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办的，倒是中共在西藏培育的“稳定集团”。

那是一个寄生的集团。寄生不仅是指它的生存完全靠供养，还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完全是白养。

以普兰县的霍尔区为例，全区一千三百人，区一级的“稳定集团”的成员（或雇员）有一个书记、一个区长、二个副区长、一个文书、一个出纳、一个保管员、二个银行工作人员、二个学校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六个临时工（另配有上级拨款买的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除了教师，这些人平时都不上班，在家里打牌、喝酒，一年有几次到县里开会、几次下乡“检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是“最舒服”的人。区下面还有好几个乡政府，编制有乡长、副乡长、书记、文书等，那些乡干部更是不上班，平时拿着国家工资干自家活，工作顶多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或是处理一些夫妻吵架那类的矛盾。

到了县一级，倒是有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仲巴县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学生告诉我，县机关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1点上班，1点下班，下午4点上班，6点下班。每周五按惯例是打扫一下办公室即散伙，等于不上班，相当每周休息三天。对他这种没家的人，闲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即使是那么短的上班时间，也大多数是无所事事，聚在一块聊天玩牌。他所在的县计委，在全县各部门中相比事情还是最多的，其他部门就更是不知怎么闲了。

当然，不能说仲巴县政府什么事都不做，有时也会很忙碌。我去仲巴县时，仲巴县城刚刚从几十公里外的老县城搬迁到新县城。从无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县城，上百栋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设施，再把所有的家当搬过来，想必让仲巴县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问题在于，他们那些忙碌，即使再忙，与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过是他们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环境而已，而整个仲巴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县城而得到任何促进。

好在仲巴盖新县城的钱还不是老百姓出，否则当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钱是北京给的，是中国内地老百姓的纳税钱。靠当地自己的税收，几十年也盖不起一座新县城 。至于仲巴县是以什么理由、什么手段要到了建造新县城的钱，内在的利益链和驱动力是什么，那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这里不表。
现在，西藏的“稳定集团”越来越把伸手要钱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开口也越来越大。例如为“三十年大庆”，西藏向北京开口要的钱数，竟高达六十多亿，经过讨价还价，北京同意给23.8亿（最后实投37.9亿）。自从北京推行由各省“对口援藏”以后，西藏又开始向各省伸手要钱。其中西藏广播系统开出的要钱单子高达三亿多元，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向我透露，按照实际需要，有三千万元就足够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西藏的中共书记陈奎元曾鼓励西藏各部门、各地市都出去要钱。一位到上海要钱的西藏地方官口气竟是这样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你们明白吗？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钱，是来要求你们兑现中央政策！”这类话让中国内地各省市听得实在不那么舒服，反映很大，为了避免把各路财神全得罪光，西藏这才下令停止地市县自己出去要钱。

西藏的“稳定集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阵线一致地想方设法从北京及中国内地尽量多弄到钱，另一方面则在内部你争我夺，谁都想在盘子里多割一块。实际上，【加重开始】增大北京从中国内地端到西藏来的盘子→在分割盘子中彼此争夺尽可能大的份额→把从盘子里拿到的份额花光→从中得到个人权力和捞到个人好处【加重结束】──这就是今天西藏的“稳定集团”之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是他们年复一年之“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决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一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一点就会不稳 ）。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着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一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着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

这对达赖喇嘛来讲，无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个阴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够独立或实现“高度自治”，怎么来养活这么一大批人呢？从哪出这一笔每年都得需要的几十亿元（1993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共计23.63亿元人民币，相当2.88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加）？前面谈过建立边防对独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担的重负 ，再加上这么一笔巨额开支，岂非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人可能会把希望寄托于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穷人往往对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西藏人指望的西方援助也将大半是水中之月。回顾一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对西方的期望，与其最后真正从西方得到的援助，就应该有足够的清醒。这一点不奇怪，西方国家再富有，钱也是从纳税人那里收的。所谓“救急不救穷”，偶然给一些帮助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象中共那样把西藏的财政包下来，常年地供养西藏。

那么，脱离了中共的西藏是否能将中共制度下培育的这个“肿瘤”从西藏躯体上割掉呢？逻辑上似乎很简单，中共已经不再统治西藏，它的“稳定集团”还有什么理由存在？

如果“稳定集团”仅仅由汉人组成，割掉它不成问题，让汉人全部随中共一块离开西藏就是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稳定集团”的主要成分已经变成了藏人。

1994年西藏“国有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的数量为10.89万 ，占当年“国有单位”（即“稳定集团”）干部职工总数的67.8%。难道能让这十多万藏人也随中共离开西藏吗？那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中共的只是极少数，掌权的官员也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职工──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了今日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只能被划归“人民”的范畴。而只要是“人民”，哪种势力上台当权，也得做出善待姿态。怎么敢让那么多企业破产，让那么多职工失业，让西藏所有城市都为此陷入瘫痪和混乱呢？

西藏“稳定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北京的设计，异化为具有独立追求的利益集团。其他任何稳定都不再被它视为使命，它只要自己的稳定和利益，任何对它自身稳定与利益的破坏，都注定会受到它的强烈反抗。现在承受反抗的是中共，表面似乎是出于民族主义，出于藏人对西藏独立的愿望，然而那大半只是盲目的口号，和实质相距甚远。达赖喇嘛对他们是一个象征，正因为遥远朦胧，当他们不满中共的时候，那个象征就格外地光芒四射，使他们相信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和更好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就在拉萨了，咫尺可见，他们却因此失去了工资、职业和福利，寄生生活一去不复返，无所事事的轻松也随之消失，那时，他们还会继续把中共当作反抗对象、把达赖视为带来幸福的神明吗？

也许有人会说，独立的西藏将是一个新的国家，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政权组织和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现代交通、邮电、科技、生产、城市建设等各个部门（甚至还需要扩大），为什么不能吸收那些原有职工，把他们从寄生者改造为劳动者，从北京的“稳定集团”变成独立西藏的稳定力量呢？

能做到当然最好。问题在西藏靠什么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须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斗多年的流亡藏人（为数十多万的流亡藏人那时会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后，还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稳定集团”？

如果没有外来的供养，西藏本身几乎找不到那种可能。

于是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谁能供养一个在近代世界主权结构中可以自立、并且能够拥有现代国家体系的西藏？不管谁想成为西藏的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