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从多伦逼走刘桂堂 1933年夏初，日军完全占领热河后，派往多伦准备侵犯察北的伪军，计有：刘桂堂部七八千人，张海鹏部1800人和我部6500人，共16000多人。

　　当时日本侵略中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逐步侵犯华北。从侵略察北开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外，日本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日军最初在察北，是想令刘桂堂的山东流寇进行捣乱，使察省主席宋哲元不能安心在喜峰口一带抗战，怕刘桂堂不听话，又把我带的那帮热河胡匪调了过去，以威胁二十九军的后方。当宋哲元离开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时，日本人又把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开到多伦，一方面提防刘桂堂和我这两部份新投敌的伪军，一方面阻止汤玉麟反攻热河和冯玉祥由张家口出击。等到我把刘桂堂从多伦赶跑，张海鹏部王永清旅调到沽源以东，在察哈尔北部便由我唱独角傀儡戏。

　　多伦是先有了蒙古喇嘛教的庙宇，后来才在庙南二里的高地上出现了蒙汉贸易的街市，故多伦又称为喇嘛庙。刘桂堂与我有天山作战(被我毙伤1000余人)及收编井得泉的仇恨，对于张海鹏部王永清旅也严加戒备，把多伦街封锁起来，使我和王永清两部，都不能向商务会征要给养。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l万多队伍，但粮食有限，仅能勉强养活王永清一旅骑兵，我在白沙黄草的善丹河边，必须派人到一二百里以外搜刮粮食。好在由林西开拔时多准备了半个多月的米面，所以初来到多伦的十几天内没有断炊。王永清也是胡匪出身，外号“天下好”，我当胡匪时就跟他磕头结拜，热河沦陷时他在开鲁和我见过一面，到了多伦我们便联合起来对付刘桂堂。这时曾在开鲁当过兽医的日本浪人仓林，也跟我从林西跑到多伦。他和我部的浅田顾问，看见我的官兵给养困难，恐怕发生变化，遂把此种情况报告了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松室于5月26日由承德飞到多伦，想调和我与刘桂堂之间的矛盾，用电话把我从善丹河叫往庙仓，想使我俩言归于好，套在一根缰绳上供他驱使。

　　松室孝良在庙仓南的自然飞机场下了飞机，住在东仓的一个大喇嘛的院子里，叫我和刘桂堂在那里见面。他说：“你们再不要敌对了，我来给你们调解。”我说：“刘桂堂反复无常，毫不讲信义，他要在这里当场打死我，我的队伍岂不是垮了。”正说话间，听见外边报告刘桂堂到了。松室出去迎接，我便带着我的随从副官由正房躲到西房。刘桂堂进门以前，先跑进四个卫士，各扛着一挺机关枪，枪口朝着正房放倒，爬下作预备射击的姿势，然后他才跟着一个副官，被松室迎接到正房里边。松室打发人叫我过去，我没有答应，以后刘的副官过来请我，见我和我的副官都扪着手枪，一看我有准备，扭头便走。不大一会外边的人跑进来说，王永清的人将重机枪架在四周，刘便匆匆辞去，松室孝良把他送出庙仓。他从正房出来，我爬在西房的窗上看了一眼，是个短粗的胖子，脸上长满发黑的横肉，怪不得人们叫他刘黑七。松室把刘桂堂送走，回来对我说：“真不是东西，我太冒失了。”并说：“你的困难我完全知道。我给关东军去电报，要求给你解决。”当天，他飞回承德。

　　松室孝良走后，过两天便是端阳节，王永清留下我跟他一起过节。就在端阳节这天拂晓，刘桂堂派出2000人，跑到善丹河去摸我的营垒，结果被我军打得狼狈而退。我在仓上瞭得清清楚楚，丢盔撂甲地回来 1000多人，被打死300多人，伤兵约有500多人，抬到中午才停止。这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永清恐怕刘桂堂反正夺取庙仓，决定把东仓腾出，让我部当天到里边驻扎。我们两部的日本顾问，也同意两部份人集中到一起，等得到松室孝良的指示后，好联合起来从多伦街上驱逐刘桂堂，我部便完全进驻到庙仓。刘桂堂的兵整整打了一下午枪，到天黑以后才停止射击。

　　5月29日，刘桂堂派他的副军长夏子明跟我见面。夏还带着一个姓黄的参谋长，他们说此次事件是刘桂堂部一个在天山县被我打伤的师长，瞒过刘袭击的，希望我不要误会。我说：“我这次进多伦，是你们昨天拂晓去善丹河把我请来的。”夏子明看见我的态度很强硬，向我说：“你容许我们五天时间，等我们把开拔准备事项完成，将多伦街腾清后让给你。”我说：“只要你们讲信用，一礼拜以后也行，咱们不服气离开多伦打，不要在街上祸害老百姓。”

　　夏子明走后的第二天上午，多伦商务会派来代表欢迎我们进街，说刘桂堂的人已经连夜向张家口退去。我和王永清向承德日本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回电叫我完全占领多伦，让王永清当天开回热河。听说刘桂堂从那天开始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我于5月30日，留尹宝山支队驻守寺庙的东西两仓，带刘继广支队进街，将司令部设在街内，委热河阜新的一个老秀才蒋正清为伪多伦县长。不久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到多伦，还带过来500多蒙古骑兵。他说汤部在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被从赤峰退过去的孙殿英解决了大半，孙已领着人进驻到关里沙城一带，汤带着残部困居在独石口外，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所以他来投我。

　　松室孝良在调解刘桂堂和我的矛盾失败后，第二次又来多伦，听说给我带来6万块“天津字”交通银行钞票作军饷。不料飞机在隆化县境内的一百家子山附近失事，落地后被一个外号叫“二寡妇”的女人所带的胡匪，将他和飞机上所有日本人完全捕捉。此次飞机失事是我把乌古廷派到林西以后发生的。消息传来那天，我即派连长张国治带了40多个人，到一百家子山一带寻找松室的下落，我叫张连长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松室。我企图以此向日本人献媚。后来伪热河省长张海鹏比我许的愿大，用大量金钱将此部胡匪收编，松室安全回到承德，我嘱顾问浅田向他说，我也曾派人前去营救，从此松室对我的印象更好，开始给我发军饷。不过没有给我补充武器，只是派来20多个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还有四五挺轻机枪，没有配备炮。吉鸿昌率部由张家口北进时，我就是凭这点力量，在多伦对抗“抗日同盟军”。

　　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

　　7月初，日军用飞机给我运来6万发子弹。“抗日同盟军”从 7月7日夜开始进攻多伦。我于11日夜向锥子山撤退。

　约1个月后，我又占领了多伦。我二次占领多伦以后，得到日本人的信任。1933年9月间，将我的部队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任我为司令官，两个支队改称为师，由以前的支队长刘继广和尹宝山担任师长。拨来野炮八门和山炮两门，充实了丁其昌的炮兵大队。另外还成立起一个通信队和一个宪兵队。这时浅田专任多伦的特务机关长，赤峰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把他的一个朋友退役大佐下永，介绍给我担任顾问，底下的小顾问和教官，增加到20多人。“特设队”除了那三辆装甲汽车，还添了 30多辆运输卡车。轻重机枪也不断给我运来，一共有100多挺，战斗力较前增加许多。同时察哈尔镶黄旗的营长高乐明山，带500多骑兵前来投我。不久胡宝山从林西乌古廷部队中，也给我策动回来700多人，加上另外扩充的人，我的人数增加到八九千。

　　从1933年8月重占多伦，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国内报纸上称我为“李逆”，我心情特别苦恼。从1933年冬天开始到1935年春天，我学会吸食鸦片，娶了一个小姨太太。 因为我把多伦占住，日军为了统治察哈尔的十二旗群，为下一步占领绥东做借口，早在 1934年夏天，关东军便派金永昌和于兰泽两个蒙古留日学生，由长春来多伦酝酿成立伪“察哈尔盟”。他们来到多伦，住在日本特务机关。他们先编造了一本察哈尔人物调查资料，呈给关东军司令部审核，据说只有镶黄旗总管卓世海(即卓什巴扎布)够上担任伪盟长的资格。卓世海这时参加了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会”)，并且在张家口有好多财产，不敢回来担任此一伪职，别的人也都不敢出头，所以后来决定让我兼任这个傀儡盟长。我对政务不感兴趣，要抓枪杆子，坚不担任，遂临时由多伦特务机关在金永昌和于兰泽这两个蒙奸协助下，代行了伪盟公署的职权，向察北各旗群征收皮毛牲畜和粮食，并选拔 40多个少年儿童，编为一队童子军，附属在我的伪军里边，由日本教官实施军国民的奴化教育和训练。金永昌和于兰泽直到1936年春天，伪“察哈尔盟”正式成立以前，都断断续续地住在多伦，除了做其他特务工作外，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分裂活动。

　　德王在百灵庙既受傅作义的威胁，内部又分成东西两派，还有白海风和朱实夫等主张抗日派，使他感到势力孤单和“蒙政会”的环境复杂，早就想到了我的这部分武装力量，但没有关系深厚的人给他联络。继韩风林给他担任保安队长的宝贵廷，拉扯起来算是我的一个内弟。他听到德王老念叨我，便说：“李守信是我的姐夫。”德王遂派他为代表，来和我联络。宝贵廷原从土默特右旗出来先给我当文书上士。当时我是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二团赵国增部的营长，我把他介绍到团部，赵国增又将他保送至“东北讲武堂”深造，和乌古廷同期同学，毕业后回到热河，汤玉麟正利用蒙古人，所以他们连一天兵都没有带过，便成了陆军少校，担任参谋和副官一类的角色。热河沦陷和汤玉麟失败后，宝贵廷跑到北平住闲，生活没有办法，听见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便跑到百灵庙投效德王。韩风林死后，他代理了保安队长。

　　宝贵廷在韩风林死后疑神疑鬼，没敢从百灵庙经草地前来多伦，而是由归绥，经平绥路和北宁路，进入伪满境内，由通辽绕到林西，先住在乌古廷那里。
　　半个月后，乌古廷从林西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宝音德力格尔已经到了我这里，他要到你那里去。”我问：“谁叫宝音德力格尔?”他说：“就是宝贵廷。”我又问他：“宝见我干啥?”乌说：“他给德王当代表，可否我代表你跟他接谈，叫他不要去多伦，恐怕引起日本人误会。”我一听乌古廷的口气，知道他有自己的打算，便对他说：“此事日本人早就知道了，我得请示特务机关。”我到特务机关向浅田说：“宝音德力格尔汉名宝贵廷，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是德王的代表，已由百灵庙来到林西，是不是让他到多伦来。”浅田说：“叫他来吧!”我给乌古廷又去电话，说是：“特务机关叫他来多伦。”乌古廷派了四个兵把宝贵廷护送到多伦。

　　宝贵廷认为我是老粗，不懂政治。他走进德王的门墙，很看不起我这个姐夫，所以对于德王的内幕跟我只字不提。我问他：“你为什么绕道而来?”他说：“直接走路上有危险。”我又问他：“德王为什么要联络我?”他说：“德王力量单薄，恐怕傅作义打他，希望和你联合起来，复兴咱们的民族。”

　　我一看这个小政客的鬼祟样子，便不再跟他深谈，只对他表示：“你回去告给德王，我很佩服他，至于两人今后如何合作，我得听关东军的命令。”

　　到了这年冬天，德王才在多伦飞机场上和我初次见面。因为这时百灵庙“蒙政会”快要分裂，傅作义策划成立察绥两个“蒙政会”，于是德王的反心日益暴露。他是到长春见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回苏尼特路过多伦降落，停留半小时，匆匆和我会谈的。我虽然和德王还没有共过事，心里以为他是个不平凡的王公，所以带着参谋长和两个师长，并令副参谋长刘正中率领着200兵组成仪仗队，到飞机场表示隆重欢迎。多伦特务机关长浅田、“善邻协会”会长中岛和我的顾问下永，以及来到多伦的西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实浦，也到了机场。德王乘坐一架四引擎飞机，里边除了司机还有五个带校级肩章的日本人。他拖着长辫子，在军号中走下飞机和日本人握手寒暄后，跟我开始了简短的谈话，因为我的顾问下永跟在我身后四五步地方偷听，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

　　他首先问我：“你的军队有多少人?”我不愿告给他真实数目，只对他说：“有五六千人，没有好武器。”他又问我：“有多少蒙古人?”我说：“留在林西有一千七，带到多伦是少数，并且不是草地的蒙古人；” 他希望我给他成立一团蒙古骑兵，作为他的警卫和建军的基干，他要派一个国民党军校毕业的蒙古学生前来训练这个部队。并且叫我越快越好，他等着急用，因为百灵庙没多少兵，怕傅作义前去袭击。他还问我：“百灵庙吃紧时，你从多伦支援，几天可到?”我说，“急行军三天可到。”他喜形于色地说：“这可好了，我有了底了。”又说：“关东军给我拨下50万交通票，我已汇到天津。”我说：“我不需要钱，你还有什么事？”他说：“见到你以后，我放了心。我们今后要加强联络，这里有电台，我那里也有电台。”我说：“电台是日本人的，咱们要直接联络。”他说：“对得很。只是如何联络?”我说：“你用‘传箭’(蒙古王公有了紧急事，拿上令箭和公文叫牧民日夜传送)，我用快骑。”因为飞机上的日本人催着叫他赶快走，我们的初次会见，就如此结束。

　　我答应给德王成立一团骑兵；舍不得贴本，耍了一个手段，让胡宝山再从乌古廷那里往出拉兵，于是又从林西跑来枪马齐全的600多人，给德王凑了一个警卫团。那一团骑兵，由德王派南京军校毕业的喀喇沁左旗人乌云飞，悄悄地从百灵庙来到多伦，训练了一个时期，带往嘉卜寺，后来由“蒙政会”的代理保安队长宝贵廷充任了这个警卫团的团长。我给德王成立起一团人，不但一文钱未给，而且自从见面以后，迄未按照我告给他的办法直接和我联络过。他以为我已经成了他的仆从，有事可以发号施令，根本用不着和我商量，使我很后悔。从此我把德王看成一个志大眼小的人，决定不依附他，未来的前途和出路，还得指望自己的枪杆子去打。

占领察北六县经过

　　1933年8月，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宋哲元重主察政。察哈尔北部，又恢复了7月间“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以前的那种状态。1935年，情况有所转变：先是1月间日军派飞机轰炸赤城、龙关；2月间中日双方在大滩开会，决定二十九军的部队撤至长城底下驻防。在张家口外，也发生了1935年前的第一次“张北事件”和6月间的第二次“张北事件”，结果由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和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订立了中日双方驻军以长城为界的协定。因为我的伪军还没奉令南犯，二十九军对此不曾履行。这是由于“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已把东北军于学忠部从河北逼走，想叫宋哲元暂时维持冀察两省局面，故在察北方面不过于压迫二十九军。

　　我于1933年4月投敌，到1935年，和日本人相处了两年多，渐渐习惯了当汉奸的那种生活。后来，看到北平的何应钦向日本人屈膝，宋哲元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便产生了“老子是挂牌的娼妓，你们是半开门的婊子，9S<门谁也不要笑话谁，都是些孬种”的想法。特别是1935年冬天和德王在多伦机场上会了一面，拿上“复兴民族”的大幌子，更给我的投敌做了遮羞布。所以在1935年12月，由多伦进犯察北六县的时候，我野心大增，想把察北完全占领后，下一步去夺张家口，幻想过一过当伪察哈尔省长的瘾。

　　当时察北六县，只张北驻有二十九军刘汝明的部队，其他各县只有警察和民团维持秩序。 12月中旬某日，多伦特务机关向我发布了南犯的命令。宝昌因为没有防守的价值，我们未到以前，当地警察民团即弃城逃走。根据便衣侦察，沽源城内有白风山所带的三四百民团据守。我为了夸功，诓报日本人说是有二十九军的一旅骑兵。独石口外最大的商镇平定堡，内有天主教堂，察北的地主富户都逃到那里，上边飘扬着比利时国旗。日本人怕引起国际纠纷，禁止我们打动该地，所以决定只攻沽源县城。由宝昌出发时，下永顾问除了把8门野炮留下，保护20多个日本人和40多个蒙古童子军，并且叫我也不要上前线，指定参谋长陈宝泉指挥刘继广和尹宝山带着两门山炮，掩护骑兵去攻城。我撇过下永顾问，对参谋长、师长及副参谋长刘正中说：“下永支配我，小顾问支配你们，你们要听他们，有时也不要听他们。攻城时先用山炮打开豁口，骑兵再往里冲，把敌人轰跑以后，即不要追击。”参谋长陈宝泉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愁苦，我怕他们路上寒冷，给了他们一打子威士忌酒。陈宝泉当时拿过一瓶就喝了大半，我把那半瓶酒抢过，他才勉强上了马，去追赶队伍。

　　防守沽源的白凤山，在察北与曹凯齐名，虽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很热爱祖国。他把三门紧闭，将沙袋堆在土城墙上固守。沽源离宝昌90里路，我的6000多骑兵，当天就到达城外，里边的三四百人毫不恐惧。我军于第二天拂晓发动攻击，陈宝泉没按我的指示指挥队伍，而是将沽源四面包围，两门山炮架在城西的小土山上，朝着城里的县政府乱打，结果把所带的 70发炮弹打得剩下两发，也没有将城攻开。刘继广的兵在城墙厂面喊话，叫里边缴枪投降，白凤山的人当然不听这一套，我的兵一露头就射击。从多伦派来两架飞机助战，白的人亦不动摇。飞机在城内扔完炸弹，在城北扔下一个通信筒。松井顾问派兵把通信筒拣起，坐上卧车开到北门外边，到刘继广的指挥所进行研究。陈宝泉本来在西门外掌握部队，见有人拣起通信筒开上汽车到达北门外，他也骑着马跑到刘继广那里。刘的指挥所是三间土房，距北门有一箭之地。刘站在房檐底下，陈和松井竟在汽车跟前拆看信筒，遂被白凤山防守北门的民团发现，朝着他们放了一排枪，子弹从陈宝泉的脑部穿过将松井的肩章打成粉碎。刘继广用火力压制住民团的火力，才和松井把陈宝泉的尸体抬上汽车，后半晌运回宝昌。

　　我一见参谋长阵亡，当时就发了毛，将八门野炮全装上汽车，下永顾问没敢阻挡，两个钟头就开到沽源城外。因为天已昏黑，我叫把八门野炮摆在城北，决定翌日拂晓攻城，下令不许放走一个民团。夜里又想，不能在沽源充好汉，还是少杀中国人为妙，因此又叫刘继广放开东门，好让白凤山撤走，能把沽源占领，就算交代了日本人的公事。第二天攻击时，八门野炮集中只打一点，各发了两炮，就将北城墙轰开，嘹见白凤山的骑兵从东门跑出，才叫我的兵冲入。他们捉住十几个没有跑脱的民团，主张都弄到宝昌给参谋长祭灵。我不忍完全杀害，又怕日本人知道我故意放脱白凤山，只把一个俘虏弄到宝昌，被20多个日本人在陈宝泉的灵棚前用刺刀活活戳死。我占领沽源以后，康保、尚义和商都，都没有遇到抵抗，尹宝山部就开入。尹宝山并把一团人开进绥东陶林县城。

　　陶林是绥远主席傅作义的地盘，因为兵力不够分配，集中队伍去防守集宁，才临时把陶林放弃。我不愿意两面作战，腹背受敌，认为占领察北是履行秦德纯和土肥原的协定，占领绥东五县还找不到借口。宋哲元已经和日本人勾搭，他弃守察北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傅作义抗日，我进犯绥东一定要惹麻烦。我通知尹宝山，叫他千万不要继续前进，建议下永顾问要趁势占领张北。大概是关东军叫我们看一看能否在绥东立足，让我和下永由沽源飞陶林视察。我们上午飞到陶林。午饭后，我趁出去解手时向那进入陶林的团长使了一个眼色，在厕所中和他说：“傅军一来，你就往出撤。”我们回去和下永没有抽完一支烟，突然又来了一架飞机，叫我们两人赶快返回，说到多伦有要紧事情研究。回到多伦特务机关，里边坐着关东军的参谋田中隆吉。他问我：“李司令官J你对战局有何看法?关东军相信你，并且特别尊重你的意见。”我说：“现在先要占领张北，把察北攻下再图绥东。”他说：“这很对。我们也是这样打算。”当天浅田叫我把队伍都抽回来去占领张北。

　　我占领张北的时候，没有遭到二十九军的抵抗。他们事先就撤回张家口，连张北和张家口间的大坝上，也没有布置队伍，所以我的骑兵一直冲到大境门外。我进张北是1935年12月 31日白天，第二天是1936年的元旦。田中玖是元月初旬到张北的。

　张北距张家口120里，中间有一道大坝。从张北往南走50里上了坝顶，再往南70里全是下坡。我在这个坝顶布置了一团人，警戒张家口的二十九军，并派便衣侦察其他情况。因为田中玖是我最初接触的日本人，我把他看成知己朋友。还没有等我要求，他便向关东军司令部替我说了好话。占领张北没有多久，关东军便对我的部队认真给装备起来，一次拨来l万 2千枝“韩林春”式步枪，30多门野炮，30多门重追击炮，30多挺重机关枪，100多挺轻机关枪，还有日造的“拐把子轻机枪”45挺。

　　当这批武器在2月间由沈阳运来以前，田中玖曾开上自己的卧车去了大坝梁顶上好几次。他把汽车停下，张家口也开出一辆小卧车，我的兵以为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的，不敢制止，不敢盘问，只站在老远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安全。我接到类似这样的几次报告，感到里边有重大秘密，便托在张家口经商的一个朋友王子玉替我了解张家口开出的汽车里边坐着谁。原来，王开设着一个“东鲁汽车公司”，往来通辽和林西搞运输。我占领多伦后，“东鲁”的汽车也跟到那里，我占领张北后，又在张北和张家口之间开行。王是山东人，二十九军里有他的熟朋友。调查结果，知道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的秘书杜运宇和田中玖会谈，其他情况没有打听出来。杜也是山东人，在日本留学时娶了一个日本老婆。由于他很早就当了汉奸，所以张家口沦陷时曾代理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他一直担任司法部长。

　　由于刘汝明和日军暗中勾结，关东军拨给我的武器，不是由沈阳经承德用汽车运来张北，而是用火车运到张家口，我派日本人驾驶的汽车接运。 “七七”事变以前的弹药服装，都是如此的运法。所以给我拨的1万2千枝步枪被刘汝明留下2干枝，运到张北30门野炮，也给刘汝明运回张家口8门。这时我的 8千多人，一律都换上新枪，子弹堆满仓库，大概拨来2千万发。我叫尹宝山师驻在商都向绥东警戒，刘继广师布置在外围，保护张北县城。“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各重要城市都有了日本特务机关，张家口是由领事馆代替特务机关，归绥的特务机关长是羽山少佐，张家口的领事和归绥的羽山，均受张北的田中玖指挥。田中玖有时对我也吐露一些真情实况。在1936年3月间，就叫我准备进犯绥东。他说：“德王已被傅作义从绥远撵出，对于察哈尔长城以南的地方，咱们暂不打动，但是对于绥东则必须占领，这样你们复兴蒙古就有了地盘。日本军队还不能出面参加，需要德王和你以及王英与冀东方面共同出兵，他们都没力量，进攻绥东以你为主力，关东军所以装备你就是为此，你要作出贡献。”

“乌珠穆沁会议”前

我于1935年底进入张北后，到翌年4月24日“乌珠穆沁会议”决定将我的队伍改编为“蒙古军”前这一阶段，由于我把察北完全控制，日本人又给了那么多的武器，渐渐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宋哲元想拉我过去，曾托我的团长陈景春向我试探。我怕宋哲元把陈拉走，—占领张北后，即将他由刘继广部拨归尹宝山指挥，调到商都、南壕堑驻防。因为宁得罪远亲，不得罪近邻，听见宋哲元在北平给他母亲过寿，我主动让陈景春代表我前去祝寿，送了一架我亲手在围场打住的15 两重的梅花鹿茸。宋回赠了我一块价值400元的怀表。后来宋哲元说他子弹困难，我叫陈景春送到柴沟堡车站30万发，宋以为我倾向于他，故最后托陈景春对我劝降。

　　陈景春对我说：“宋主席对你非常钦佩，特地派代表来跟我接头，希望咱们和他们合作在一起抗日，故来向你报告。”陈景春比我年长，我说： “大哥!咱们暂不谈别的，我先问你，宋哲元能给我二十九军的军长吗?能给你扩充枪马齐全的一师骑兵吗?”陈说：“我头脑简单，没有想到这个。”我说：“宋哲元并不比我大，我也不见得比宋哲元小。他虽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在日本人跟前还不如我吃香。要找咱们直接找老蒋，我不拐宋哲元这个弯。”陈景春问我：“难道咱们不抗日吗?”我说：“我叫你送给他子弹难道是叫他杀中国人吗?”我并说：“现在日本人正给咱们扩充，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到了一定程度和适当时机，我自有办法。你不要以为我和德王已经联合，这完全是扯淡，他们把我按汉人看待，我也以汉人自居。”我还说：“咱们现在是带着假面具，没有揭破就尽量装着，多装一天能多得到补给，到了装不住以后，再反正也不迟。有这l万枪枝人马，谁也欢迎咱们，不要愁拿上一颗肥猪头找不见庙门。”陈景春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以后便不跟我谈论此事。

　　继宋哲元之后，傅作义也派代表来跟我接洽。因为察北沦陷和冀察两省特殊化以后，张家口成了一个策动侵犯绥东的地方，故傅把绥远省政府的交际处长刘云峰调到张家口担任办事处长。这个人很能钻营，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东鲁汽车公司”的经理王子玉拉上关系。一天刘继广叫我到他的公馆去吃饭，说是顺便谈一件要紧事情。我到了以后，看见王子玉和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也在刘继广那里。刘继广向我说：“这是子玉的朋友，绥远傅主席的代表刘云峰处长。”刘指着地上堆的成箱整篓的糕点水果对我说：“傅先生知道李司令官在察北非常艰苦，特派我来代表他向您问候。”寒暄过后谈到正题，我一听是傅作义闻听我和刘汝明弄了日本人很多武器，他因受阎锡山压制克扣，也想诓骗一些武器弹药，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故打发刘云峰来向我“问道儿”。我说：“羽山不是在归绥吗，你们可以和他直接去谈。”刘说：“羽山是少佐不如田中玖大佐在关东军方面说话有力量。”我说：“你想和田中玖接谈，恕我不能给当介绍人，要找其他关系拉线，谈的时候应该张大口，数目越多越好，傅主席为了爱国走这条路，我对他很表同情。”刘云峰只见过我一次，我叫王子玉在张家口买了一些回敬傅作义的礼物。

　　由于我刚愎自用，除了主要依靠汉人给我扛着八九千枝枪，在政治上可以说非常孤立，故只好认贼作父。德王因1936年1月2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两个“蒙政会”的组织大纲，指定绥境“蒙政会”设于伊盟的伊金霍洛，察境“蒙政会”设于锡盟的嘉卜寺。并且因傅作义支持西公旗的石王，派兵占了乌拉山里边的梅力更庙，将倾向德王的依喜达克登大喇嘛击毙，给他很大的难堪。他因“蒙政会”分裂，不能在绥远立足，曾在占领张北不久，在苏尼特举行一次所谓 “滂江会议”，为了首先对傅作义进行报复，把已策划组织的伪“察哈尔盟”变成事实，好为进犯绥东做借口。

　　蒋介石为了叫德王悬崖勒马，服从他的察绥分治主张，除了以救济察北和锡盟的雪灾为名，给察境“蒙政会”拨了八万元赈款，并派白云梯由南京来苏尼特劝止。因为伪“察哈尔盟”一旦成立，绥东五县就会发生问题。继派吴鹤龄和尼冠洲前来张北，阻止卓世海就任伪职。吴是喀喇沁人，尼是察哈尔人，白是跟着德王由苏尼特来到张北，吴和尼两人相随着由张家口来到张北，等到德王来到后，他们两人才露了面。随德王来张北的，除了白云梯，还有东苏尼特旗的郭王，布里亚特的迪鲁瓦喇嘛和“蒙政会”的包悦卿。德王住在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那里，他没有过来看我，也没叫我去看他，和他同住的还有从长春来刚下飞机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白、包和郭王以及迪鲁瓦，都下榻到我的司令部，白和包是内蒙的知名人士，郭王是个笃信喇嘛教的人，迪鲁瓦带领的布里亚特人那时正流浪在宝昌一带。
　　第二天伪“察哈尔盟”就要成立。晚上卓世海带着尼冠洲来见众人，尼的外表和谈吐相当文雅。他说他不同意这个盟的成立，我才知众人这次来张北是专搞此事。尼说出此话，卓世海没有答理，郭王和迪鲁瓦因为听不懂汉话，都闭着眼睛念佛，白云梯和包悦卿亦不表示意见，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打听。客’室中沉默了一阵，我叫厨房给开饭。饭后卓世海和尼冠洲辞走。金永昌从特务机关来到，我问：“尼冠洲是何许人?”金说：“他是跑到南京的察哈尔部的一个总管。”来到这里的人都各怀着心事，郭王和迪鲁瓦打坐养神，包悦卿不住气的抽鸦片，我见白云梯躺在炕上无聊，便和他闲扯起从外蒙往内蒙运枪的往事，我并且很冒失地问他为什么由左向右转，他没说出个“所以然” 来，只是我提起伪“蒙古自治军”的白云航，他说是他的弟弟。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众人叫我也去参加伪“察哈尔盟”的成立典礼。举行典礼的地方，在一个有三问土房的小院里边。这三间土房两明一暗，是特务机关让张北县刘县长派人把住户撵走，准备做未来的伪盟公署。我们走进外间，已经先到了20多人，打开里间的门一看，德王和两个田中在说话，德王这才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不久卓世海来到，也走进去和他们嘀咕。我知趣地走出那三间土房，众人亦跟着我到院子里边散步。我发现20多个人里边，有一个长着鹰鼻子的人，跑到墙拐角望着天上的白云沉思。我看见他的像貌长得非常阴险，由不得对他上下打量，金永昌走到我的跟前对我悄悄地说：“这就是吴鹤龄。”不久卓世海出来，叫众人进去开会，卓站在桌子后边，我们都站在桌子前边，卓宣誓完毕，两个田中和德王都来致词，伪 “察哈尔盟”就这样成立，出来时门口已挂上了牌子。

　　这天德王的气色很不好看。我们送他和田中隆吉到北门外飞机场，坐飞机回苏尼特时，他神经紧张地把我拉过一旁，对我说：“你给吴鹤龄弄五箱汽油，叫他赶快坐上我从苏尼特开来的汽车走，上边有15个兵保护，越快越好。”我知道这里边有问题，因为机场上的人很多，故未向德王打听，只说了一声“好吧。”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都没有走，我领上他们回司令部去吃午饭。饭还没有摆好，外边的卫士便来报告，说是有一个姓吴的人坐着一辆卡车前来，要五箱子汽油，我叫副官给搬去五箱，因为事情紧急，没有留下他和众人在一起吃饭。我们正吃饭时，西门的卫兵给副官处打来电话，问有一辆汽车要出城，允许不允许出去，剧官处向我请示，我说：“不许拦阻。”原来日本的小顾问们给四门下了命令，不准随便放汽车出城，吴鹤龄因西门走不出去，改走北门，北门外是飞机场，汽车来往很多，才跟着好多汽车混出张北县城。　　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以及尼冠洲，都于饭后乘商车回张家口。白云梯等都是在我司令部门口上车，尼冠洲因住在卓世海那里，是从街上上的车。我要出城送他们，白云梯等在门口拦住，都很沮丧地说：“你事忙用不着了。”他们这部汽车是包的商车，于下午一点多钟离开张北。到了三点多钟的时候，田中玖叫我和刘继广以及驻在张北的两个团长去特务机关开会。他说：“刚才开出张北的一部汽车，走在离城18里的地方被胡匪给抢了，还打死一个蒙古人，你们赶快派队伍去追。”我一听非常吃惊，不知被打死的是白云梯还是尼冠洲，总是他们因为阻挠伪“察哈尔盟”成立，遭了日本人的毒手。我们从特务机关出来，刘继广和两个团长问我：“追到什么程度为止?”我说：“追什么!出去绕一个圈就回来。”队伍开出去不久，我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抽鸦片烟，盘算今天上下午发生的一些事情。突然田中玖的卧车开到，他亲自从车上扛下一捆日本的“将校呢”，气喘吁吁地走进我的卧室。他说：“这个给你，你给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做一套，这是关东军的赏赐，你收下吧。”我知道他是杀了一个蒙古人以警告其他蒙古人，又怕我带的大小汉奸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故拿上“将校呢”安慰我们。他再没提汽车被劫的事，我也装糊涂，扯了一些闲话，他抽了一支烟便辞走。

　　我对内蒙古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虽然越接触越感觉他们滑头，但是到了节骨眼上，又关心起吴鹤龄的安全，便赶快给嘉卜寺的宝贵廷打电话。我知道田中玖的表弟草野谷在德王的警卫团当顾问，我怕吴鹤龄去苏尼特走进嘉卜寺遇害，叫宝贵廷派出入拦阻汽车，让吴鹤龄直赴苏尼特。宝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你们王爷叫我传达的命令。”果不出我所料，我刚吃过晚饭，便被田中玖叫到特务机关闲扯，直扯到三更天才叫我回家。因为嘉卜寺距张北县400多里，他怕我夜深人静给打电话，哪知道我在晚饭以前就通知了宝贵廷。我为此事一夜未曾睡觉，第二天就叫胡宝山给我调查汽车被劫的真相。张北的特务机关由我派出一排蒙古兵守卫，据守卫的兵向胡透露，在伪“察哈尔盟”成立的那天下午，特务机关的日本人大杉，从他们排里挑出10 个人，都带上武器上了汽车，外边用帆布盖着开出张北南门，去追赶那辆商车。追到小孤山附近叫商车停下，大杉问：“谁姓尼?卓盟长请你回张北去。”尼冠洲下了商车走到大杉跟前，当即被大杉掏出手枪击毙，让那辆商车继续开往张家口。

　　大杉带着10个兵打死尼返回张北，没停留多久，便继续开出西门去追吴鹤龄。吴鹤龄的车开得很快，大杉望见吴鹤龄的车距离嘉卜寺不远，才连夜折回张北。因为是在半夜三更，宝贵廷没有重视这事，根本没打发人拦车，所以吴鹤龄的车开入嘉卜寺。草野谷接到田中玖的电话，看见吴带着15个苏尼特兵，自己不敢下手，弄得宝左右为难，直撵吴鹤龄赶快走。吴因疲劳不堪，又受了惊怕，知道在嘉卜寺相当保险，所以赖在宝贵廷的团部不走，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坐上汽车到了苏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