死，为国而死，可以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⑵ 戍卒一叫，群雄并起，一夫作难，而七庙毁。

中国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秦国１６年而夭折的教训更给中国后来的专制者们敲了个警钟，上了堂政治课，这使他们明白，一位的高压、恐怖是行不通的，是不长久的。

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灵魂。仅仅控制了人的肉体，是不全面的，是低档次的。要想使专制政权长期稳定，还必须控制人的灵魂。值得中国专制帝王们庆幸的是，在中国，有个现成的、很符合专制需要的控制人们灵魂的工具，那就是曾被秦始皇严厉打击的儒教。

专制政体在欧洲很短暂，在非欧洲地区存在的时间较长，但和中国相比，世界上所有的专制都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社会超长、超稳定的专制政体，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信奉一个特别的、专业为专制服务的宗教－－儒教为国教。

儒教是一个设计精致、完美的愚民工具。

儒教的愚民在政府政策中的集中体现是所谓的“仁政”。“仁政”是儒教“亚圣”孟轲所提倡的，他是孔丘的“仁爱”“礼制”的进一步发展，是“仁”“礼”的政治政策化。孟轲和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同时代人，他所鼓吹的“仁政”是针对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暴政”的。

为了了解孟轲的“仁政”，我们还是先看看商鞅的变法、“暴政”是什么。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废除“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不能上贵族薄册）建立“以功授官予爵”的制度，取消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实行土地私有，平均赋税，取消旧贵族的经济特权；废除礼制，实行法治，“燔（焚烧）《诗》《书》而明法令。”“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不受旧的等级礼制限制，“有军功者授上爵”，“显耕、战之士”大力奖励农、战有功之士，鼓励耕战。

商鞅的变法给了秦国人民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激发了人民耕战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军事的发展，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民勇于公战，怯与私斗。”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看到了人性恶，并敢于正视它、利用它，给每个人以奋斗的机会，让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欲望而去努力地拼搏，从而使整个国家富强起来。
孟轲的“仁政”又是什么呢？　

孟轲对梁惠王说：

一个国家的疆土即使只有方圆百里，照样可以取得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省免刑法，减轻税收，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年轻人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培养孝敬、爱悌、忠诚、信义这些品德，在家用来侍奉父母兄长，在社会上用来侍奉上级领导，如果这样，即使让他们手拿棍棒也足以抗击身批铁甲、手持锐利兵器的秦、楚的军队了。

现在大王发布政令，推行仁政，就会使天下从政的都想在您的朝廷中求职；种地的都想在您的土地上耕种；经商的都想在您的市场里做生意；旅行者都想从您的大道上经过；各国怨恨他们国君的人都想跑到您这里来申诉。如果这样，谁能是您的对手呢？

秦、楚那些国家征兵使役，妨碍了百姓的农作时节，以至百姓不能耕种土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父母饥寒交迫，兄弟、妻子、儿女离散四方。他们使百姓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与大王抵敌？所以说“仁者无敌”，大王就不要再怀疑了。⑶

老孟的话有点儿耳熟，在我们的毛伟人时代，不是有同样的话吗？“我们今天的生活幸福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无产阶级处在水深或热之中。”

孟轲的话乍听起来，颇有道理，尤其是“仁者无敌”简直就像真理，因为他很相似于“爱是永恒”“正义无敌”等真理。但是，如果将孟轲的话放在历史之中观察，你就会发现，所谓的“仁政”并不是像商鞅的变法一样从制度入手，给广大人民一个平等的机会，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只是让统治者在维护旧的制度、秩序的前提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对老百姓仁慈些，减免些赋税，将既得利益均给老百姓一点儿，这样就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护，就能天下无敌。

原来孟轲的“仁者无敌”的真正意思是“小恩小惠无敌”。

孟轲所设计的“仁政”其实有个假设、前提：即社会中的君王、官吏、百姓都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秉性善良的君子。也就是说，“仁政”的哲学基础是人性本善。

因此，为了证明“仁者无敌”，孟轲进一步论证道：

人性善良，就像水向低处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当然，如果拍水使它溅起来，可以高过额头；阻遏水势可以使他倒流，可以引到山上。这哪是水的本性呢？是形式造成这样的。人可使他做不善良的事，这和水受阻倒流是一样的道理。⑷

孟轲的人性本善论，同时代的告子并不同意，他说：

人性，犹如杞柳；仁义，犹如杯盘。把人性改造为仁义，犹如把杞柳制作成杯盘。

告子对人性的认识蛮深刻，态度也老实，但他的观点马上遭到孟轲的反驳：

你是顺着杞柳来把它制作成杯盘呢？还是要伤害杞柳再把它制作成杯盘呢？如果要伤害杞柳才能把它制作成杯盘，那么也要伤害人的本性，才能改造为仁义吗？率领天下的人来危害仁义的，一定就是你的这种论调。⑸　　　　

杞柳的本性怎么会是作杯盘的呢？孟轲在这里将杞柳的“本性”与杞柳的“形体”混淆一谈了。孟轲是弱智呢？还是在装疯卖傻？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孟轲是在装疯卖傻，他很狡猾，分明是他自己在戕贼仁义，他却先声夺人，贼人先告状，大骂别人危害仁义！－－蛇的伎俩。

孟轲的“仁政”和商鞅的变法相比，一个追求的是稳定，一个追求的是发展；一个给人民的是饭碗、温饱的许诺，一个给人民的是升官发财的机会；一个主张人性本善，一个主张人性本恶。

大家猜猜看，人民更喜欢哪一个？人性究竟是恶还是善？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现实与孟轲的论断完全相反：六国的有识之士，并没有涌向“仁政”的国家，而是纷纷涌向了变法的秦国；“仁政”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手拿棍棒抵挡住秦国军队的入侵，而是秦国最终用自己的军队消灭了六国。－－儒家思想真是把六国给害惨了。

秦帝国的独裁者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儒家思想的蔑视，历史似乎用不争的事实将儒家思想扫进了垃圾桶。然而，秦的好景不长。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阻止了秦帝国武力扩张的步伐，秦在筑长城由攻转守的同时也将恶的锋刃由敌对国家转向了国内人民：“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鍉（将金属熔化掉），铸以为金人十二……”实行严刑峻法，专制人民。

秦的酷政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本来打算传之万世的帝业，１６年而夭亡。汉代的专制者接受了秦的教训，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最终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纲领。

汉朝名为“独尊”儒术，其实他是在继承了秦朝法治制度框架的基础上“独尊”儒术的。汉朝首先继承的是秦朝的郡县制、文字狱、酷刑、连坐、户口制度等法治暴政，在此基础上又宣扬儒家的仁政，做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天子形象，虚仁假义，愚弄天下。这样汉朝就将法家的暴政与儒家的仁政揉和在了一起：内暴政外仁政，明儒暗法，明君子暗小人，手里攥着刀子，脸上戴着慈祥的微笑……。有了暴政作依靠，仁政得以安身立命；有了仁政来依附，暴政得以长命百岁。从此，中国“外仁内暴”的专制政体成熟定型，两千年不衰。汉朝的名号：“汉”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

法家、儒家这两个曾经争斗最激烈的一对冤家，终于在汉朝握手言和，狼狈为奸，坑害全国羔羊。

法、儒合流，恶、善兼容，这岂不是正符合了恶善并存的矛盾人性？是的，正因为是善、恶兼容，中国的专制文化才能得以经久不衰。但是，中国专制文化的善恶观，与真正符合人性的基督教文化的善恶观，不但不同，并且正好相反：

基督教文化是本恶向善，是“先小人后君子”。（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用了儒教的两个有毒的概念：小人、君子）人都是罪人，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前提是人人自私，甲方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乙方的利益，为了防止一方的愚蠢、贪婪破坏双方的协议，他们会在口头上或通过文字形式达成契约、合同，来制约双方可能出现的不轨行为，以确保最终达到双赢。本恶向善，是以罪人始，以得救终。

中国专制文化是本善向恶，是“先君子後小人”。人之初性本善，人与人交往的前提是人人为君子，甲、乙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君子，双方才可能合作。在合作中，甲方经意不经意表现出来的小人行为，会刺激乙方压抑已久的小人之心的爆发，乙方的小人行为有会刺激甲的小人之心，恶性循环，最终会以双输结束。本善向恶，是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始，而以吹灯拔腊、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终。

基督教社会是外恶内善。基督教国家一会儿是校园枪击案，一会儿是白宫性丑闻……，丑的恶的东西都是热点新闻，全世界都看得见。而他们的人道、人权、公正、自由、民主成为不了新闻，只能默默地留给自己的公民慢慢地享用。

中国社会是外善内恶。中国永远是形势大好、经济腾飞、生活小康、国泰民安风景这边独好……。“善”的“美”的都在脸上摆着，唯恐别人看不见。而违反人道、践踏人权、专制腐败等丑恶则留给了自己，让中国的百姓们慢慢地咀嚼、消化。

基督教文化是“揭丑文化”。基督教社会中的媒体以及电影、文学等艺术界都具有“揭丑癖”，以揭示丑陋、渲染丑陋为天职、为乐事，他们的存在使得丑陋在社会中无藏身之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上帝的工具。不过他们的“揭丑”工作也会授给那些敌对的专制政府以攻击自己文化、制度的口实、把柄，并给外界民众带来一种错觉：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色情的社会，并且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很不检点，总统们总是被“性丑闻”“性蜚闻”所缠绕，甚至健康也很成问题，总统吃块饼干都会被卡晕……。

中国文化是“遮丑文化”。中国社会中的媒体以及电影、文学等艺术界都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他们都以掩盖丑陋，报道、渲染光明面为天职、为乐事，他们的存在使得丑陋可以安逸地生存在中国的社会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魔鬼的工具。他们出色的工作使得敌对的民主政府很难抓住自己专制政府犯罪的把柄，并给自己的百姓们制造一个错觉：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了雷锋、焦裕禄、张海迪、徐良、史来贺、孔繁森、吴金印等“好人”的社会，并且国家领导人都是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都是从不生病甚至连感冒都不会发生的神……。

中国专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完全颠倒、对立的文化。

自汉代以降，历代的帝王们纷纷效仿汉代前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紧握着法的刀把子，一手拿着儒教经典，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时间久了，中国人中了毒，且上了瘾，做奴才做得心安理得，有滋有味，如果不让当奴才，那非急眼、玩儿命不可。

儒教究竟有何手段，能使其“仁政”有如此魔力，让百姓将压迫自己的官僚强盗们视为自己的父母，将强盗头子皇帝当成圣人天子？让数以亿记的中国人久受专制之苦辣竟然麻木不知，甚至自觉甘甜？

其手段不是别的，正是骗。儒教从头到脚是一整套超凡的骗术。

究其核心，孔孟之流是通过将人性“向善”巧妙篡改为人性“本善”，来迷惑普天下的。

一个谎话需要另外的十个谎话来圆谎，这十个谎话又需要另外的一百个谎话来圆谎。谎话的源头不止，谎话的河流不断。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

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的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除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３０５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传于后世，成为儒教的“五经”之一。除了甲骨文，《诗经》是当今中国人研究上古史成书时间最早、最可靠的资料，孔丘的学霸作风使得中国的上古史陷入了云雾之中，并给后代的儒生们编造伪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不单单是删《诗经》，孔丘还篡改历史。孔丘编《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极尽其篡改、歪曲历史之能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⑹ “以一字为褒贬”⑺。 拿历史作工具，处处宣扬儒家思想。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⑻

孟轲不仅是孔丘的知音，并且还为老师的造假行为辩护：

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⑼（说话没有真实的内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实，只有否定贤者、尊者的人才会说。）

《春秋》字含褒贬、歪曲真相的文风被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孔丘的春秋笔法开了中国人以文字饰“非”饰“过”的先河。

孔丘尊周王室为正统，吴楚等自称为王的国君，在《春秋》中仍被贬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周襄王是被召入会的，但《春秋》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何谓“巡狩”？视察之意而。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国人当了战利品掠走，中国的文人们，不是也称二帝“北方巡狩”吗？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窜，清朝人不也是说“太后西安巡狩”吗？国民党打了败仗，不说“失败”，而说“失利”，不说“败退”而说“转进”，不说“屡战屡败”，而说 “屡败屡战”。今日共产党政府，不说“失业”而是说“待业”、“下岗”、“待岗”……是呀，“失败”“败退”“失业”等字眼多不吉利呀，“失利”“转进” “待岗”就很祥瑞，他让人们觉得，明天我们就可以胜利、进攻、上岗、就业……。

“讳”“饰”和“瞒”其实是一回事，都不过是“骗”字的另一种写法罢了。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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