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七章）儒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一）

作者:方舟
2007-05-21 16:19:54

七 儒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

儒教是一种静止的世界观。正是这种静止的世界观赋予了中国社会超强的惰性，使得中国社会几千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

除了上文中提到过的种种表现之外，儒教的静止世界观在中国社会中还有以下三种表现：

第一，儒教使人安于现状，反对任何社会变革。中国历史中的每一次的变革，都会毫不例外地遭到“效法先王”的儒生们的围攻，受到儒家思想的层层阻滞。

第二，儒教使人迷信祖先，崇拜师长。儒教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他的祖先崇拜使得中国很迷信自己的祖先，迷信祖先的技术，迷信祖先的秘方。后人有了新的技术、学术也要假托黄帝、周公的名义才有说服力。一个不信儒教之邪，敢于大胆搞革新、创造的人，那他只会有两种结局：要么被儒教所扼杀，扼杀不死，他就会被后来的儒者尊为神圣。一批不信儒教的人打下江山后，儒教也会将他们捧为神圣。不论是文臣、武将还是文学家、艺术家，开国的一代就是这个王朝各行业的开山鼻祖，他们的继承者、学生在“事师如事父”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下，只能对老的学问承袭而不敢有所超越突破，因为在儒教中国，超越突破就是越礼犯上、不尊重老师的表现。这样，各种学问不是愈做愈好，而是愈作愈糟；人物也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而是一代不如一代强。

第三，儒教反对科学。在人类进步发展的历史中，技术的发明、革新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社会许多大的飞跃，究其原因，其动力原是来自于一两个不起眼的技术发明。近代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是近代科技突飞猛进的结果。

抵挡社会进步的儒教，在本能上是反对科学的。

儒教的反科学主要表现在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观上。

经过秦朝暴政和楚汉战争后建立的汉王朝，初期信奉寡欲无为的道家思想，经过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刘氏祖孙六代的经营，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汉王朝已经人给家足，国力强盛，年方二八的刘彻已不再满足清净寡欲的黄老之道了。为了追求“万事之统”询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刘彻下诏命令全国“贤良文学”上书对策。此时熟谙儒家经典的董仲舒脱颍而出，以“天人三策”回答了刘彻的三次册问，使刘彻最终找到了治国的理论武器，从此，汉王朝开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核心内容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天人合一。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⑴　

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⑵

人之首，首妢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尤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⑶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夫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⑷

董仲舒还将儒教之五常：仁义礼智信分别和五行一一相对应，东方木主仁，西方金主义，南方火主礼，北方水主智，中央土主信。

不仅只是三纲、五常，董仲舒还将官体、继承、刑辟、摄政、嫁娶等儒教制度内容都与天象、五行一一比附。

父死子继合法？法木终火王也。兄死弟继何法？夏之承春也。……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男不离父母何法？法火不离木也。女离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取妻亲迎何法？法日入阳下阴也。⑸

…………

天人感应。

“人之所为，与天地流通而往来响应。”（《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谬戾而妖孽生亦。此灾异所缘而起也。”⑹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为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 “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咨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⑺

君王顺天而行，修饬德政，天就会降祥瑞庇佑，君王逆天而行，天就会将灾难惩戒。如果不悔改，天就会收回符命，使之败亡……。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最后又引申出两个结论：一是：“王权天授”，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天，皇帝是天之子，受命于天，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二是“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民众必须服从君王，君王必须服从天意。这两个结论恐怕才是汉武帝青睐董仲舒，将他的理论视为“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原因。

正是董仲舒将阴阳、五行与先秦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儒家思想演变成儒教，使得儒学升华为中国的政治神学。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之前，儒、道、阴阳、五行等思想本是混沌一体，不分家的。春秋战国，几个弟兄分了家，各立门户独自发展，经一段时间后，在汉代又重新合为了一家。混沌、混合本来就是中国龙文化的秉性，儒、道、阴阳、五行等兄弟的结合只是早晚的事。

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反科学主要表现在：

一　使自然与人相混合，主客体不分。
二　使权力成为社会结构、思想价值的核心，科学沦为权力的附庸。
三　权力中心思想导致了科举制度的诞生。
四　歧视科技、劳动、实践。

一　天人合一使自然与人相混合，主客体不分。

儒教“天”的概念，十分抽象、十分模糊，并且包涵性极大，自然中的万物皆可被“天”所涵括。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使得自然与人合一，自然与人相互感应。人成了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了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学者将此种自然观称之为有机自然观。

儒教虽然声称天是人的曾祖父，人的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人的生活可效法自然，但飘渺的天，蒙昧的自然并不会说话，人怎么去效法呢？只能通过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官去看去听。太阳、月亮、星辰周而复始的运动可以看见，昼夜、四季的变化可以感觉到，但是这些被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自然之法都是肤浅的、感性的、有限的，是远远不够人们效法之用的。那么隐藏在自然现象之下的更为深奥、更为复杂，不能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规律、自然之法，怎么去知道呢？既然自然与人是同理、同质、合而为一的，于是中国人就有了一条探索自然的捷径：以己度物，凭自己的主观感觉去推测自然规律。

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现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⑻

“格物”就是研究事物。表面上，儒生的话很有道理，并且给了“科学研究”很高的的地位，但实际上，结果却与儒生的话正相反。让我们看看儒生们是怎样“格物”的。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有一位姓钱的朋友坐在亭子里“格竹子”，“格”了三昼夜后，病倒了。王阳明继承了朋友的工作，亲自去对竹子静观了七天，仍没有得到有关竹子的道理，最后他感慨道：“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于是，他便劝人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内心上来，“真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作”。王阳明的顿悟，并不稀奇，他的前辈们早知此理，宋朝的理学家程颐就说：“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⑼“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⑽ 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讲得更明白，格物的目的就是要“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如果不是这样，“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11)……。

儒教的格物，实质上是“格心”。

儒教的“格心”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向性。

儒教的以心格物，使得自然人格化。儒教声称人应当效法于天，可实际上，他的有机自然观却让自然成为了人的有机体的延伸。这样，中国人研究自然就不能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去研究，而只是将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去研究的。中国古代是没有人去研究纯自然的，他们研究自然只是作为研究人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天文，中国人认为天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延伸，天文与人事是相互感应的，因此，天象中隐藏着人世间王朝兴衰更替、王侯将相生死休戚的信息：

日蚀，必有亡国死君之灾。

日以春蚀，大凶，有大丧，女主亡。夏蚀无光，诸侯死。秋蚀兵战，主人死。冬蚀有丧，多病而疫。(12)

日蚀所宿，国主疾，贵人死。用兵者从蚀之面攻城取地。

日蚀有三法，一曰妃党恣，邪臣在侧……，而曰偏任权柄，大臣擅法……，三曰宗党犯命，威权害国……。(13)

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象，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亦’。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亦！’(14)

…………

中国古代的地理同样是研究人的。中国人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龙脉的地方就可以出皇帝，人的阴宅（祖坟）、阳宅（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结构决定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

地理家以山名龙者何也，山之变态千形万状，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顺，或隐或显，支垅之体段不常，咫尺之转移顿异，验之于物，惟龙为然，故以名之。(15)

穴后相看节节高，有如天马下云霄。子承于父孙承租，世代居官挂紫跑。

穴后一重低一重，此地须知是退龙，纵有穴情只一代，儿孙不久便贫穷。

福龙赖有祖宗好，左右周围筹集来，体势纵非真正结，盘桓安静亦勘裁。

病龙慵懒不堪言，边死边生力欠完，锄破崩残同一断，纵然成地亦孤寒。　　　　　　　　　　　　　　　　　　　　　　　　　　　(16)

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屡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17)

…………

中国古书中提到某位博学贤士，有经天纬地之才时，常说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前知一千年，后知五百年。这里的天文、地理和今天我们学习的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科学是不同的，他们的实际意义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星象、风水。

儒教的有机自然观对中国人的生活的影响是广泛的，它使人相信日月星辰的运行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将相的生死，同时还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百姓凡有出行、动土、植树、迎娶、出葬等他们都要查一查黄历，定一定吉凶；它使人相信人的行为也可影响天地变化，比如窦娥屈死后，天被其怨气所感而降六月雪；它还使人相信大自然和人是同理的，比如中国古代有位良医，曾用梧桐树叶熬汤治难产，可后来人们仿效这个办法时，不仅不见效，反而加重了病情。人们去请教这位良医，他解释道：我用的是秋天的落叶，现在是是春天，树叶正在向上长，哪里能用来治难产？………有了这种自然观，就是苹果天天砸到每个人的头上，也不会有人去思考，这是为什么，更不会去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定律，一句“叶落归根，认祖归宗”就足可以让中国人解释苹果为什么往下掉而不是向上“掉”了。

英语词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本是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自然科学）的简称，科学的出意就是指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

科学的精神包括三个内容：一，对自然之法客观存在的确信。二，将自然之法推进到自然规律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由实证、数学化、分析、重建、存疑、求真等精神共同组成的。三，同时代人文学者、文学家对这种关于自然的理性探索的称颂，感性认识对这种理性探索的认同。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中国人不能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观存在，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之法，因而也就谈不上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了。这当中如果偶尔冒出来个探索自然之人，那他也会被视为是在“炊沙成饭”而遭到文人们的嘲笑挖苦。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得中国人的科学精神无从产生，或者说是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相对立的是古希腊、基督教的自然观。在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自然与人是异质的，两者的关系是被异隔化的，而不是同质、同理、合一的。

在古希腊文化中，存在着一位至高神宙斯，宙斯又统领了很多个与自然事物相对应神灵如日、月、星辰等。希腊文化是多神文化，它的自然观是神性自然观。

“论自然”是古希腊哲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宣称物理学（ｐｈｙｓｉｋａ）即是研究自然（ｐｈｙｓｉｓ），这里自然成了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研究实体。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希腊人认为至高神在造就自然的同时也把理性带入自然，产生了各种具有理性的事物。这种自然理性使得自然之法得以确立。但同时自然又是与诸多神灵相对应的，它也具有神性。这种理性与神性在自然那里合而为一成了古希腊文化的一大悖谬。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逻各斯（ｌｏｇｏｓ）（初意为世界的普遍规律性，后被引申为“宇宙理性”和基督教中的“道”）“那唯一的智慧即愿意又不愿意接受宙斯这一称号”。虽然主希腊人在自然的神性中并未进入迷信的境地，但这种自然理性与神性之间形成的难以克服的张力，使古希腊人在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活动中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们要伐树木、踏山、喝水、要解析研究它们，这不是对树神、山神、水神的不恭吗？

《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是唯一真神，是　祂创造了自然万物，然后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同古希腊文化一样，《圣经》中的人和自然也是隔异的，正是这种“异质”的自然观念，使得古希腊人、基督徒对“自然之法”确信不疑，这种“自然之法”在古希腊表现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在基督教中表现为上帝为自然设定的秩序。

但《圣经》中的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而是人具有了神性（部分），并被上帝授权管理自然。既然最能体现上帝创造力的人类被赋予了管理自然的使命，研究自然、探索自然便成了基督徒面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多神论给古希腊人带来的困惑，最终让上帝给解决了。

“自然之法”是上帝在太初时确定的、统治自然的法则，自然规律是上帝的被造之物，并且它是需要人类去探明的。这就促使基督徒运用科学手段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与自然进行进行平等对话。面对科学家的“一阵阵轻声软语”大自然“发出袅袅不断的回音”自由落体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行星运行三定律、力学三定律………就“仿佛鸟儿向平原飞翔，迎接旖旎的春光，婉转的欢畅”（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是《海涛》）飘然来到科学家的身旁。--正是上帝的启示，使人类完成了从“自然之法”到自然规律的理性过渡，塑造了近代科学精神。

是否能够摆正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宗教、文化能否孕育出科学的根本原因。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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