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古军”的发展变迁

　　德王在1935年11月间，因为国民党中央决定“察绥分治”，他于1936年1月，公开投敌，自任“蒙古军”总司令。这时，除了他在百灵庙有他以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为基础扩充起来的七八百“蒙政会”保安总队，和1935年冬我在西苏尼特旗给他组成的五、六百警卫团外，锡林郭勒盟的王公及察哈尔部的总管，大都不敢或不愿出兵协助他进行政{台投机和冒险。所以，他虽树起了“引魂幡”，并没有招来多少牛鬼蛇神。因此，日本关东军让我跟他合作，以支持他的伪蒙政权。
　　1936年5月12日，嘉卜寺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我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伪“蒙古军”第一军，是由我的“察东警备军”改编而成。它来源于驻防热河的“毅军”旧部、围场县的民团和朝阳一带的胡匪以及土默特左旗与科尔沁部的马贼。除了我是蒙古人外，官兵中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蒙古人，基本上是以汉人为基干的。编为刘继广（山东人)的第一师，尹宝山(林西人)的第二师，王振华(辽宁人)的第三师，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汉师”。但德王的第二军搭不起架子来，就向关东军请求，由伪满统治的蒙旗给补充兵员。可是，日本人恐怕蒙古入团结起来，他们不好驾驭，并且有意让我同德王发生矛盾，不使我们和衷共济，特从我的家乡卓索图盟和我长期驻防的昭乌达盟，借来6000多人马，派德王的警卫团长宝贵廷，前去接兵，于7月间带到嘉卜寺附近。这6000多人，大都是土默特左右两旗的蒙古人和朝阳、阜新两个县的汉人。蒙古人比汉人超过两倍，军官多数是蒙古人。这批人就编成四、五、六师，后来也编入第—军，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蒙师”。

　　我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都是胡匪的“合杆”(合伙)性质。在热河人的大团体中，有好多各自独立的小团体。按照“合杆”规矩，宝贵廷当了第四师师长，宝贵廷在伪蒙时期，一直在德王和我之间来回摇摆。他是住过新式学校的蒙古上层，我始终不把他按嫡系对待。

　　从热河来的6000人，土默特左旗的是由该旗的统领伊恒额率领；土默特右旗的是由该旗王爷沁巴乌尔济的四哥宝音乌勒吉(七星台庙的活佛，人称“四佛爷) 率领。热河各盟旗以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口最多。所以，这6000人当中，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左旗设治的早新、石旗设治的朝阳的汉人，就占5000多人。伊恒额跟我结拜，宝音乌勒吉和我是同乡。所以，我把土默特旗的蒙古人和阜新县的汉人编为第五师；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和朝阳县的汉人编为第六师，由伊恒额和宝音乌勒吉分别任师长。将土默特左旗的蒙古人田英和朝阳汉人李鸣运，充任了五、六两师的副师长。田英出身于马贼，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李鸣运出身于胡匪，后来参加过“毅军”，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这次前来投我，都带着自己的“杆子”。于是五、六两师，很自然地就成了我的羽翼，他们都服从我，而不听德王指挥。在 1936年秋天，日本关东军派坂垣前来检阅前，三个“汉师”在张北附近驻防；三个“蒙师”在嘉卜寺附近驻防。以后，我和德王因争权发生了冲突，日本在张北给我另外组织了一个“蒙古军”张北行营司令部，我就把五、六两师和一、二、三师集中在一起，留下宝贵廷的第四师，担任嘉卜寺的城防，以保护由我的人组成的总司令部，并表示我和德王没有完全决裂。“七七事变”后，傅作义派石玉山攻占嘉卜寺时，宝贵廷没有跟德王逃往多伦，也把队伍带到张北附近。

　　 “蒙古军”中真正的“蒙师”，是德王跑到多伦以后成立的七、八、九师和警卫师。这时，德王“蒙政会”时的保安总队，已于年前在百灵庙被傅作义打垮了，他是以自己的警卫团改称为警卫师，由锡盟阿巴嘎旗王爷雄诺敦都布为师长；以察哈尔部的东四旗和四个群(相当于行政区划的旗)的兵编为第七师，由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为师长；以从科尔沁旗一带招募的兵和从锡盟各旗征的兵，编成包悦卿和包海明的第八师和第九师。二包都是“东蒙”的知识分子。包悦卿曾任绥境“蒙政会” 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海明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所以这两个“蒙师”，和我的那三个“蒙师”有显著的区别。它们是蒙古上层把牧民、奴隶组织起来的军队，里边很少由“小队”和马贼出身的人。至于第七师的察哈尔部官兵。差不多都会说汉语。有的罗官、老兵，并且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和当过马贼。特别是那个警卫师，是我利用热河的蒙古人先给德王组成的警卫团，里边几乎全是马贼。因此，后来由警卫师缩小为伪蒙政府的卫队时，德王把老兵拨给八、九两师，另招了西苏尼特旗的新兵。这四个所谓“蒙古师”，没有一个是德王所理想的蒙古军队。锡盟、察哈尔部里的兵，都掺着汉人。

　　1937年9月，“蒙古军”配合日军进犯绥远以前，我同德王由于形势所迫又言归于好，不过仍是各带各的兵。我带的三个“汉师”，因第二师长尹宝山，在商都作战和协同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时不听指挥，并且把收抚刘桂堂的井得泉团逼到马占山那里，所以被日本最高顾问田中玖撤了职，调充了伪德化市的副市长，由该师团长陈景春升任师长。陈和另一个团长朱恩武，都是热河围场县的大地主。围场的土匪很多，地主武装力量相当雄厚。象“东北军”里边的荣三点、白凤翔，便是围场的胡匪头子。跟“国民军”有关系的姚景川，便是围场地主武装的首领。我的第二师原先有两个围场人，陈景春升任师长后，他一方面领上队伍向绥远出发，一方面打发人回家招兵。到了归绥不久，便把井得泉带走的缺额补齐，这个帅越发成了由围场民团组成的团体了。我带的三个“蒙师”，在进犯绥远前，也有变动。第六师师长换了德王“乌滂守备队”干部训练班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乌云飞(卓盟喀喇沁左旗人)。因为原来的师长宝音乌勒吉是个活佛，他参加“蒙古军”是想过官瘾，恐怕上火线被枪炮打死。听说队伍到商都解尹宝山第二师之围，便装孬向我请了长假。我为了表示和德王重新合作，便叫他的学生乌云飞担任了师长。实际上是由副师长掌握一切，乌云飞和宝音乌勒吉那是有职无权的傀儡。

　　德王的四个师，在进犯绥远前，由伪满的“兴安军”给介绍扎青扎布来担任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的父亲人称戴扎兰(戴是汉姓，扎兰是官衔)和我是磕头弟兄。他从多伦来张北见我，便以此种关系跟我表示近乎。，所以，德王虽然号称有四个师，除了扎青扎布倾向我，和包海明又极端亲日，他只能把握住穆克登宝的第七师，他连警卫师也难掌握住。因为德王成立警卫团时，我用“偷兵”办法，从伪满“兴安军”中叫出五、六百旧部，只要我说一句话，仍能把编到“警卫师”的马贼，叫到我的第一军里边。德王所谓的4个“蒙师”，合在一起，也不如我的一个“汉师”人多。我是以8000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和一个炮兵大队，每个师的人数都在2000人以上；而德王的每个师平均才五六百人。并且我把日本人先后给我拨到的11000多枝新枪，都装备了自己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四五十门野炮和山炮，也完全掌握在我的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手中。德王的四个师，有一半是旧枪，自动武器很少，更无重武器。从装备上看是不能和我相比的。

　　从占领绥包后，穆克登宝的人马便所剩无几，遂把第七师的番号给了正黄旗的保安队，由该旗总管达密凌苏龙担任了师长。此人胡须很长，编着一个辫子挂在耳朵上边，非常老奸巨猾。提起这位“长胡子”在东五县家喻户晓，能号召起这一带的民团、土匪。原来他在政治上反对德王而倾向傅作义。绥包沦陷前夕，就是他给他的义子石玉LU补充500多匹战马，壮大了石的“骑四师”，把嘉卜寺的伪“蒙古军政府”捣毁。绥包沦陷后，他投敌了，还是不听德王的话，自此德王在“蒙古军”中，越发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加之日本人不让德王独揽军政大权，所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担任了政务院总裁，由我担任了“蒙古军”总司令。由乌古廷任参谋长，再没有安插副总司令。这时补英答赖任厂“巴彦塔拉盟”的盟长，卓特巴扎布并以“察哈尔盟”盟长兼了张家口“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

　　伪“蒙古军”初到绥远的时候，总司令部设在包头。准备由包头再往西进犯，去占领后套和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对伊盟形成三面包围以后，再去占领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七旗。因为日军恐怕战线拉得过长，决定了以包头为前进的终点。于是我们由进攻变成了防御，遂把总司令部移到归绥旧城。同时归绥成了伪蒙的“首都”，也有必要让总司令部和政府驻到一个地方。至于各师驻防的情况，刘继广的第一师驻在包头，陈景春的第二师驻在归绥，王振华的第三师驻在集宁，宝贵廷的第四师驻于包头黄河对岸的达拉特旗大树湾，伊恒额的第五师驻于四子王旗，乌云飞的第六师驻于张北的公会一带，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在正黄旗原地不动，扎青扎布的第八师驻于武川西部的乌兰不浪一带，包海明的第九师驻于百灵庙。德王在多伦由警卫团改称的警卫师，到了归绥改为伪蒙政府的卫队，驻在归绥新城保护机关、仓库，已不列入“蒙古军”的序列。以后除了，临时调动，建制变化(第四师与第六师合并，第八师与第九师合并)外，防区一直维持着这种状态。一、二、三师改编为伪“治安警备队”的三个集团，也只是随着伪蒙政府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三集团调到“察南”的平绥路东段，第二集团将防区扩大至集宁，总司令部和第一集团始终没有离开绥包两地。

　　我任“蒙古军”总司令的初期，也就是 1937年10月到1938年年底这一阶段，一共拥有1万2千骑兵和两千炮兵的主力，加上七、八、九三个师，可以指挥调动1万8千多人。所以这一阶段，是 “蒙古军”的全盛时期，也是我的黄金时代。却也因此而使日本感到不安，并引起德王的嫉妒，都想削我的兵权，于是向我施展偷梁换柱和抽筋剥皮的手段。在“汉师”方面，我进入包头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地方秩序，便让驻防包头的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充任了伪包头市的市长(日本人和德王都知道我的第一师，是由“毅军”的底子给打的基础。纪律和战斗力比其它的师要好、较强。所以先从我的第一师下手)，脱离军队去当文官，使我失去一员健将。我不得不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去担任第一师师长。丁其昌担任师长到1939年秋天。在这年9月1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即把丁调为治安部长，同时把刘继广凋升为伪政府的最高检察厅厅长，都由包头弄到张家口，和第一师完全隔离。把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还为以后把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做了借口。因为我手下的人材很少，选不出率领这个基干师的将领，遂由该师行伍出身的团长郭秀珠升充了第一师的师长。

　　第二师和第三师驻到归绥、集宁附近以后，一天比一天腐化堕落。二师师长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在率领民团参加崔兴武的“东北军”十七旅以前，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国民军”，故社会关系和头脑里的思想比一般行伍和胡匪出身的军官复杂。他在归绥驻防期间，除了贩运烟土致富，还想在政治上另找出路。故和抗战部队派过来的人乱拉关系，特别是和驻在后套的国民党军委会热河特派员姚景川(围场人)来往非常频繁。他怕事情暴露以后，身家性命难保，便在1939年脱离了军队，给德王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由团长朱恩武升任了师长。第三师大都是收编的胡匪，我为了使这个师走向正规，在察北开始组织时，即让曾给崔兴武任过参谋主任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王振华担任师长。王在 1938年夏天傅作义反攻归绥时，因团长慕新亚投降马占山而被撤，我又调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刘星寒占接充第三师的师长。刘是我的朋友刘子布(曾给常万里和石文华当过营长)的儿子，又是第六师副师长李鸣远的女婿，并且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我是用他来顶替乌古廷的。由于刘不像乌古廷那样巴结日本顾问，担任师长不久便以暗通抗战部队的嫌疑，被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撤职，调到归绥的一个日本“株式会社”中领取干薪，后来他出走到重庆投奔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克什克腾旗蒙古人，和刘子布是朋友)没有找到适当工作，北返到陕北府谷哈拉寨r参加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我因再派不出入去充任第三师师长，即使把人派去也要被日本人顶回去，遂把该师胡匪出身的团长宋鹏九，提升成第三师的师长。所以三个“汉师”在1940年夏天改编伪“治安警备队”以前，师长全换成了新人，各团也不是原先的那班人马了。

　　日军从伪“蒙古军”四、五、六三个师抽兵的借口，是伪满要人充实“兴安军”，预防苏联进攻热河，时间是在1938年年底。这时武汉沦陷，抗战的形势正处于低潮阶段。并且德王也有心拆我的台，所以他不表示强硬态度，我只好把士兵交出，于是我的三个蒙师马上成了空壳。德王想把这三个师的番号操到自己的手中，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兵补充缺额。先给了宝贵廷五、六百人，但迟迟不给五师和六师补兵。五师师长伊恒额和六师副师长李鸣运，对于前途感到悲观失望，都向我递上坚决不干的辞呈。德王借此叫乌古廷举荐韩凤楼(被蒋介石宪兵第三团在北平暗杀的百灵庙“蒙政会”保安总队长韩风林的哥哥)为第五师的师长，第六师也被乌云飞完全抓起；由于宝贵廷对我并不忠实，我已没有了可靠的“蒙师”。伪“蒙古军”在进入归绥不久，便成立起军官学校，由原伪满“兴安军”的脑门答赖(汉名高庆春，1936年即从伪满到了西苏尼特旗，任伪“蒙古军”上校)担任校长。

　　后来德王要叫他的人抓军官学校这个教育机关，于是乌云飞和脑门答赖对调，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脑门答赖担任了第六师师长。四、五、六师被德王操起来之后，每师只给补充了五、六百新兵。宝贵廷的第四师在大树湾驻防和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接触，伤亡、逃跑所剩无几，在1940年春天“五原战役”以后，即和第六师合并，宝本人调回总司令部担任了教育部部长。此外的那三个蒙师，除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一直没有变动。第八师在武川被八路军和傅作义的游击部队打垮，扎青扎布阵亡以后，和包海明的第九师合并。包继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凋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乌力吉敖喜尔充任师长，乌云飞离开军队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这样伪“蒙古军”的六个“蒙师”从1940年开始就把四师和八师的番号取消了，只是七师的人数不减，其余3个师合计不足2千人，成了布置在大青山后的边防军了。

　　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在1939年9月1日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一师师长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时，即已内定，不过当时没有公布。到1940年夏天“五原战役”结束之后，张家口的日本“驻蒙军”军部才给我下达了这一命令，把三个师改为三个集团，团改为大队，连改为中队，排改为小队。为了改编工作顺利进行，由原来的每师三个团，改为一个集团下辖四个大队，将师的直属部队完全取消，共是12个大队。集团长的手中没有了兵。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不愿扔枪，屈就了大队长。把第一集团长的空地位，让给。了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郭光举。这三个集团中的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分驻在绥远各县，集团部仍分设在包头和归绥。第三集团开到察南，集团部设在怀来，都被化整为零。“治安警备队”名义上受治安部长丁其昌指挥，实际上由驻在地的日本部队或特务机关操纵，成丁各自为政的12个小单位。因此，军官尽吃空额，把原先3个师的6千多人，变成每一个大队只有300多人了。日军和德王把我的 “蒙师”的兵抽走，等于去了我的左胳臂，将我的“汉师”整个编走，等于去了我的右胳臂。所以这两件事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改组我的总司令部，结果负责的汉人全被挤出，炮兵大队也被张启祥操起，给我只扔下一个警卫连。郭光举就是因为在各处之上增设了管理各处的参谋、教育和总务三部，参谋处长之上有参谋长和参谋部长，他才下了部队。他担任了“治安警备队”的第一集团长，遗缺补了乌力吉敖喜尔。乌力吉敖喜尔出任第九师师长。这是在1942年到1943年这一阶段的简要情况。

　　从1940年“五原战役”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蒙古军”有名无实了。并且我除了在暗中掌握“治安警备队”，已把“蒙古军”的事，让日本顾问和参谋长乌占廷去折腾。可是日本人对我仍不放心，对乌古廷也有所怀疑。在德国快要垮台、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尖失利的1945年春天，先把乌古廷撤职，调宝贵廷为参谋长；后将我由归绥叫到张家口，将我跟绥远的部队隔离开来。在此期间突然让“治安警备队”归还“蒙古军”建制，把三个集团编成六个“汉师”，加上四个“蒙师”，以及一个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纠合起的两部分人，共凑成12个师。“汉师”是按一、二、三、四、五、六排列， “蒙师”的七、九两个师未动，因为“治安警备队”已由三个集团很快改成了六个师，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某的队伍还未编制就绪，日本就宣告投降。故我弄不清“蒙师”的五、六两师，是否改为八师和十师。我只记得“汉师”是由伪宣化省省长刘继广兼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为第二师师长，宋鹏九为第三师师长，郭光举为第四师师长，朱恩武为第五师师长，门树槐为第六师师长。郭秀珠那个大队原来驻在包头，因赤诚、龙关一带的八路军非常活跃，把宋鹏九的第三集团弄得无法招架，遂把郭秀珠的那个大队由包头调去。故归还“蒙古军”建制时，将察哈尔境内的“治安警备队”编为一、二、三师，绥远境内的“治安警备队”编为四、五、六师。

　　日本投降前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解放察北，八路军把张家口、大同至归绥之间的铁路切断，博作义也从后套跑了出来，于是“蒙古军”的十个师没有集中到一起。“蒙师”里边除厂第九师由乌力吉敖喜尔率领，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韩凤楼、脑门答赖和达密凌苏龙所带的三个师，完全被苏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缴械。”汉师”驻在绥远的三个师，都被宝贵廷抓起，连同张启祥的炮兵大队以“新十路军”的名义归降了傅作义的“十二战区”。大炮让傅作义的四个军瓜分了。骑兵最后缩编成一个旅，由安恩达率领，跟上董其武起义了。驻在察哈尔的三个师，因刘继广离开部队多年，郭秀珠回包头探家，全倾向了宋鹏九。宋掩护着马汉三的一部电台，把我派去协助他的丁其昌顶回，想望国民党另给他编制队伍。“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叫他先在解放区扰乱，以致马匹大部饿死，士兵大部逃跑，结果3个师只剩下180多骑兵和300多步兵。听见我带上刘继广和郭秀珠出关给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他在南口附近无法存留，便跑到热河开鲁找我，我给他编了一个师。开鲁解放时，我只身脱逃，刘继广因未去开鲁，其余都被解放军俘虏。“蒙古军”可以说是从开鲁起家，最后还在开鲁完全覆灭。它祸害了察、绥两省，连前带后共汁—十五六年。

冈村宁次召开的一次华北伪军首脑会议

　　1944年秋末冬初时，我在厚和市(今呼和浩特)突然接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的一个紧急通知，叫我带上堀顾问，到北平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我带着堀顾问和翻译郝贵堂，乘飞机到张家口，停留了两天，转乘火车去了北平。“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和我们说，日本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召集“华北”的军队将领和“蒙古军”首领研究联防问题。德王听到这个消息，怕我和“华北”的伪军头子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开会，有失伪蒙“国格”，叫我暂勿前往，让“驻蒙军”军部给北平去电话：“开会时许李坐首席，李才前往参加；如不许李坐首席，李即不去参加。”北平回了个可照办的电话，我们方由张家口启行。

　　会议在铁狮子胡同日本驻军司令部举行。因为“华北”的伪军头子在北平都有房院或办事处，出席会的人会前没有见面。开会时才知道有我和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以及解放后在某地用椅子抬出去枪决的那个姓张的(佚其名)代表了六个单位。庞炳勋的儿子给他担任随从秘书，被日本宪兵挡在会议室门口。我见他非常难堪，便把他让到首席上边。我认为都是些汉奸，还分什么高低大小，没听德王的那套说法，便挨着庞炳勋坐下。冈村首先指着我向他们说：“蒙古军李总司令来出席这次会议，是象征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大联合。”接着冈村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拿出写好的单子，要求补充械弹和增拨经费。冈村很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研究以后再通知你们。”他见我不做声，便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说：“蒙古军的困难，由驻蒙军给完全解决。”最后冈村叫他的副官，递给每人一张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 10万元的支票，他说：“我没时间招待你们，伯；们拿上这去零花，一方面等待给你们解决问题，一方面趁此在北平玩个十天半月。大家在前方都备尝辛苦，可以好好去休息一下。”会议就这样结束，根本没提如何联防的事情。

　　第二天，为了显示“华北”和“蒙疆”的军事联合，又把我们召集到铁狮子胡同合照了一张相。摄影后，十几个伪报的新闻记者，将我们围在客厅里边，叫我们谈有关强化治安，保护民众一类的话。因为谁的防区内也不稳固，谁的队伍也不保护老百姓，所以都无话可说，空气陷入沉默。我便向庞、孙说：“得淡几句。”张岚峰说：“那你就谈吧!”于是我向记者们说：“我是个蒙古人，被长城隔在外地，离华北很远，消息阻塞，这里的地方治安不知道．民众的痛苦也不知道，我所谈的就是这些，完了。”记者听我不着边际的谈话，知道别人再谈不出什么，怕呆下去越发要冷场，便扫兴地纷纷辞去。不过翌日的各报上，还是登出日本人看见高兴，我们不敢否认，由他们编造出的一大篇冠冕堂皇的谈话。

　　打发走新闻记者，张岚峰叫我去他家里“串门”。我因对这次会议非常纳闷，也想让他给我掏一掏耳朵(透露点消息)，同堀顾问回我什锦花园家中吃完午饭，把他撇下，我便去拜访张岚峰。张那时刚买下佟麟阁的一连四个大院的房产，油漆粉刷一新，正由佣人在每间房子中摆设家俱古董。他向我吹嘘说：“我有30多万人，占有十儿县地盘，四面被八路军围着，和蒋介石通着一个口子，给蒋供应物资，所以拣了不少的钱。何其巩要为他的大学捐款，我一下子给了他30万。”我们正闲扯的时候，庞炳勋也来拜访张岚峰。寒暄毕，我便冒失地问庞：“将军鼎鼎大名，为啥也从那边过来，跟我们干这?”他说：“我没有什么，报上给我瞎宣传。我把队伍从那边带了过来，完全是上了孙老殿的当。”接着我迫不及待地问张岚峰：“冈村把咱们都叫来，究竟是搞啥?”张说：“日本人现在正准备打通广西到安南的道路，华北的日军大都调走，故把咱们全稳在北平，恐怕抄他们的后路。”我问庞炳勋，他也是如此判断。庞因不像张那样得意，听我和张闲扯各自防区里的情况，不插嘴，坐在一旁直打咳声。吃过饭后，我怕他们有事要谈，为回避起见，即向张、庞两人告别。

　　孙殿英到了北平非常活跃，坐上汽车到处拜客。他拜见完我，我把他送出大门，看到他的卫士，用手枪朝着我的门口，做出射击的姿势。我挖苦他说：“你真是鱼不失水。”因为他在热河为巴结汤玉麟，汤的姨太太死时，曾拿着一根哭丧棒站在灵前充当大孝子；后来汤玉麟从承德出走，把队伍从热河退到察北，孙翻脸无情，在狼尾巴山底下把汤部解决了好多。我因鄙视他的人格，所以这次没去他的办事处回拜，他让潭庆林给我捎话，说我老蒙古不懂礼节。孙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遍访民国以来寓居北平的失意军阀，连穷困潦倒在东城一个破小院里的前宣化镇守使谭庆林，也被他找到。因为他拜了人，人们也去回拜他，所以他的办事处门口，停满了好多汽车。他就是以此来壮声势，表示他有很大的号召力，从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希望日本对他加以重用。

　　我怕傅作义牵制日军进攻广西，乘大同厚宫师团大部开走的空隙，再从后套出来袭击包头或厚和。便向堀顾问说明此意，叫他转告冈村宁次允许我返回防地。由于他们把我弄到北平是做为陪衬，主要是软禁华北的伪军头子，故对我未加阻止，住了五六天我即回到厚和。堀顾问见冈村时，冈村表示他很愿意加强装备“蒙古军”，特许华北的兵工厂卖给“蒙古军”5干枝步枪。后来由堀顾问用伪“蒙疆银行”的钱洽购回厚和。这批华北造的枪质量太坏，装入子弹一打就炸枪筒，我叫连续试验了十几枝，没有一枝能用。日本快倒霉的时候，兵工厂也偷工减料起来。我的最高顾问小仓听见生了气，叫堀顾问全数给退回那个兵工厂。