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政权内幕

　　我在伪蒙政权机构中曾任“蒙古军”总司令，并兼任过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和参议府议长，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等职。因我专负军事责任，从不过问伪蒙的政治，故不知详情，仅就一些表面现象回忆记录如下。

伪蒙政权内部的派系

　　从1936年5月12日，在嘉卜寺(化德县)出现的伪蒙古军政府 (以下简称伪军政府)开始，它便是由日本人收罗了蒙族中好几种类型的反动人物拼凑而成的。其中包括由封建王公、贵族或牧主、地主或“马贼”(蒙古土匪)匪首转化而成的文武官僚。从地理上区分，有察蒙、东蒙(东北四省蒙旗)和绥远三大派系；从历史上区分，又可以分为亲德(德王)、亲日和亲李(李守信)等三大派系。

　　1937年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盟政府”)。1939年9月1日，这个“联盟政府”在张家口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合政府”)，又吸收了“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两个伪政权，并安插进去好多日军在东北培养起来的“满系”汉奸。但中央机构的主要成员，仍是伪蒙古军政府时的那个班底，表面上一直由蒙古人当权。截至1945年8月20日，伪蒙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而解体，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更。

　　在伪蒙政权中，汉奸大部分亲日，以后他们便成了日军统治蒙疆的忠实爪牙。特别是“满系”汉奸，遍布伪蒙政权的中层和基层，非常贪横。蒙奸里边，以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人最多，他们多半通晓蒙、汉和日本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了东北汉族人的影响，故察绥两省和山西晋北的蒙汉人民，在日伪时代都有受东北籍汉奸统治的感觉，提起喀喇沁和科尔沁两部蒙人里的少数为非作歹者，以及辽、热两省的极少数歹徒、蒙奸、汉奸，均极憎恨和仇视。

　　这是因为察哈尔省的蒙古人中，除了德王和少数几个总管，找不出较多能提笔耍枪的人材，必须延聘和联合东北蒙古人中的知识分子与 “马贼”头子；而绥远的蒙古卜层，正如绥远、察南和晋北汉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系由于家乡沦陷，被迫参加厂伪蒙政权，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另外，东北蒙旗在京北和关东的范围以内，日本的潜在势力很大。他们所豢养的特务、间谍，在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呼伦贝尔等盟活动多年。伪满成立以后，东蒙的一些知识分子同流合污，其中的一部分人和德王的政治野心相同，就投靠丁德王，在 1933年成立百灵庙的“蒙政会”时，就亲密合作，所以他们和察哈尔的总管，形成伪蒙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德王原系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又称苏尼特右旗)的亲王。在1933年末到百灵庙筹组“蒙政会”前，便是锡盟的副盟长，并和锡盟盟长索德诺木喇布坦(西乌珠穆沁旗郡王)，察哈尔部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札布(字世海)，担任了宋哲元主察时的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后来所以能成为内蒙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首领；是因为“东蒙”在1933年春热河沦陷后，完全划归了伪满，王公、官僚和知识分子与“马贼”头子大部被吸收到伪满的“兴安省”和“兴安军”里，故不能出头露面；“绥蒙”的王公官僚被蒋介石羁縻控制，土默特旗有民族觉悟的知识分子多数走向共产党的革命阵营，绥远没有蒙古人率领的胡匪部队，无人起来兴风作浪；他便趁此空隙，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活动，以“察蒙”作为后盾和本钱，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察蒙”、锡林郭勒盟的十个旗，以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最为殷富。特别是西乌珠穆沁旗因拥有盐湖；可以说有“日进斗金”的收入。1945年日本投降时，西乌珠穆沁旗王府的财富，被苏军抄去好几百辆汽车，未拆箱子的新枪即达一千八百多支。所以锡盟的王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完全以西乌珠穆沁索王的马首是瞻。德王的西苏尼特旗经济条件不及乌朱穆沁旗，但位于张库公路的乌得至滂江两旁，交通便利。德王比锡盟的其他王公见的世面多，思想较为复杂。加上他幼年常住北京和张家口，聘请过一个山东省的举人作老师，读过四书五经和汉族的其他史籍，历史知识较多，政治野心较大。且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了政治活动，被人们目为是没落的王公贵族里的翘楚，统治察哈尔省的汉族官员对他非常重视。

　　德王还有一个倚为心腹的主要帮凶，即他的姨夫补英答赖。此人虽是平民，一因裙带关系，二因比梅林(蒙古旧官制中的职称)之流有处事经验和逢迎手段，所以出任了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的队官和锡盟驻察省办事处处长，执掌了军队并参加了政务。德王于1933年秋，树起“复兴民族”和“抗日救国”两面招牌，便是补英答赖陪上他跑到北平；同年冬天德王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时，补英答赖便潜赴大连，代表德王跟日本人进行初步勾结。因此补英答赖在伪蒙政权中，自居开国功臣。

　　当时，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已经沦陷，溥仪被日本人劫持到长春，组织起伪满政权，通辽也成立起伪“内蒙古自治军”。锡盟的王公看到日本的 “满蒙政策”势在必行，既然德王愿出来跟各方面联络，便从拥护索王转而拥护德王。索王以下的锡盟王公以及察哈尔的总管，都很给德王捧场，德王主使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蒙古王公代表团”，就是由东苏尼特的郡王郭尔卓尔札布担任团长。索王由蒙政会到军政府，一直给德王充当傀儡副委员长和副主席。蒙政会24个委员中，连德王、索王在内，“察蒙”方面就占去了8个委员。1933年春汤玉麟放弃热河，同年夏我率伪军盘踞了多伦，因为形势逼人，“察蒙”的总管更成了德王的仆从。

　　德王为了统一内蒙，以给察哈尔部建盟来争取十二旗群的总管，把他们和扎萨克列同等地位，且把“插花”在各旗群的“台站地”也让他们接管。十二旗群里最出风头的牛羊群总管是卓特巴扎布。他一直和德王狼狈为奸。与补英答赖以及索王死后出任锡盟盟长的东浩济特郡王松津旺楚克，成了伪蒙政权里的“察蒙”方面的三大巨头。锡盟的王公郭王、雄诺敦都布租察哈尔部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与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隆等，以后也都成了伪蒙疆政府的军政大员。所以“察蒙”的总管，不论他们本人和外人，都认为他们是德王的嫡系。伪蒙政权先在嘉卜寺成立，以后又把“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察蒙”人更以主人翁自居。伪蒙疆政权的五个盟，他们领导着三个，在伪中央机构中也占有好几个重要职位。

　“东蒙”人参加伪蒙疆政权，分为德王招来、日本“关东军”派来和我给带来三种不同的来历。所以背景非常复杂，不象“察蒙”人和“绥蒙”人那样比较单纯。德王招来的“东蒙”人，王公很少，因为他在百灵庙组织蒙政会时，“东蒙”已经完全沦陷，王公都被伪满拴住走不出来，只能让寓居在北平的几个闲散王公，担任名义上的委员。伪蒙政权建立以后，他们连名义也不敢担任了。德王的伪蒙疆政权和哲布尊丹巴的那个蒙古政权相较，僧侣的色彩也很淡，这是德王看贵旗僧侣阶级已经没落，尽管德王拖着发辫和穿着长袍马褂，不过是用以象征民族特点。他认为蒙古民族的新生力量，是那些接受了汉族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 “东蒙”流落在关内的失意政客和失业青年，加意接纳和收容，把其中的不少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由于这些人颇具才干，并且把政治面貌隐蔽起来，很受德王信任和器重，实际上比“察蒙”的总管还要吃香。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特务，在伪蒙政权中人数很少，但因后台老板不同，以亲日派的姿态，和亲德(王)派的“东蒙”人，明争暗斗得非常激烈。后来亲德派也表现了亲日，原来的亲日派便被战败，最后亲日派的首领陶克陶，被亲德的首领吴鹤龄赶出政务院。故“东蒙” 的亲德派在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时期，相当的飞扬跋扈，和“嚓蒙”的那些总管，有很大的摩擦与矛盾。

　　我带进伪蒙政权的人，亦被人们列入“东蒙”的范畴里。其实除了我出身于热河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一个由奴才变为地主的蒙古家庭，其余全是汉族官兵，所以我和我带来的人，也称为“汉蒙古”。因为我主要是抓枪，虽由“蒙古军”总司令兼任了“政府”的副主席，并一度兼任过“参议府”的议长，但很少过问政治。以后我的几个汉族部下，也被吸收到政府里边担任最高检察厅长、部长、省长和市长一类角色，由于同日军与德王的关系非常肤浅，正如“绥蒙”的王公与察南晋北的汉奸一样，只是做官而不弄权，等于摆在那里的几个牌位。

　　主要替日本人统治“蒙疆”地区的，还是“东蒙”喀喇沁部与科尔沁：部的蒙奸和东北辽宁与热河的汉奸。热河的汉奸里边除了我带来的那些军官，还有和喀喇沁蒙古人有关系的汉族文人。所以伪蒙政权很可以说是“察蒙”总管和“东蒙”喀喇沁部贵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利用日本侵华的机会，成立起的——家进行政治投机倒把、出卖民族利益的“德汜”字号。我和我的喽罗们，被“德记”的老板与夥友一直看成是替他们护院站门保镖，受他们使用的“炮手”。

由伪“军政府”到伪“联盟自治政府”

德王于1933年7月间，和“东蒙”的一些知识分子及“东蒙”的日本特务陶克陶等，在百灵庙叫嚷内蒙自治，筹组“蒙古自治政府”时，我已公开投敌，由热河进入察北，把“察哈尔抗8—同盟军”压迫到长城底下，盘踞了多伦。其时日本关东军派特务“东蒙”喀喇沁部的金永昌和于兰泽，专做我的军队和察哈尔部的工作，并派科尔沁部的陶克陶，在多伦、百灵庙和西苏尼特旗之间奔跑。由于卓特巴扎布不敢表明态度，他们曾叫我兼任“察哈尔盟”的盟长，我怕影响掌握军队，没有答应。德王和我都是彼此闻名，还未发生横的联系。到1935年冬，我和德王才初次在多伦会面，1936年4月“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方合流在一起。

　　我没有参加过以前在百灵庙成立的“蒙政会”，只是听说委员里有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吴鹤龄，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扎布以及白云梯等“东蒙”的知名人士。补英答赖那时还未露头，在德王的背后筹划一切。“蒙政会”底下有秘书、参事两厅，民政、保安、实业、教育四处和一个财务委员会，差不多都由德工招收的“东蒙”还未出名的青年知识分子把持。“察蒙”的总管在“蒙政会”的委员中，占去三分之一。

　　“绥蒙” 的王公和知识分子参加“蒙政会”原来就非常勉强。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为了破坏德王统一内蒙，应绥远省方面的要求，实行所谓“察绥分治”，把百灵庙的“蒙政会”分成归绥的绥境“蒙政会”和嘉卜寺的察境“蒙政会”。从此，“绥蒙”方面就和德王唱对台戏，成了德王的反对派。

　　在“察绥分治”以后，日本关东军嗾使我的军队于1936年元旦前夕，进驻张北县城，把察北完全控制，给德王廓清长城口外的地盘。他因百灵庙不好立足，便回西苏尼特旗，自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日军为了给下一步进犯绥东做借口，于1936年2月间，怂恿德王到张北成立伪“察哈尔盟”。当时蒋介石曾派吴鹤龄和察哈尔任过总管的尼冠洲，由南京来张北劝导德王悬崖勒马。日本人不知他们是应付公事，故在伪盟政府成立，卓特巴扎布担任伪盟长以后，张北特务机关把尼冠洲杀死在回张家口的路上。吴鹤龄因有德王营救，从张北逃往西苏尼特旗，才得免于死。这一期间，白云梯也出现在张北城中，在我的司令部中住过好几夜。最后我听说，他是因和蒋介石闹蹩扭，从南京到百灵庙装做投奔德王，难怪他和吴鹤龄与尼冠洲不是一道而来，在张北对建立伪察哈尔盟也未表示自己的意见。日本特务机关对白云梯，还是调查了解得清楚，所以白和尼同车由张北到张家口，仅将尼杀害而把白放走。

　　吴从那时开始，便不离德王的左右，由“蒙政会”中的活跃委员，变为伪蒙政权里边的头等角色。4月间在西乌珠穆沁索王府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大会”上，他开始露出锋芒。那次会议是由索王担任主席和东道主，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伪 “军政府”。这是德王利用索王来团结“察蒙”的各旗王公和总管，并想取得索王在财力和人力方面的支持。所以会议期间，德王一直是按副盟长对盟长的规矩，对索王极有礼貌。但是会议的倡议和决定．都是德王问过吴鹤龄又教给索王给众人传达的。所以“乌珠穆沁会议”和会议所产生的“军政府”，可以说主要是由吴策划而成。这次会议我亦被邀出席，看见会场上很少“绥蒙”方面的人，除了“察蒙”的王公总管外，剩下的尽是德王从百灵庙带过来的那些“东蒙”的知识分子，还有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泽几个日本的特务。我坐在德王的下首，可以看出伪蒙政仪，是“东蒙”的一些亲日派捧出德王搞起的一个小朝廷。

　　“乌珠穆沁会议”产生的伪“军政府”，于5月12日在嘉卜寺正式成立，虽然是过渡性质，而且是德王自起的国号，可是为了代表整个内蒙，仍以云王、索王和沙王为正副主席，德王为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并由吴鹤龄任参议长，特克希卜彦为冬谋长(后由吴的妹夫乌古廷接任)；补英答赖为办公厅主任，卓特巴扎布为“察哈尔盟”盟长，都兼了伪“蒙古军”的副总司令；我那个副总司令比他们只是多兼着一个第一军的军长；第二军的军长则由德王兼任，不过没有多少队伍。至于伪政府的军事、财政、民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署长，由特克希卜彦(汉名王宗洛)、吉尔嘎朗(汉名德古来)、金永昌和于兰泽、陶克陶等分别担任，前两个人是德王在“蒙政会”时招来的“东蒙”人，后三个是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人，并且除了吉尔嘎朗是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人，其余的人和吴鹤龄与乌古廷全是卓索图盟喀喇沁人。

　　这时最受日本人信任的是哲里木盟苏鲁克旗蒙古人陶克陶。他是关东军的“嘱托”(即特务)，协助嘉卜寺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政府和蒙古军的最高顾问田中玖监视德王和其他蒙奸的行动。所以翌年lo月“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联盟政府”以后，陶克陶便一跃而出任了以后由日本人担任部长的总务部部长，成为吴鹤龄的主要政敌。他在嘉卜寺曾建议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象对待尼冠洲那样，把吴鹤龄也干掉，因德王在关东军政治参谋田中隆占跟前为吴解释得免，故陶克陶迁怒于德王，由于惧怕我而未敢向德王进行打击和报复。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的酒井机械化师团，把平绥路西段打通，即折返长春附近的公主岭。包头以东和大同以西以及张家口的长城以北，交给我的伪蒙古军防守，日军以后即按机动部队使用，分驻于张家口、大同、归绥和包头等几个据点。包头以西以南的半个绥远，一直控制在傅作义的军队手中，日伪只占了伊盟准格尔旗黄河以北的“河套”和达拉特旗黄河以南包头对岸的几个滩头村庄。伊盟七旗除过杭锦旗的郡王阿拉坦瓦齐尔投日，其余王公都打着抗日的旗帜，乌盟也只占领了四子王旗、达尔罕旗和茂明安旗。乌拉特三旗成了拉锯的战场。先是西公旗和东公旗的福晋，都把小王爷带入后套，最后连中公旗的王爷、在云王死后任乌盟盟长的巴宝多尔济父子，也被傅作义从后山抢救到陕坝。日军就是先在半个察哈尔和半个绥远的土地上，让德王把伪“军政府”改组为伪“联盟自治政府”，替他统治压榨这一地带的蒙汉人民。

　　伪“联盟自治政府”于 1937年10月27日在归绥正式组成，仍让云正担任名义卜的主席；因索王这时已死，德王便担任了副主席，并兼政务院院长；把伪“蒙古军”总司令让出叫我担任，以调和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他本来计划叫吴鹤龄出任政务院长，因没有得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的许可，让吴担任了与政务院平行的参议府议长。政务院下辖三部，由“军政府”时的军事署署长特克希卜彦任保安部部长，财政署署长吉尔嘎朗任财政部长，民政和交通两署的人都归并到总务部内，由陶克陶包办了一切。“军政府”的驻满代表金永昌，调往张家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交通署长于兰泽从此没落，充任了参议府的参议，后在张家口忧郁而死。

　　 1938年3月间云王病故，7月1日德王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众人推选他担任主席仍兼政务院长，我被决定为副主席。不久我们到东京进行第一次访口，吴鹤龄坚决要留在日本考察，所以他没有归国，以表示崇日和亲日。吴所遗的参议府议长，补英答赖和卓特巴扎布都抢着要兼，德王为了使他们两个人均没有话说，便让我把参议府议长兼起。日伪军进入绥包，“察蒙”和“东蒙”方面对“绥蒙”以征服者自居，云王死了后，伪蒙政权里边再就没有“绥蒙”方面的人了。特别是拼凑下属的五个盟时，德王为了酬谢他的姨夫补英答赖，把土默特旗和绥远中部九个市、县，察哈尔西四旗，绥东五县和固阳县，共是五旗十五个县、市，给补英答赖成立了一个“巴彦塔拉盟”，补遂由平民变成盟长。

“巴彦塔拉盟”是蒙地精华区域，其中的武川县除了占有土默特旗的土地，还占有乌盟达尔罕旗与四子王旗的土地，这不仅“绥蒙”方面敢怒而不敢言，连“察蒙” 的总管也为之侧目而视。尤其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因为察哈尔仍被割成两半，更表示反对。德王自知理屈，后来伪蒙机构的大官以及对外出头露面的事，尽让卓去担任。如“联合政府”成立以前，让卓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蒙古代表；“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德把政务院长让给卓；吴鹤龄从日本回来“组阁”，把卓调为参议府议长，并派卓和“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去南京担任汪精卫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消卓的气愤。

　　索王、云王相继病故以后，五个盟里除“察盟”和“巴盟”外的盟长，锡盟任命了东浩济特旗的郡王松津旺楚克(以下简称松王)，乌盟任命丁中公旗的郡王巴宝多尔济(巴王被弄到陕坝，由云王的儿子达尔罕旗贝子沙拉巴多尔济继任为盟长)，伊盟任命了该盟七旗王爷中唯一投敌的杭锦旗郡王阿拉坦瓦齐尔。因为伊盟有国民党的好几万军队防守，伪 “蒙古军”虽曾于1938年春进入东胜和杭锦旗，但没有站住脚，所以德王统辖下的伊盟公署设立在包头市内，除了有达拉特旗保商团长森盖林沁和准格尔旗贵族奇子祥率领的两部分比较能打仗的军队，行政上只辖有达拉特和准格尔两个旗公署。由于德王想叫伊盟的其它王公归附，故让康王的弟弟章巴拉多尔济代理达旗扎萨克，奇子祥代理准格尔旗扎萨克。

　　至于归绥和包头两个市长，由于归绥商务会会长贺秉温维持地方欢迎日军入城，在归绥改称为“厚和”市后，即由贺秉温担任了伪市长。包头则是因为我的军队驻防，把守着西边的门户，加之当地的汉奸不敢出任市长伪职，故由驻防包头的“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 (山东人)兼任了包头市伪市长。1939年9月1日，“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标榜蒙、汉、日、满、回五族协和。由于 “厚和”新城有好几千户满民，包头有好几百户回民，且跟甘青宁新四省未断绝通商，故“厚和”市市长换成当地的满族旧军官李春秀，包头市市长由日本特务机关给派来一个东北回民金朝文担任。

　　五盟以下的旗仍由原来的王公、总管继任扎萨克和总管，只是土默特旗的总管荣祥参加了抗战。由该旗的知识分子墨尔根巴图尔(汉名亢仁)担任了总管，并兼任了“巴彦塔拉盟”的副盟长。各县的伪县长，初由当地维持会的人担任。以后全由日本特务机关、德王以及补英答赖和卓特巴扎布安插了“满系”汉奸和“东蒙”蒙奸以及“察盟”蒙奸的朋友。“厚和”市在贺秉温和李秀春中间，德王还叫他的一个安徽汉族朋友徐荣候任过一度市长。“联合政府”成立后，五盟两市仍维持着“联盟政府”时的状态。并且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驻在“厚和”未动。这是日军要把军政隔开，德王也想叫我协助补英答赖看守“绥蒙”。

　　张家口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日军在“联盟政府”建立以前，就随着他们军事上由东向西的进展，先在张家口建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后在大同又建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伪察南政府是由张家口商务会会长河北冀县人于品卿和刘汝明主察时的省政府秘书、山东黄县人杜运宇等组成。伪晋北政府是由大同前清的拔贡夏恭和大同商务会会长马永魁等组成。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驻蒙军”军部，为了便利管理摆布平绥路上的三个伪政权，于“联盟政府”改组还不到一个月，把卓特巴扎布和夏恭，叫到张家口和于品卿一同接受命令，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开始把察南和晋北都划到“蒙疆”的范围内。该委员会下设总务、产业、金融和交通四个委员会，分由卓特巴扎布、陶克陶、金永昌、于品卿、杜运宇、夏恭、马永魁担任总务委员会委员，并且分工兼任产业、金融和交通三个委员会的委员。日本人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这个委员会成为三个伪政权的上级衙门。

　　到了1938年7月间，“蒙疆委员会”扩大组织，把总务委员会以外的三个委员会取消，增加总务、产业、保安、财政、民生和交通六个部，由卓特巴扎布兼总务部长，金永吕兼产业部长，陶克陶兼保安部长，马永魁兼财政部长，杜运字兼民生部长和交通部长。在委员会里，卓特巴扎布、于品卿、夏恭、马永魁，都是虚有其名。而陶克陶与金永昌和杜运宇三个人，才是该会的骨干。因陶克陶与金永昌，系日本关东军豢养多年的特务，杜运字除在日本留学，还娶回一个日本老婆的缘故。陶克陶在此一阶段，既是“联盟政府”的总务部长，又是 “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保安部长，可谓红极一时，经常坐着日本的军用飞机，在张家口和“厚和”之间飞来飞去。“蒙疆委员会”的一切工作，主要是由金永昌和杜运宇两个人，秉承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意旨，操纵和监督三个政权。

　　“蒙疆联合委员会”设有总务委员长，日军想叫德王担任，德王因为反对这个太上政府，故一再推委而不接受。第一次访日便是为此想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并呼吁日本朝野协助他建立“蒙古帝国”。东京方面虽然因金井章二不准吉尔嘎朗直译他的谈话，没有听到他的乞怜哀鸣，但是后来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从“厚和”搬到张家口，受日本特务机关后来改成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就近管辖。德王很不满足“自治”这个词，想赖在“厚和”不走以示抗议。经“驻蒙军”军部派政治参谋大桥熊雄和陶克陶到“厚和”对德王施加压力，而德王又恐怕日军从蒙古人中另选他人，因之于1939年4月间担任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同年9月 1日，在张家口就任“联合政府”的主席。

　　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是一个蒙奸和汉奸混合的政权，统辖五个盟和“察南”、“晋北”两个政权原属地区。

　“联合政府”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增加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政务院由三部扩大成七部，并且添了牧业总局、榷运清查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蒙学院等受正副主席领导的附属衙门，以及驻日代表部、驻满代表部和驻华办事 处等外交机关。从表面上看，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局面。

　　“联合政府”比“军政府”和“联盟政府”的寿命都长。它从1939年9月1日成立，到 1945年8月20日垮台，差10天存在了6年。初由德王和彳：品卿及夏恭三人，担任正副主席，卓特巴扎布为政务院长，吴鹤龄为参议府议长，我和乌古廷仍分担蒙古军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夏恭死后没叫“晋北”方面出人，由我兼了一个副主席。政务院底下最重要的总务部，完全由日本人把持，由关口保和武内哲夫任部长和次长，将陶克陶调为司法部长。因“联合政府”是由“蒙疆联合委员会”蜕变而来，故由“晋北”的马永魁任财政部长，“察南”的杜运宇任产业部长，“东蒙”的金永昌任交通部长。原来任“联盟政府”部长的特克希卜彦和古尔嘎朗，一个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一个任了榷运清查署的署长。“察蒙”卓特巴扎布以外的几个首脑和我带来的几个“汉蒙古”，也在这个新的机构中出现。这就是巴盟盟长补英答赖兼了最高法院院长，锡盟盟长松王兼了民政部长，东苏尼特旗的郡王郭尔卓尔扎市担任了牧业总局局长，刘继广由包头市长升为最高检察厅长。我的另一个师长热河赤峰县人丁其昌调任治安部部长。

　　原“察南”、“晋北”两个伪政府改组为政厅时，由于过去宣化府属l0县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日伪时期除了参加抗战的外，大部避居北平。“察南”政府是由寓居张家口的几个客籍人组成。现在于品卿和杜运宇参加了“蒙疆政府”，“察南政厅”长官一职因地方无适当人选，由“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从伪满调来曾任次长的陈玉铭充任。“晋北政府”是在夏恭和马永魁到了张家口后，由山西浑源的田汝弼(“安福系”政客田应璜的儿子，曾留学日本)担任“晋北政厅”的长官。

　　“联合自治政府”设立在张家口，受“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就近摆弄。内部是由日籍的总务部长关口保把守着主要的关口，各部会局署由顾问变成次长或参事官的日本人主事。从政府的重要人选看，表现厂几根骨：头众犬争，没给“绥蒙”的蒙奸和绥远的汉奸空出一分。夏恭、马永魁和田汝弼相继死后，晋北的汉奸也不能分尝一杯羹了。除了察南的于品卿始终是个牌位外，杜运宇根子很硬、得另眼看待，联合政府里的要职，尽被“察蒙”“东蒙”人平分秋色。

　　我带来的“汉蒙古”能够参加“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以后还领导了“宣化”和“大同”两省与张家口特别市，是因日本人和德王都怕我借水养鱼，用官爵来分化我的军队中的骨干。我的三个汉族师，以第一师较为精锐，故他们从第一师下手，先把刘继广凋为包头市长，我遂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担任第一师长，去率领这个最能打仗的部队。在“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时，德王既不愿“察南”和“晋北”提出人选，又怕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从伪满调人，特别是日军和德王要把我的汉族师，从伪蒙古军中拨出另编警备队，以削弱我的兵权，使我没话说，便提升刘继广为最高检察厅长，调丁其昌为治安部长。热河阜新人李树声，曾给崔兴武和我担任过驻承德的办事处处长。德王想通过此人拉拢我的其他部下，除把他介绍给“军统”马汉三外，并继韩广森(河北南宫入，曾任张家口商务会会长)出任张家口特别市市长。

　　“察南”和“晋北”两个政厅，于1943年改为“宣化省”和“大同省”后，由地方人充任省长。“大同省”的省长由原来的“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继任；“宣化省”的省长由怀安县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李焕瀛担任。’原“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任了汪政权的“中政会” 委员。后来晋北的马永魁病故，用汝弼继任了由财政部改成的经济部部长，便调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为“大同省”的省长。李焕瀛死后把刘继广又调到“宣化省”，李树声由张家口特别市长升到“大同省”，李的遗缺由我的军需处处长热河朝阳人崔景岚继任。于是“蒙疆”五盟以外汉族聚居的两“省”，和“首都”张家口特别市，似乎由我带来的“汉蒙占”进行统治，成了德王分给我的地盘。

　　“联合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41年2月间，德王率领我们到东京二次防日，归国时即把吴鹤龄带回。吴在日本考察期间，学会日文日语，娶了个日本老婆，已经得到日本人的谅解。故在这年4月18日德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让吴鹤龄和卓特巴扎布对凋工作。叫吴任政务院院长，卓任参议府议长。首先把陶克陶踢出，推到参议府担任参议，将司法部和产业部取消，让原来的产业部部长杜运宇改任了司法部长官。其次是将民政和治安两部改组，合并为内政部，由原治安部长丁其昌担任部长，原民政部长松王调任为兴蒙委员会的委员长，原财政部改为经济部，交通部改为交通总局，由马永魁和金永昌分任经济部长和交通总局局长。此外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和恩和布林为驻日、驻满代表部代表，将原总务部改为总务厅，由前总务部的次长日本人武内哲夫充任厅长。从此吴鹤龄成了德王小朝廷的“内阁”总理，专权用事。到1944年年底，他看见日本快要完蛋，才知难而退，躲到北平去“养病”，执政时间约有三年半之久。

　　吴上台后，同乌古廷一起把他们家乡热河喀喇沁的不少蒙古人和汉人，都安插到县政府和“蒙古军”的团部里。乌古廷虽然没摆弄了我，吴鹤龄却在德王左右言听计从，将“察蒙”方面的人，全排挤出政务院，安排到冷衙门里，等于闲散王公；将“察南”和“晋北”的汉奸，也摒弃于圈外。自从田汝弼死了以后，部长之中便没有了“晋北”的人。但吴鹤龄却不敢捋动察南的杜运宇。杜既有靠山又有才干，不仅担任司法部长官，还兼任了田汝弼遗留下的经济部部长。金永昌看见陶克陶失掉了权势，知道日本人把吴鹤龄视为头面人物，看陶克陶和他是一般的特务，以后也变成了随风倒，在吴鹤龄面前不敢表示有恃无恐，直到“联合政府”垮台以前，尚能保全官职。

　　我因有枪杆子撑腰，吴鹤龄对我和我的人颇为客气。故丁其昌得以蝉联厂去，刘继广和李树声也能调出去领导宣化和大同两个“省”。可是他对副主席于品卿，却两样对待。部长以上的人都有专用卧车，于在开会时才派公用卧车接送。于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便回他的商号中去当经理。他像“察蒙”的那几个总管一样，见了吴鹤龄高声话都不说，老是曲腰称“是”，连一个私人也无权举荐到政府里担任小官。

　　在1933年德王在百灵庙打起内蒙“自治”的旗帜时，国民党中央10月间派内政部长黄绍紘前往百灵庙进行巡视，吴鹤龄以两面手法讨好蒋介石和德王，这时他已是内蒙的驻京代表。当时，德王等要求脱离察、绥两省实行“自治”，宋哲元和傅作义主张必须由察、绥两省节制，双方争执各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局。吴鹤龄由南京前往百灵庙，替国民党中央进行斡旋。可是当谈判再度开始，他又站在德王方面力争脱离两省实行“高度自治”，弄得黄绍蛇无法接受。后经班禅出面调停，才决定了成立“蒙政会”的折中办法。由于吴鹤龄应付灵活，竟将国民党中央骗过，因而1936年春德王在察北建立伪“军政府”前夕，蒋介石又打发他前来劝阻。吴鹤龄为图大利不占小便宜，他任“蒙政会”委员和驻京办事处长时，对于国民党中央拨给“蒙政会”的经费物资，从没有揩油装腰包，在蒙古的官僚政客里很少有这样的“操守”，因而更取得了德王的信任和倚重。

　　在1936年2月间，吴鹤龄由南京到察北，他在张北阻挠察哈尔建盟没有成功，同行的尼冠洲被日本特务杀害，他被德王营救脱险，护送到西苏尼特旗后再没有回南京。4月间“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我到西苏尼特旗去找德王，见吴被招待在王府东小院的三间静室里。他整天阅读线装古书，不和旁人来往，因为多年茹素，在吃饭时也不出小院，装作道貌岸然，只是德王常去看他，二人谈到深夜才散。当时他很不引人们的注目，在“乌珠穆沁会议”上才显出他的才干，被一些人誉为“圣人”，并更加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猜忌。

　　伪“军政府”成立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田中玖，认为吴被蒋介石打发来操纵德王，曾和陶克陶计划派刺客杀他。德王为了他的安全，又把他弄回西苏尼特旗，故吴虽任参议府议长，但不在嘉卜寺上班办公。日本关东军的政治参谋田中隆吉来到嘉卜寺，德王说吴忠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已经和蒋介石完全断绝关系，他敢以身家性命作为担保。并说：“你们既然承认错杀了尼冠洲，对团结蒙古人建立东亚新秩序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再把吴也干掉，蒙古的知识分子谁还敢来嘉卜寺为军政府服务。”经德王的再三解释，田中隆吉才叫田中玖把吴放过，并且在改组“联盟政府”时，让吴担任了参议府议长，给以后“组阁”创造了条件。

　　吴鹤龄在归绥的时候，把原配女人从喀喇沁老家中接来，住到新城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上的应酬。政府开会时，也是打着一般的官腔，没有会议即不上班，回家闭门读书。他因为精神苦闷，偶尔下旧城到我的家里吸鸦片，并和任过绥远通志馆馆长的归绥汉族文人郭象伋，研讨内蒙的历史沿革。此人不仅小事聪明，而且对大事也有一定见解。他在我家初吸鸦片时，一分钟就把打烟泡学会，以后抽得上了瘾，向我要上药丸毅然戒绝。他从郭象假那里借到不少古书，把长城内外各县的志书完全看过。他向我说：“元朝所以失败，明朝的鄂尔多斯部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只会焚掠残杀，懂不得用政治收买汉族人心。我们要想在此一区域能够长久呆下去，应该仿照清朝康熙皇帝的做法。”

　　我在这些方面，对他产生了钦佩，觉得这样一个能干的人投降了日本，未免可惜。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也和我们落水到一起?”他说：“我在南京时，见军政部挂着一张全国地图，把标志军队布防的箭头，都搁在黄河南岸，证明国民党已把华北放弃，将蒙古扔掉。并且听说蒋介石因全国人每人平均只有五颗子弹，故不敢抗战，要进行曲线救国。何应钦主张退守黄河以南，以争取外援，叫他暂缓投降。我感到抗战没有前途，就跑回来了，想协助德王拯救咱们的民族，使得少受一些灾难。”他对别人也是如此说法，让蒙古人和日本人听见都不刺耳。

　　吴鹤龄在东京的两年期间，日本方面按外宾招待他，他很快就学会日文和日语，并娶了日本老婆。他所以要娶日本老婆，完全是为了表示亲日。我们二次访日时，他住在一幢很雅致的小楼里。他指着那个日本女人，用汉话和我说：“我半年就学会日本话，她快两年还听不懂中国话。我跟她结婚，是他们的人给介绍的，故她来我这里，负有监视我的使命。经过我对她体贴，她对我很忠实，已经在精神上脱离了日本国籍，成了咱们蒙古的女人了。去年日本的宪兵，还不断来我这里，在楼底下问她要关于我的情报。她什么也不说，逼得没办法的时候，只是痛哭，我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听得非常清楚。宪兵走后她跑到楼上，把经过一五一十地都告给了我。”由此看来，吴很会应付环境。他在东京期间，从事社交活动，和日本的一些权贵人物来往，最后终于使日本兴亚院由怀疑转变为信任。

　　吴鹤龄执政以后，先是引用自己的亲信故旧，硬往政府各部门中插入，分布了好多羽翼。他和我的参谋长乌古廷是郎舅关系，乌古廷引用的多是喀喇沁的武人和“东北讲武堂”的汉族同学；吴鹤龄引用的除了老朋友和老同学外，还有他二弟吴椿龄在喀喇沁培养的蒙汉学生。

　　察绥两省和山西的雁门关外在沦陷时期，出口了大宗皮毛、牲畜、粮食、煤炭、盐碱和鸦片，这些战略物资和土特产品，除了由日本的“驻蒙军”军部和日本的各种“株式会社”控制，也由伪政务院经管一部，详细的情况我不大了解。我只知伪蒙每年卖给“华北”15万头羊，按“华北”的伪钞折价，由罗励甫负责此项牲畜交易。罗励甫收到羊款以后，他不马上交给伪蒙疆银行的北平办事处，而是将款套购成黄金、布匹，等待“毕北”伪钞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才带回张家口结账。这样罗励甫从中获得了暴利，蒙古王公、总管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结果卖出一头羊，用羊价买不回一张羊皮。乌盟在“朝”中无人，巴盟和察盟产羊很少，补英答赖和卓特巴扎布碍于德王的情面，不好意思顶撞吴鹤龄；锡盟不但产羊很多，而且盟长兼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王从不让人，因而在一次正副主席和盟长们召开的会议上，当众把此事端出。

　　我比德王爱交际应酬，在归绥和张家口的院子，雇有山东厨师和备有鸦片烟灯，伪蒙政府的一些首脑们，均爱到我的家中聚谈。那次会议的正题目，是向各盟征兵，以补充蒙古军的缺额，在我的客厅中举行。可能是几个盟长事前开过小会，大家坐定未谈正题以前，松王劈头就提出卖羊的事情。吴鹤龄说：“我不知道此事，可以叫罗励甫来给大家交代。”松王的秘书当即给“政务院”打去一个电话，罗还以为是吴对他吩咐别的事情，所以带着一个公事包走来，以致嚅嚅嗫嗫地无话可答，吴便以蒙语替罗解释，使罗好能措辞。松王一看此种情形，手指着吴和罗，用汉话挖苦地说：“噫!叫他交代，你给翻译，哈哈!你们两个人……”。弄得罗越发呆若木鸡，吴更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德王和补英答赖与卓特巴扎布等部不吭声。我看陷入僵局，便用“不要谈你们的羊了，先说我的兵吧，如果没有兵，狼来吃羊谁给你们打”的逗趣话，才给吴鹤龄解了围，松王也就坐在沙发里面不说话了。

　　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冬天，吴的宦囊已经很满。一方面看到日本快要完蛋，恋栈无好下场；另方面日本人怕他留在“蒙疆”给德王和我出主意，也有意把这个危险人物排除出去，他便以养病为名，辞职躲到北平观风。日本投降以后，他除分到很多日本丢给蒙奸的物资外。还把德王和我耍弄到重庆，重新进行政治投机。蒋介石委他为军委会蒙古宣导团主任，他的妹夫乌古廷也担任了东北行辕的少将高参，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他俩把北平的财产都变卖成黄金，完全转移到台湾。1949年夏德王和我到阿拉善旗，搞西蒙自治，他俩去阿旗走了一趟，看到凶多吉少，便从兰州坐上飞机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